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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几句话。
这三件事，已经清楚表明，刘少奇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挨批判—连公报初稿都不再送他审阅了！另外，也清楚表明，林彪即将取代刘少奇—会议还没开，林彪已名列第二了！
紧接着，1966年8月1日这一天，发生三件大事：
第一件，《人民日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9周年，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社论公布了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信，为林彪成为“副统帅”造舆论。
第二件，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一封信。红卫兵，取义于“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原本是北京青年学生中的秘密组织。毛泽东在信中说，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从此之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热烈的支持”下席卷全中国。而毛泽东也就成了他们的“红司令”。
第三件，中共高层人士进行大变动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天起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刘在这次会议上总摊牌。74位中共中央委员和67位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4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指责刘少奇派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毛泽东甚至当着刘少奇和常委们的面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据云，张春桥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把刘少奇对《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语，送交毛泽东。如同火上加油，毛泽东看后，益发对刘少奇反感。毛泽东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刘少奇不得不步步退却，一次又一次承认错误。毛泽东却不满于刘少奇的这些检查，以为他并非“不知不觉”。终于，在8月5日，毛泽东以十分偏激的心情，写下了讨刘檄文，即《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重炮猛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使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在这篇《炮打司令部》中，毛泽东表扬了陈伯达主持写作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是“写得何等好啊”。这样，陈伯达的晋升，也将是无疑的。
陈伯达立即“紧跟”，写了大字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陈伯达成了“反刘英雄”。他的大字报被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听说毛泽东“炮打”刘少奇，原本在大连、没有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林彪，在8月6日坐专机赶回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8月8日，林彪接见了以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成员们，对他们鼓励了一番。林彪宣称“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
陈伯达得到毛泽东和林彪的好评，他连升两级。
会议决定补选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伯达成为其中之一—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样，他从中共八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决定重新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共选11人，陈伯达当选。这样，他从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11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字的排列顺序，几经改动，才予正式公布。最初的名单据陈伯达和王力回忆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刘少奇、康生、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邓小平怎么会名列第4呢？因为他在选举政治局常委时得全票，所以列于毛、林、周之后，居第4。
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看到这张名单，大为不满。她说：“邓小平过去名列第7。
这一回跟着刘少奇犯了错误，派了工作组，怎么反而升到第4位？不行！这样排不行！”
江青不敢找毛泽东，而是去找林彪，说出自己心中的不满。江青的话，正是说出了林彪的意思。于是，把邓小平排列到陈伯达之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陶铸。
江青看了名单，仍不满意。江青说：“‘老夫子’书生一个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去！”
根据江青的意见，陶铸从末位一下子升到第4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
这一次排定的名单，成为见报公布的名单，江青开创了中共党史上的“史无前例”—一个不是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竟有那么大的权力，去改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列顺序！
这么一来，陈伯达成为第5号人物！尽管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实际上已成了一个手握大权的“大首长”。
须知，在1945年中共七大，陈伯达成为中央候补委员，按排列顺序是第47号；1956年在中共八大，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名第21号；这一回，他越过了刘少奇，越过了朱德，越过了陈云，越过了邓小平，一下子跃为第5号人物。他在党内举足轻重了！在这张名单上，陈伯达排在康生之前—在陈伯达和康生之间，还夹着邓小平。这表明，虽然陈伯达和康生同为“理论家”，但是如今陈伯达的地位在康生之上。
第二十七章 主笔“十六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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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跃为第五号人物，除了他在反工作组这一“错误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因为他在起草《五·一六通知》之后，又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共十六条，通常称之为“十六条”。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十六条”。8月9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头条位置全文发表了“十六条”。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社论《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声称“十六条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
一时间，“十六条”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学习文件”。大街小巷贴满标语：“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各种场合的会议，人们也高呼这样的口号。“十六条”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的。据陈伯达回忆，着手起草是在1966年6月下旬。王力也参加起草工作。据王力回忆，在周恩来回国时，他正在钓鱼台和陈伯达一起起草“十六条”，当时他跑步去通知康生，告知周恩来抵京的时间，康生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离开巴基斯坦是1966年6月30日，归国途中视察了某导弹试验基地，然后飞回北京。所以王力的回忆与陈伯达回忆是相符合的。
“十六条”前后改过多次。陶铸、王任重、张春桥参加过一些修改工作。
1966年7月16日，陈伯达交出供讨论用的第一稿（此前的几次草稿不在内），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问题》。最初并没有十六条，而只有十三条，毛泽东阅后，作了修改。
7月26日，印发第二稿，以供翌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预备会议讨论。题目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政策问题》。
7月29日，根据讨论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印发第三稿，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题目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此后一直沿用这一标题，直到正式公布。
8月3日，经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又改出第四稿。
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通过时，再作若干修改，成了第五稿，即正式见报的定稿。
“十六条”是“二十三条”和《五·一六通知》的“左”的继续，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纲”。
以下是“十六条”的摘要：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当前正在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阶段”。“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主流和曲折：“广大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阻力主要来自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三、“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
四、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
五、坚决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要区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七、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要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