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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膨胀。５年后，文馆改为内一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又停了贝勒掌六部，把贝勒等皇亲贵族置于国家机构之外，皇太极独主政务；最后，管监察的都察院和管内处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成立，完成了三院八衙门这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
可以看到，皇太极的改革调整是有限度的。他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而是对旧制度加以限制，再另立新制度与之平行，分享其权力。如八旗制度与八衙门并存、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外又设内三院。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在强敌环伺而国势不稳的情况下，满族社会能够承受这种渐进式的改革而没有发生大的分裂和内战，应该说是皇太极的极大成功，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智慧和远见。
不过，满族社会想要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就必须更快地脱离氏族奴隶制社会的束缚，尽快地完成封建化的过程。表现在国家政权方面，就是必须放弃努尔哈赤晚年所制定的八旗旗主联合共同主政、社会财富也由他们平均分配的体制。事实上，这种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合议制，已经严重地阻碍着后金的前进。这是明摆着的：事权不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那么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外交上都会陷于被动和停滞，甚至倒退。
皇太极谨慎地、但又是坚决地开始了集权的努力。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拥有极大权力的八旗主贝勒们操纵着国家决策机构———议政会议。军政大事都由集体定夺，汗王不能违备旗主们的意愿独断专行。若汗王平庸无能，旗主们还有权将其更换。
皇太极虽然登上汗位，但从登基那天开始，便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大政殿同受群臣朝贺的形式，而且还按月分值，加一切政务，都由值月贝勒掌管，成了轮流执政。三大贝勒以汗兄自居，拥功自傲，在皇太极继位后，都或多或少地有谋逆及藐视汗王的表现。在皇太极极力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他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无论对国家还是对汗王本人，这都是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所以从即汗位之日起，他就开始积极筹划，着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权贵们的势力。
皇太极极力笼络优待四小贝勒、尤其是拥有两白旗的多尔衮、多铎兄弟，以增强与三大贝勒抗衡的力量；
皇太极长期保持着对三位兄长的谦恭和礼敬，长期维持与三位兄长并坐受朝贺的御殿之礼，但是，在他即位后的第二个月，便向每旗派设了一名掌管旗务大臣，有参与国政的权力，有稽查旗内一切事务的权力，直接向汗王负责；
不久，又扩大了议政会议的范围，所有贝勒都参与议政，另外每旗还增派３名议政大臣，八旗旗主对国政的控制权被打破了。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他又以政事繁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而以诸小贝勒代理值月当班的事务。
兄弟并坐南面受朝贺的形式，竟维持了差不多６年！
这对雄心勃勃、胸怀大志的皇太极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磨砺，意志的考验。
皇太极就是皇太极，不是别人，他沉着冷静，聪睿而又坚韧，他善于隐忍不发，等待时机。一旦时机出现，他就会毫不犹豫地紧紧抓住不放，并极力使这时机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一点儿也不浪费。
第一个时机出现在天聪四年（１６３０），第一个撞上网来的倒霉鬼，是二大贝勒阿敏。
阿敏是舒尔哈齐的二子、努尔哈赤的亲侄、皇太极的堂兄。当初舒尔哈齐企图拥兵自立，移加黑扯木时，阿敏也是怂恿者和追随者。努尔哈赤一怒之下杀掉舒尔哈齐的长子和三子、囚禁舒尔哈齐之后，还要杀阿敏，由于代善和皇太极诸兄弟极力求情才得活命。在后来的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竭力表现，终于获得努尔哈赤的谅解。也出于对舒尔哈齐之死的歉疚，在后金立国的时候，努尔哈赤任命阿敏为四大贝勒中之二贝勒，获得很大权势。
但阿敏内心深处，对皇太极父子积怨已久，尤其皇太极继位以后，不时有所流露。
就在皇太极继位之际，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条件，被皇太极否定。
天聪元年，阿敏受命入侵朝鲜，朝鲜国王已经遣使请和，达到了皇太极的战略意图，阿敏却执意进兵，被同行的岳托和阿敏之弟济尔哈朗阻止。他又提出：自己早就羡慕明朝皇帝及朝鲜国王的城郭宫殿，想要在这里屯田耕种长驻，并拉拢与舒尔哈齐一样获罪而死的褚英之子杜度一起留下。这显然是想组成与皇太极父子对立的联盟，实现自立王国、“出居外藩”的打算。只因为岳托、济尔哈朗、杜度这些一直坚决拥戴皇太极的年轻贝勒们的激烈反对，才使阿敏的企图再次落空。
阿敏经常违背皇太极的旨意，在驻防地域、家庭婚嫁、甚至与蒙古结盟这样重大的事情上与皇太极唱反调；还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出怨言，含沙射影地攻击皇太极；并借说梦，宣传自己有黄蛇护身，显然是在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对皇太极来说，实在是居心叵测了。
天聪四年（１６３０）三月，阿敏受命替换济尔哈朗守永平，以大贝勒的身份，统辖京东四镇的后金兵马。不到三个月，四镇尽失，阿敏不仅在失地前就大肆杀降，撤退时，又将永平、迁安的官民屠尽。六月，失地屠民的阿敏回到沈阳。愤怒的皇太极不准阿敏及败归的诸将入城，严厉斥责指挥失误，败坏大局，并因屠民而留下无穷后患。到这时候，妄自尊大的阿敏也不得不服罪了。
阿敏被议得十六项大罪，当处死。皇太极从宽免死，只革去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终身幽禁。所属人口财产均给其弟济尔哈朗，并使他继为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感恩戴德，对皇太极的忠诚至死不渝。这样，原来有离心倾向的镶蓝旗就牢牢掌握在汗王手中，汗权得到加强。这个机会应该说明阿敏自己送上来的，因为他坚持分裂、坚持野蛮的屠杀政策，实在是罪有应得。
很快，第二个机会来了，是在天聪五年（公元１６３１年），这一次轮到莽古尔泰。
莽古尔泰英勇善战，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立有不少功劳。不过他为人凶暴、蛮横又不免粗鄙，在诸兄弟之中并无很高威望，他与诸兄弟的关系也都不融洽。大贝勒的权势地位，更助长了莽古尔泰性格中暴躁粗鲁的那一面，使他很容易动怒，一动怒就不计后果，口出狂言。在这一年八月后金围攻大凌河的战场上，莽古尔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为了各旗兵马差遣调动是否公平，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口角。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每每违误命令，莽古尔泰抗辩并反指皇太极差遣不公，一来二去，使争吵升温，莽古尔泰竟恼羞成怒，说：“你怎么专跟我为难？我不过看在你是汗王的面上，处处顺着你，你还不嫌不够，非得杀了我不可吗？”暴怒中的莽古尔泰，猛地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
一旁的德格类大喝一声：“你这举动大悖，谁能容得！”说着挥拳殴打莽古尔泰，就手把他推开。
莽古尔泰竟不听劝阻，迁怒于德格类，大骂：“你这蠢货竟敢打我！”哗啦一声，抽刀出鞘五寸多长。德格类知道利害，不顾一切地把他这位同母兄推走了。
莽古尔泰太过分了，以至目睹全部过程的大贝勒代善也气愤地说：“如此悖乱，简直不如去死！”
努尔哈赤去世时，莽古尔泰的实力与威望都不能与皇太极抗衡，所以他采取的是既不争位也不拥戴的落落寡合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他对皇太极即位就口服心服。他的不服，此刻表现得淋漓尽致。
莽古尔泰的行为太愚蠢，不久就被议为“酒醉后御前露刃”罪，革去大贝勒名号，降为一般贝勒，夺去五牛录属员（占全旗属员的五分之一），罚银１万两。正蓝旗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究竟不像阿敏那样罪情重大，不能一撸到底，更不能论死罪或囚禁，从代善及诸贝勒议莽古尔泰之罪时强调“酒醉”来看，他们心里对莽古尔泰还是有维护之情的，皇太极懂得不能违众道理，也需要保存自己敬兄爱弟的名声。但即使是样的处理，也给皇太极带来意外的收获。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正月朝贺之际，礼部参政提出；莽古尔泰已因悖逆之罪革除大贝勒的名号了，不应仍与汗王并坐受贺。莽古尔泰自然不能反对，代善在诸多压力和暗示之下，也不得不主动表示：既拥戴皇上为君，又与皇上并坐，已是非礼了，从今以后，皇上南面中坐，他和莽古尔泰侍坐两侧。
皇太极欣然接受了大贝勒代善的好意。这样，从公元１６２６年登上汗位，到此时已是６年后，他才真正南面称尊。这不止是一种形式上的改变，更是实力上、名义上和人们观念上的一次突破。汗王独尊的地位、汗王集权的努力开始得到承认。
应该说，这是皇太极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机会的两次十分成功的例证。但他的成功远不止此。在后来对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的恩威并举而使之降服的过程中，在将八旗军由单一的满八旗扩充为包括满八旗、汉八旗、蒙八旗在内的二十四旗军事力量的行动中，在处理后金与朝鲜、蒙古、明朝的复杂关系中，他都因有极高的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能力，所以能适时地采取最恰当的对策和手段，取得尽可能大尽可能多的胜利，把他的宏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