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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辈砍ぁ！ �
训练班结束后，我就回到部队。
1938年6月，部队南下蒙阴、沂水，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由于新泰独立营成员复杂，营领导又疏于管理，造成部队作风松散，领导多次批评教育，仍不见效果，部队人员屡犯纪律，老百姓几次告到支队领导这里。经调查核实后，政委林浩带着一个连，把独立营收编了，改编为一旅四连，有150人。支队党委决定由我去当指导员，没有连长，军政工作我一肩挑。我去后首先把全连干部战士人心安定下来，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才把这个连松弛散漫的纪律和作风扭转过来。后来，这个连又改为炮兵连，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屡次战斗中，立了很多战功。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任锄奸科长
任锄奸科长
1938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祖国大好河山不断沦陷的一年。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法西斯，不少志士仁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用血肉之躯抗日救国。但是，也有许多人沦为汉奸，他们有的迎合日本法西斯的意图，搞“曲线救国”；有的组织伪政府，拼凑“维持会”，为日本法西斯效劳；有的则干脆委身日寇，直接充当日寇屠杀中国人民的走狗。
1938年夏天，我被选调参加了四支队政治部举办的锄奸干部培训班。8月，我调一团任政治特派员。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时任四支队锄奸科长杜明调任纵队锄奸部长，我调四支队任锄奸科长兼军事审判所所长。
那时斗争极其尖锐和复杂。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如何保证内部纯洁，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和社会上的汉奸、特务，任务十分艰巨。由于政治特派员专门负责清查敌特、惩处汉奸，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各级党组织在选拔特派员和锄奸科长人选时慎之又慎，除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外，还要考虑到个人军事素质和社会活动能力等各方面的因素，同时对政治特派员和锄奸科长又赋予了较高的自决权力。
我们搞锄奸工作，就是通过秘密调查了解，掌握情况，一旦发现汉奸特务，证据确凿，经军事审判所审判，立即枪毙。锄奸工作，开始学的是苏联那一套，垂直领导，非常神秘。支队设锄奸科，团设锄奸股，营设保卫干事，连设保卫委员。连长、指导员不能过问锄奸工作。锄奸工作是在绝对秘密情况下独立进行的。当时部队干部战士中流传着一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锄奸干部（特派员）找谈话。”在这种形势下，锄奸工作如稍不谨慎，就可能犯大错误。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决心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搞好这个工作。
1940年后，山东地方和部队开始肃托。在康生搞的那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山东地方和部队锄奸和肃托工作也不同程度地犯了极左的错误，严重伤害了党内的一部分好同志，甚至错杀一些基层的优秀干部。尤其是泰山地区，我记得由于个别领导干部执行极左路线，大搞刑讯逼供，仅泰山区，就错杀了不少人。其中还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在浙江省委担任过领导职务的翟翕武同志，当时是泰安地区的干部，工作很好，莫名其妙地被当作托派分子抓起来，差一点被杀，幸亏被山东分局调去审查，结果根本无问题，才幸免于难。许多同志就没有这么运气了，他们被冤杀、错杀。这些同志很早就参加革命，为党做了很多工作。有些就是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不太好或是工作上犯过一点错误。有的甚至没有一点问题，就被怀疑是托派。在残酷斗争下，不管承认不承认，就被杀了。不仅这些革命干部本人蒙冤九泉之下，还牵连到他们的家庭，妻儿、亲属长期受到歧视和打击。有的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得到昭雪。
山东纵队肃托搞得最厉害的是一、三支队，连支队锄奸科长也被枪毙了。二支队、五支队锄奸科长也受到了刑事处分。他们不是反党分子，但他们推行极左路线，不但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担任过浙江省检察长的张世祥同志当时任一支队二团特派员，不知怎么搞的，被划为托派分子，本来要枪毙的，是我做了工作，向纵队建议，把他调到纵队继续审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就留在纵队锄奸部工作了。那时有个怪现象，不愿当知识分子，愿意当大老粗。有的高中生在填个人履历表时，写成小学生。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偏见，似乎知识越少政治越坚定，知识多了问题也多。张世祥同志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回想起来，在当时的极左路线一度占指导地位的形势下，要想避免犯错误，保护好党的干部，除了要头脑清醒，坚持原则，讲究策略，还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不能有私心杂念。当一股错误思潮袭来的时候，不愿随波逐流，不仅是困难的，而且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
当一、二、三、五、六支队大规模开展肃托时，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同志在一次会议上问我：“别的支队都有托派，你们四支队有没有？”黎玉同志显然对四支队的肃托工作提出了疑问。
我回答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
黎玉的疑问对我的压力当然是很大的。我也想过，如果我被扣上抓对敌斗争工作不力，甚至于同情、包庇托派分子的帽子，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而且这种例子也是不少的。我当时的思想斗争是激烈的，压力很大，按照那种宁“左”勿右的搞法，搞他几个“托派分子”并不难。把一个好的干部一夜之间打成托派，自己虽然有了成绩，可以向上级交差、表功，但扪心自问，良心、党性哪里去了？怎么对得起他们的亲属？将来向后人又怎么交代？
从其他支队转来了五六份揭发材料，是涉及四支队几名营职干部的所谓“托派口供”。据此这几名营职干部就有可能被定为托派分子了。这是关系到一个党的干部人生和政治命运的大事，我决定亲自审问每个人。
说来也很奇怪，这些干部在敌人面前不怕死，打仗很勇敢，为人很纯朴，但是当锄奸干部把他带到我面前时，我还没开口审问，有的干部就吓得打哆嗦，额头上直冒汗，舌头发僵，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再三说，不要紧张，一定要实事求是，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乱说。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大概是有的同志思想过分紧张，或在肃反扩大化的残酷斗争中受到过逼供，对党的政策还不理解，说话颠三倒四，含糊不清，一会儿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一会儿又推翻。我那时年轻性急，很恼火，打了一名干部两记耳光，说：你简直是胡闹，你不是托派，为什么要承认？经过仔细审查，这几名干部没有托派问题，后来工作一直都很好。
1942年春，刘少奇同志回延安之前路过山东，听了山东分局关于部队和地方工作的汇报。他十分严肃地批评了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指出有些地方前方在消灭敌人，后方在制造敌人，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即纠正。在党内、军内的锄奸反特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讲究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力争不放过一个坏人。一定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历史的检验，否则，我们就会犯大错误，成为人民的罪人。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及时纠正了山东部队和地方肃托扩大化的极左错误倾向，挽救了一大批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好干部。
我作为四支队具体分管肃托工作的负责人，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上要对党委负责，下要对干部群众负责。我要求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意讲究方法，努力把握政策界限，尽可能避免简单粗暴和扩大化的极左倾向，使四支队没有一人因此受到伤害。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在复杂的形势下，经受的严峻政治考验，也是至今回想起来使我觉得比较宽慰的一段经历。
《王芳回忆录》 第一部分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侯志林带兵叛逃事件
1941年春节前的一天夜里，正是我任山东纵队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期间，一旅突然发生一起干部带兵叛逃的严重事件。
那天清晨，一团团长李福泽在操场上看到别的营都出操了，而二营没有动静，去二营营地一看，全营的人都不见了。由于斗争环境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个别战士甚至干部开小差溜号的事时有发生。但由干部带领一个几百号人的整个建制营逃跑，从来没有发生过。
一团团长慌了神，急忙报告旅长王建安、政委周赤萍。他俩把我叫去，告诉我二营的情况，要我立即率一个骑兵连火速把二营追回来。该营教导员有事不在位，肯定是营长侯志林带队出逃了。侯志林过去带过兵，打过仗，立过功，表现还可以，想不到在革命最困难的历史关头，经不起考验，看不到前途，背叛了革命。自己当了逃兵，还带上全营的人逃跑了。不用多说，大家都认识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我率部火速出发追赶二营。
前一天刚好下过一场雪，路上雪很厚，马跑不快，二营的人当然也走不快。我们快马加鞭，马喘着粗气，人额上流着汗。追到下午三四点钟，追上了他们。我大声告诉大家：我奉司令、政委命令，部队立即停止行动，共产党员、革命战士要立场坚定，听从上级命令；逃跑是可耻的，没有出路的。这时部队停了下来，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我接着说：大家参加革命有迟有早，都受过革命的教育，革命是光荣的，共产党领导革命必定要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和伪军汉奸越是凶残，说明他们的末日快到了。我们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越是困难越是考验人，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