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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庭前，陈伯达的心情更为错综复杂。他说：
“这个法庭我看着有点害怕，照那么多像干什么？弄到外边叫人都知道。”
尽管陈伯达心乱如麻，他还是被押上了特别法庭，听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
1980年11月23日，陈伯达写下了《读起诉书》，表明他作为被告对起诉书的态度：
读起诉书，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心情激愤。……起诉书对于林贼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以及“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这两个反革命事变的滔天罪行，揭露深刻，感人至深。特别对于林彪谋害毛主席事实的揭露，令人惊心动魄，普天同愤。
起诉书中还列举有的许多的（引者注：原文如此）、大量的事，是我到监狱以前发生的，也为我完全不知道的，完全没有听说过。
我过去虽然入党时间不短，但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没有认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真面目，在文化革命中一度和他们混杂共处，确实死有余辜。
我的一些重大问题，起诉书本着伟大党中央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加以曲恕，同时，各方面的同志也没有对我深究。党的大恩大德，如天如地，使我感动不能自己。
余息尚存，一心想报答伟大的党，报答伟大的全国人民，报答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平心而论，在10名主犯之中，陈伯达的认罪态度算是比较好的。
作为被告，陈伯达在1980年11月20日与另9名被告一起，出庭听取起诉之后，又于11月28日及29日两次出庭接受庭审。
对于陈伯达的第一次庭审，主要是三项内容：伙同江青、康生批斗刘少奇；诬陷迫害陆定一；利用“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对陈伯达进行第二次庭审，则是另两项内容：制造冀东冤案；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80年12月18日，最高法院就陈伯达问题进行辩论。
上午9时起，陈伯达用他那令人难以听懂的“福建普通话”，为自己进行了一小时的辩护。在陈伯达结束讲话之后，他的辩护律师甘雨沛站了起来，为他作了如下辩护：
依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我们接受委托，作为被告陈伯达的辩护人。我们接受委托之后，认真查阅和研究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陈伯达……
我们对本案已经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一、被告陈伯达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被告陈伯达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他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被揭露，同年10月即被隔离审查…而事实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他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二、关于被告陈伯达在冀东事件中应负的罪责问题……他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成千上万人被诬陷、迫害，数千人死伤的后果，也并非仅仅由于被告陈伯达的话所能造成的。实际上还存在一些其他因素……因此，陈伯达对此严重后果，应负一定罪责，而不能负全部责任。
三、关于被告陈伯达的态度问题。被告陈伯达在庭审过程中，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和所造成的后果，承认他的“罪恶是重大的”，并一再向法庭表示他承担罪责，接受应得的惩罚，态度是比较好的。
以上三点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确定被告陈伯达的刑罚时，作为从轻的理由，予以考虑。
在辩护律师结束发言后，陈伯达再度要求陈述，说了三点意见：
“批判刘少奇这个问题我负有大罪，我只说一句。”
“对陆定一同志，在专案组上我写了那个三条，也是有罪的。”
“第三，冀东的问题，我说了那些话是有罪的……”
陈伯达第三次在法庭上发言时，他请求法庭对他宽大处理。他说“整个案子可以判处死刑”，但是“不一定采取这个措施”，当然，如果“不能平民愤，那么杀掉也可以”。
1981年1月25日，宣判的日子终于来临。
那天，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
“判处被告人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
第五章 假释陈伯达
王力写信要求“假释陈伯达”，实际上是很难办到的。然而，在王力发出此信之后10天，中共中央派人向正在住院的陈伯达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
“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 ※ ※
就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都关注着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的那些日子里，在北京秦城监狱关押着一位“大秀才”，他只是风闻这一举世瞩目的审判，却不知其详。
他极为关注这一审判，曾经多次要求看《人民日报》，却遭拒绝。
这位“大秀才”，便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
王力比陈伯达小17岁。所以，平常王力总是称陈伯达为“老夫子”。王力本来跟陈伯达没有什么交往。解放初期，王力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兼秘书长。
1953年，王力被派往越南，出任胡志明领导下的越南劳动党的宣传文教顾问组长。1955年10月回国后，担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
王力开始与陈伯达共事，是在1958年。毛泽东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被任命为总编辑，而王力被任命为编委（后来升为副总编辑）。从此，王力成为“老夫子”手下的一员文将。王力的笔头快，陈伯达起草文件时，喜欢找他合作，陈伯达出主意，出提纲，而王力则迅速按照“老夫子”的意图完成文稿。自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王力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自1964年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时候，陈伯达担任组长，王力成为组员。
在“文革”中，王力多了一项“任务”陈伯达在群众场合发表演说时，总是说：“请王力同志为我‘翻译’。”于是，王力便成了陈伯达的特殊“翻译”。
王力的倒台比陈伯达早。
196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阅罢大怒，斥责社论为“大毒草”！因为“揪军内一小撮”，势必会使斗争的矛头指向军队。
本来，首先对此事负责的应是《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但是，陈伯达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头上。
1967年8月30日，王力与关锋同时下台———先是隔离审查，然后被押往秦城监狱……
王力在秦城监狱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达十几年之久。尽管如此，凭着他敏感的政治神经，他关注着特别法庭的审判，关注着陈伯达的命运。
1981年7月5日，王力在秦城监狱就陈伯达问题，上书“邓力群同志并党中央耀邦、小平、彭真、乔木、克诚同志”。王力写道：
“《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
王力所说的《历史决议》，是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一决议在报上发表之后，普通的读者谁都没有注意内中极为细微的变化，即“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然而，关押在秦城监狱的王力，凭借着他灵敏的政治嗅觉，马上注意到这一点。
王力在信中先是批判了陈伯达：
“陈伯达长期有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对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左倾错误思想起助长作用。‘文革’头一年，我和他朝夕相处，才知道他品质不好，极端个人主义，看风使舵，左右逢源，投机取巧。我当面和在会上都这样批评过他。‘文革’头一年陈伯达干的坏事，我早已向党中央作了揭露。”
王力说：“对陈伯达判刑问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审判前后）那四个月不给我报纸看，至今不知道怎么判的，而且把我关起来以后，他又干了三年的‘革命’，坏事不会少。
这方面我就不说了，只提供他有关‘文革’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供中央参考。”
王力在信中详尽地列举了他所亲知的八点陈伯达的“另一方面的情况”，以事实来说明“《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是科学态度，是英明的”，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重要建议：
以上这些，我过去虽陆续向领导反映过几点，但未系统讲，更没有写过。如调查证实，我建议党中央考虑这些因素。陈伯达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如他不坚持错误，还是以给他赎罪的机会为宜。我不知判的他什么刑？只知他没有被判处死刑，又已经关了十年以上，那末，按照《刑法》也具有假释的条件了。“恩所加，则思无因喜而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这是个千古名言，不幸，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做到。今后，仍然值得警戒。
王力长期在党内高层工作，应当说是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尽管他写这封信，是在得知“《历史决议》没有点陈伯达的名”的前提下写的，但是毕竟还是有一定见解的。何况他自己当时也是在囹圄之中，能够写这封信，是不容易的。
就个人关系而言，王力与陈伯达过去有合作，也有诸多矛盾。特别是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