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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小序第46节 还是玛丽和约翰的九七！
TheStoryofEnglish里称新加坡英文为Singlish，说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英语虽然自成“土”气，却是目前最好的沟通方式，只要政府下点功夫花一笔经费，一定可以改善。于是，政府官员要上特别训练班去学书写英文；《海峡时报》请英文专家写语言专栏，叫Letswatchourwords。可是，新加坡英语还是保住独特的腔调；新加坡诗人ArthurYap还是以写“本土英文诗”出名；他有一句诗说：“。。。thisplaygroundisnottoobad；butImalways/soworried；carhere；carthere。”一位专写新加坡英文的女作家CatherineLim的作品里有一句对白是这样写的：“Bigfamily！ Ha！ Ha！ Nogood；Madam。Inthosedays；wheregotFamilyPlanninginSingapore？”《英文的故事》说，在新太平洋年代里，西班牙文和中文可能会大大打击世界英文（WorldEnglish）的前途：拉丁美洲经济潜力无可限量；整个远东地区讲中国话的人太多了；美国的强国地位渐渐式微之后，连新加坡之类的国家可能都要转而支持用国语做亚洲的商业语言。
新加坡当年是英国殖民地，后来脱颖而出，成了一个多种族国家，他们需要用英文去维系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但是新加坡华人除了会说福建话、粤语、潮州话等方言，中国的国语非常普遍，人人会说甚至会写中文。香港快要脱离殖民地时代了，不是独立，是回归中国；香港不需要用英文去维系香港中国人之间的关系；香港各省籍的中国人都会说自己乡下的方言，外省人多多少少也都会说粤语，普通话更慢慢普遍起来了。香港将来为了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大家自然必须继续学好英文；英文始终是香港的商业语言。有了这样的前景，香港人应该慢慢戒掉过分抬举英文的陋习。高等学府学术机构教职员开会全讲英语，会议纪录篇篇蟹行；节日典礼虽然全是中国人出席，只有三两洋人在场，仪式居然也英语为主。几辈子都在迁就洋人了，还要迁就下去？连中国大陆也不争气起来了：饼干叫“克力架”、叫“曲奇”；乡镇企业给自己的商号起了“西格玛”、“德利斯”的洋名：“约翰”、“玛丽”满街都是。这些人懂多少英文？不懂英文其实又有什么大不了？六十年代我在新加坡住过相当长一段时期，学会了满口“carhere；carthere”的英语；没想到九七都来了，到时候香港街上可能还是碰不到几个名字雅致的中国人，反而Maryhere；Marythere；Johnhere；Johnthere。Nogood极了！
赶走寝宫里的卫兵
相传李莲英这位孝钦后的宠监势焰熏灼，胆识薄弱，不敢做恶事，只会阴柔害物。当时李鸿章由直督入相，向来骄贵，而且自负勋劳，看不起同辈，人人慑其名位，不跟他计较。李鸿章难免也得罪过李莲英，太监怀恨在心，有一天突然对李鸿章说：“老佛爷想修颐和园，借便游幸，可惜库帑支绌，而且觉得这是不急之工，不想拨款兴修。我公是国家重臣，何不报效这项工程，为诸臣倡？”李鸿章原是富人，又想讨好孝钦，欣然答应了。李莲英接着说：“我先安排我公入颐和园，看看何处应该修葺，一一了然，做起事来较有把握。”李鸿章信以为真；李莲英当下叫人带他入园，乘间密奏于清两宫前，说李大人“擅入禁地，不知何意！”光绪大怒，下诏申饬，交部议处，事后大家传为笑柄，笑李鸿章给这个太监出卖了。
英文“太监”eunuch一字除了说是acastratedmaleperson；alsosuchapersonemployedasaharemattendantorchargedwithimportantaffairsofstate，字源上讲更是“bedchamberguard”（寝宫卫兵）。李莲英给老佛爷梳头红起来，寝宫内外人脉畅通，青丝丛中不知撩起多少恩怨，李鸿章吃的亏实在还不算甚么。立法局议员刘慧卿说，香港人说话中英夹杂，毫不纯净，连立法局议事堂上也这样，她于是发起“不做语言太监”运动，发言必须只说一种语言。刘慧卿说，七十年代香港大学有一本书叫《语言太监》，讽刺香港人“中文唔得，英文又唔得”；她认为议员应该带头净化语言。我不知道香港大学出过这样一本书，也不知道现在还找不找得到这本书。我只觉得刘慧卿这个主张人人都应该支持。刘小姐英文和粤语都讲得很好，并不是因为自己语言偏枯而提出净化语言运动。英文在香港占优势占了太久了，渗透作用大得惊人，无情摧残了中文的尊严，恰似火烧圆明园。不是说中文不可以从英文里吸取养分——圆明园老早流露出西洋建筑的风格；而是说语言文字毕竟不适宜自施宫刑，也不必甘为娈童。陈方安生的英文好；圣约翰毕业的鲁平英文也好；他们见面不用传译员在旁侍候，不论是用英文或者中文交谈，都是可喜的现象。政治思想和语言文字都不可沦为“寝宫卫兵”。
布政司老家的深深庭院
陈重远细说古玩史话，说到一九二五年琉璃厂赵佩斋买进一幅乾隆时代的花鸟缂丝，油渍斑斑，陈旧破损，请修补刺绣名手崔竹亭整理装裱，镶入红木镜框。这幅精品本钱才一百二十元，他派小徒弟拿去给留法回来的刘符城看，开价一千五百元。刘符城还价一千二百元成交。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刘符城快六十岁了，想把珍藏的六幅乾隆缂丝画卖给国家。那时公职人员都不大懂缂丝，出价太低，没有成交，刘符城慨叹旧学凋零，艺术没落。
琉璃厂另一家古玩铺陶古斋的曹旭深一九四三年买到一尊白玉石造观士音像，带紫檀佛龛，本钱一千多块联合币。他鉴定为西夏的作品，考古价值很高。一九四八年有人愿以三千元收购，曹旭深不肯让出，一直收藏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归了公家。后来曹旭深分配到北京首饰公司看管库房。有一天，他在库房的院子里赫然发现当年他那尊白玉石观音像，听任风吹雨淋，紫檀佛龛也不知去向。他伤心透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交心会上，他忍不住说出心里话，引起领导人重视。可是曹旭深从此对文物毫无兴趣了。
中国文化几千岁，老得什么花样都变得出来；具有高度价值的美术工艺作品，历代海内外收藏家和博物馆、人文组织都非常重视。近年科技步步胜天，改造了现代人的生态和心态，文化品味随之别有怀抱，古玩文物的修养自然是一代不如一代了。陈方安生书香世家，这次千里上京三两天，政治上的成败很难从表面现象去论断，送母亲方召的画给鲁平以及逛古董市场这两件小事，却流露出不少中国情怀，冲淡了两地文化疏离的阴影。方召的画意虽然不太有书卷气，给女儿带去做见面礼，毕竟象征了中国人的伦理情操，鲁平对这个晚辈会平添一丝亲切感。她逛古董市场最喜欢明清刺绣，虽然买不成，挑选的过程其实已经带出了她雅致的闺秀品味。她买的一批古董扣子，从符号学上去剖析，自是小桥流水荆钗的绵绵心事。三千块钱买下的雕龙古玉摆饰，为的是配合自己的生肖，不然就显得俗气了。布政司本人未必真有多少中国文化修养，老家深深庭院里清香的桂花、袅袅的炉烟，似乎不断在替她诉说着什么。四旧终归是不可破的：丢在院子里的那一尊白玉石观音教人格外牵挂。……
第四页有三十七个错字
英国名作家GrahamGreene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写信给《泰晤士报》建议统计英国报纸上的错字，以便列入《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他说，五月十二日《泰晤士报》第四页总共有三十七个误植的字，大可上榜；其中entertainment误为entertoinment，成了很好的伦敦东区土话发音；一则破坏公物的消息里误植了rampaign，恰巧成了campaign（战役）和rampage（横冲直撞）混合新字，可以收入牛津大字典里面。他还说，当局严办青少年罪案的决心也教人大为感动，因为那一版上的一条法庭新闻里，两名被告一名居然只三岁，另一名则零岁“…twodefendents（sic）aged3andagedwerecommittedfortrialattheCentralCriminalCourt”。《泰晤士报》的编辑不但来函照登，还给起了一个解嘲的题目：“Isthisarekord？”“纪录”一字故意拼错。这家举世闻名的大报那一阵子似乎流年不利，有一天居然给一位读者挑出十八个误植的字和三十五个拼错的字；同一天的《每日镜报》只有一个字拼错。
校书如扫落叶，向来扫不干净。报纸赶时间，铅字排字的手民之误、电脑植字的键盘之失，实在不足为大罪。偏偏读者给了三五块钱买一份报纸，瞄到几个错字马上光火，甚至函电交加大数编辑部的不是，看了实在教人难过。书籍期刊生产过程比较宽松，错字太多当然不好；标价越贵读者越有权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