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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儿子所穿的衣服，全是我见缝插针，下班回家干完家务后做的。常将汤晓丹的旧衣服改小，或者翻个面重做给儿子穿。既省布钱，又省工钱。由于抢时间，我又是急性子，做工就粗了些。但两个儿子从不嫌妈妈针线活不好。我做衣服，讲究实用。一般说，口袋做得又多又大，好装钢笔、本子等。有的小男孩注意穿着，总是风趣地取笑：
“你妈妈做的衣服口袋可以装五斤米。”
儿子总是“嘿嘿”笑两声算数。后来，讲的同学多了，大儿子才偶尔表示：
“妈妈，做衣服时，口袋不要太大。”
我是一个不愿受世风制约的人，便对儿子说，不要受别人说长道短的影响。真正要追求的是真才实学，人们尊重的首先不是衣着，而是本事。
精神上的丰厚回报
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乒乓明星进行友谊赛，陕西路体育馆公开售票。要3元钱一张票，还要排长队才能买到。我花去12元，购进4张票，全家看球赛，都是为了大儿子。这样的开销，当时在上影厂绝无仅有，因此引来朋友们的笑话：
“你和汤晓丹这么大年纪看乒乓球赛，钞票用不完了吧？”
我只好小声对她们说：
“这叫智力投资。”
记得苏联芭蕾舞团访问上海时，我暗中打听到有一场公开卖票，票价每张5元。尽管汤晓丹已经在招待演出时饱了眼福，但我仍千方百计求人买了4张票全家进场。为了有音乐天赋的小儿子沐海，花20元钱我心疼，但情愿。那时，他刚5岁，不让进场，通过友人打招呼，才被放进去。演出过程中，我一直注意沐海的神情，他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盯住舞台。
后来，汤晓丹还把《天鹅湖》的故事书放在儿子睡觉的房间。我天天读给他听，我相信艺术熏陶对他成长所起的作用。
1985年，沐海在国外已被媒体称为“指挥明星”了。他接父亲去欧洲游玩。在德国举办的纪念世界著名音乐家巴赫诞生300周年的音乐会上，沐海把座位最好的一张票给了父亲。音乐会在一个于天主教堂外的广场上兴建的大舞台上演出。灯光从附近的高楼窗口直射舞台中心，变化无穷。乐队阵容强大。还有几百人组成的演员队伍，用芭蕾舞形式，来诠释巴赫的古典音乐。根据耶稣受难故事改编的《马太受难记》，用优美的舞蹈动作表现出来，富有情感，十分动人。75岁的汤晓丹大开眼界，所受到的震动和所感到的新奇堪与5岁时的沐海看乌兰诺娃的《天鹅湖》时的感受相比。
中国有句古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对儿子的殷切期望得到了精神上更丰厚的回报。
不幸骨折
大儿子与同学一起滑旱冰时，不慎骨折。我没有责怪他。当时，报上正红红火火地宣传陈中伟医生断手再植。凑巧那天正是陈医生用夹板为他固定受伤的脚。陈医生还让我从透视镜里看骨头断裂的地方。我们临走时又叮嘱：“回家后垫高脚平躺，不能移动夹板的带子……”
回到家，我本来想说他几句，转而一想，滑旱冰也不是坏事，摔跤更不是他愿意的，便改口说：
“妈妈年轻的时候，学过滑旱冰，你先问问我，我会告诉你如何起步、站稳、保持重心、停步……即使摔倒，也不会骨折。”
沐黎笑了，想不到妈妈还懂这些。
我趁机说：
“我刚进电影厂时，才17岁，住在集体宿舍。星期天到大食堂跟着几个年轻人学，他们教我溜冰知识，我很快学会了，还没有摔过。”
大儿子似乎忘了伤痛，还笑起来。这时，小儿子回家，我告诉他哥哥跌坏了脚。如果他以后想玩，我教他，还答应送他们每人一双旱冰鞋。我还拿了《王若飞在狱中》那本书，一句一句读给沐黎听，鼓励他和疼痛作斗争。
刚拆夹板，双腿还无力支撑身体行走时，就碰上初中入学考试。我对沐黎说：
“你不用犯急，明天我们早点起床，吃了早餐，我背你去考场。”
沐黎笑哈哈地问：
“妈妈，我这么大，比你还高，你背得动吗？”
“走着瞧，儿子再大，妈妈也背得动。我走慢一点好啦。”我信心十足地回答。
沐黎更有兴致了：
“妈妈，你就不知道，走得越慢，会越累。”
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不知怎么，我却悟出了深刻的含义。是呀，人活在世上，总是要走路的，不走，会失去一切；走得慢，会累得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准方向快步向前。
正在这时，他的同班好友王伟提着一盒点心来看他。那时，小朋友带点心看小朋友很罕见，王伟见我有点吃惊，主动说：
“我的母亲喜欢沐黎，让我带来的。”
第二天清晨，王伟来背他去了考场。我不放心，也一直在教室外操场上等候。结果沐黎成绩名列前茅。
儿子骨折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时期。汤晓丹在连树皮草根都被饥民当饭吃的山东外景地。家里发生意外，我们没有告诉他。以后儿子也学样，碰到麻烦都不让父母操心，两代人互相体谅。
汤晓丹今年已88岁高龄，不免常生病住院。两个儿子不放心，每次来电话都会说：
“如果家里发生什么事，不能瞒着我们……”
我心里明白，他们是担心父亲，担心我会像以前那样，苦痛、麻烦都自己承担着。所以我爽朗地对他们讲：
“现在，家里生活得比任何时候都自如，我与你们的父亲还能各有追求。虽然人在医院，三天两头打吊针，不时服药，但都不是致命绝症，你们专心自己的事业，不要牵挂父母……”
我们两代人都懂得互相照顾。有时，我剪辑电视剧和写稿子有了额外收入，总要买些东西寄到国外，还定时寄中文书。邻居笑着说：“别人都是从国外往这里寄，你倒是从这里往国外寄。”
“是呀，我乐意这样。”
零用钱
我出生在重庆，家里兄弟姐妹8个，我是老大。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所在的单位裁去川籍职员，空缺让外省流浪者补上。家里没有正常收入，我们读书，当然不会给零用钱。萧规曹随，我也从不给儿子零用钱！
我的妹妹是我负担到大学毕业的。她第一次有了收入，便给沐黎、沐海各寄5元，写明由他们自主支配。几天后，小儿子突然说：
“妈妈，我们游泳队有运动鞋卖，老师说比体育用品商店便宜。我想用阿姨给我的钱去买。”
稍后，他又补充说：“不过不够。”
我还没有表态，大儿子就抢着说：
“你把我的5元加上就够了。”
弟弟穿上新鞋，哥哥也乐开怀。难得一笔零用钱，增加了兄弟情、手足爱。
岁月匆匆，眨眼到了90年代初。沐海在澳洲指挥音乐会，邀请父母去旅游。我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如果你哥哥全家也能去就好了。”
小儿子马上顺着我的心意给哥哥去了电话：
“父母老了，很想念你们，我邀请你们全家四口来澳洲旅游团聚，所有费用由我出。”
那次相隔十几年的三代大团圆，沐海共花4万多美金。我总觉得，这是小时候“5元零花钱”的感情延续。同样，父母亲情在儿子心里也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父亲有病，他们都争着寄物寄钱来，我则表示：
“我们不缺钱花，病了有劳保。钱汇来，也是存银行，不会兑换。与其存在我这里，不如存你们那里，我更安心。”
我们一如既往互相关心。
情暖人心
1954年后，我家住房宽了。小儿子的课外活动小组在我家客厅活动。小同学们都很懂事，保持室内干净。有天晚上，我扫地时，发现地板上有碎玻璃，仔细察看，发现一只玻璃果盆没有了。第二天清晨，小儿子才告诉我是小朋友不当心打破了。我没有责备他，只是说：
“这几天，你和哥哥千万不能赤脚，玻璃屑很难一两次扫干净。”
事情过了好久，我发现那个打破果盆的小朋友不再来我家了。一次在路上凑巧碰到他，我便主动问他：
“怎么不来我家做功课呢？汤沐海也需要你的帮助。”
他的畏惧终于消失了，从此与沐海很要好，直到读中学时才分开。十年动乱开始以后，我被安排去崇明农场劳动。那个小朋友在来往的轮船上工作。在一次回程途中，他给了我一个布袋，我忐忑不安，脱下劳动外衣罩住布袋。回家反锁上门，才打开，原来是几只崇明大蟹。我的鼻根发酸，眼泪簌簌往下掉。
那时，不论何人，随时都可以来我家查问。为避免麻烦，我们只能到后半夜不开灯煮蟹吃。就洒点盐，其他什么调味品都没有，我们却是狼吞虎咽。说也奇怪，那次蟹味却长留至今，余香不散。因为蟹味里还包含着两代人的深情厚爱。而今，沐海出国已十几年，他的同学还经常来看我们，情暖人心。
《星火杂志》
《星火杂志》是苏联真理报社出版的俄文画刊，订费虽贵，但我们一直订，因为每期都有好几幅古典的和现代的名画，可以让喜欢画画的大儿子仔细看，培养他的形象思维能力。我还为他买了画架，让他学会站着观察，站着画。本来，我将画架放在他们向南的住屋里，后来发现，他把画架移到向北的书房了。我打扫卫生时问：
“你怎么不在自己屋里画呢？”
“我发现朝北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