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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离家最近的中百二店去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夜深人静时我才给沐海，并对他说：
“你戴着它，会感到妈妈日夜挂念着你……”
沐海很理解母亲的心，含着眼泪说：
“妈妈，我不会放弃自学音乐的。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成为一个音乐家的。”
我问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通知我回来，他叹了一口气才回答：
“他们怕你会反对我走。”
我明白了。原来是半年前他初中刚毕业时，碰上越剧改革女扮男装演出，越剧院到五十一中学去挑人，看中了汤沐海，当场就同校长谈要让沐海去当越剧演员，我丝毫没有思想准备，也就没有同意，结果反对成功，他才有机会进高中。这一次，他是在青年宫演出时被新疆军区文工团团长孟祥增挑中的，同时带去参军的近20人，都是有音乐天赋的年轻人。可能大家都清楚，汤沐海根本不够参军年龄，我要真反对还真走不成。不过，那些人也把我估计得太高了，我哪里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反对当解放军啊。我只不过想我的儿子能正儿八经把大学读完，当个音乐家，这是我作为母亲的一个良好心愿。我想任何一个母亲都有权利有义务为儿子的前途打算，为他创造些条件。
小儿子中途停学走了，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大儿子汤沐黎身上。他自幼喜爱绘画，也显露出这方面的天赋。但是进重点中学后兴趣发生了变化。他改变了当画家的愿望，立志科学兴国。我也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为他创造条件。
绝境求生
沐黎也信心百倍地表示“五十一中学的升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他的成绩全优，报考“北大”、“清华”、“哈军工”十拿九稳。可谁会想到我们正做美梦时，十年浩劫开始了。我们家被砸得稀巴烂。绝境求生，大儿子决定重新拿起小时候喜欢的画笔。那时，全家靠我70元收入糊口，牙缝里省钱也要为儿子添绘画颜料和工具。被单破了，我用旧旗袍、零碎布条拼补，五颜六色，远看还像工艺品。
沐黎被分配到牛奶公司牧场，在沉重的体力劳动后坚持画画。1972年，他的油画《接班人》被第7期《人民画报》转载。《人民画报》当时用16种语言向全世界发行。这是了不起的，何况当时他还受着父母冤案的牵连呢。
沐黎没有因点滴成绩而停滞不前。他白天劳动，下班后即去结核病医院手术室看祖国传统的“针刺麻醉”疗法，在医院工会堆杂物的房间里画《针刺麻醉》，累了和衣躺在地板上小睡一会，天蒙蒙亮又赶去劳动。那时他一患伤风感冒就不容易好，夏天还得裹着厚毛巾保护气管。多难熬的日子啊！他挺过来了，凭着顽强的毅力和超凡的韧性挺过来了……《针刺麻醉》终于在极艰苦的创作环境中完成了。它展现了红海洋喧闹声中的片刻宁静，更显示了我的儿子不受环境污染的独立性格。他有着水晶般的心灵。
《针刺麻醉》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时，正好汤晓丹带着干校的满身大粪味回上海。儿子请他去看画，他满脸欢欣答应去。临行时，他胆怯了，担心他的出现会影响儿子的前途。他提议：“我一个人随后就到。”
沐黎知道父亲的想法，再三恳求：
“几天后，画就运北京参加全国美展了，我需要听听您的意见再作修改。小时候，您苦口婆心鼓励我成为画家。今天，我正照着您的期望在争取……”
儿子的声音带些呜咽，父亲也泪光闪闪。汤晓丹停了好一会才说：“帮我找个大口罩戴上，免得节外生枝。”
牧场属上海农业局，农展馆需要一名美工，沐黎是最合适的人选，但他只能借不能调，说政审通不过。我对他说：“我们也是有冤无处申，害了你……”
沐黎非常冷静地表示：“我现在蛮好，不让我调，我有更多时间画画，打好基础才能大有作为。”不久，中央美术学院停办了几年之后重新公开招生。华东六省只有一个名额，他决心报考。由于工作劳累加紧张复习，临去北京前突然晕倒，血压降到四十，嘴里还小声念着“我能去火车站”。
我和儿子想法一致。我决心不让沐黎失去进考场的机会。于是一面找人去退火车票减少损失；一面去厂里请求开证明照顾买飞机票。上影厂厂办的人还是很有人情味的，破例批准，因为那时坐飞机有级别规定，自己出钱没有证明也不行。
沐黎带着虚弱的身体去了北京中央美院考场。各科成绩都考得特别好，还附带回答了不计分的英语问题。轮到最后命题创作《怀念》，汤沐黎十分平静地画了《苏武牧羊》。构图简练新颖：被匈奴拘留了19年的苏武坐在一块石头上，深秋的晚风吹拂着他身上已经破烂的旧袍。苏武显得憔悴苍老，但是手中仍然紧握那根出使时的旄节。尽管它的彩苏已脱落，但仍显得坚实有力。远景是风吹草低，时见羊群；头顶是嘎嘎而过的南飞大雁。
汤沐黎以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和情景交融的环境气氛表达了一曲响彻云霄的主旋律“身处异域，心在祖国”。多么鲜明地歌颂爱国之情啊！选择苏武牧羊故事作画，没有扎实的历史知识是很难落笔的。
主考人问他怎么会想到画《苏武牧羊》，他的回答很质朴简练：“我想攻读油画专业的目的是继承徐悲鸿先生的未竟事业，用油画表现我们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内容和重要人物，这也是我终身奋斗的目标。”
这时，我才算真正明白，儿子所追求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祖国”。
他以优异成绩被录取，正式步人艺术殿堂。
汤沐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作品《霸王别姬》，选自历史悲剧人物项羽四面楚歌挥泪别姬自刎的场面，这也就是日后震惊迪斯尼艺术中心的那幅作品。
其实，他取得成就，要比弟弟困难得多。有天深夜他回家，看见我坐在满地板都是砸烂的碎石膏像边发呆，轻轻地扶起我，小声说：“妈妈别难过，挂在墙上的石膏像别人能砸烂，记在我心里的石膏像谁也砸不烂。”
我抱着他伤心地哭起来，我问他：
“你爹被打得头破血流缠着带血的纱布还在扫地。我们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沐黎很懂事，反而安慰我：“全国都这样，顺着大势先过日子再说。”
从此，他选定走“自学成才”之道，坚信“无师自通”，用自己的力量掌握自己的命运。
念念不忘音乐
汤沐海到部队后，有了一架专用手风琴，可以练作曲，还背着它为合唱队伴奏。一次刘少奇和王光美出国归来在乌鲁木齐停留，沐海有幸跟着团里同志去会场欢迎。他激动地写来家信说：
“妈妈，与国家领导人挨得如此近，我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读着儿子的信，我想到1958年汤晓丹在安徽拍摄《卧龙湖》时，刘少奇到那里视察，还分别接见了张瑞芳和汤晓丹。十年不到，汤晓丹和汤沐海父子两代人同时近在咫尺见过刘少奇，真是幸运。谁也想不到，不久，一场特大灾难发生，刘少奇被打倒，汤晓丹导演的《不夜城》和《红日》成了大毒草。汤沐海复员回到上海，在锻压二厂当工人。
汤沐海在工厂是早、中、晚三班制工作，对此他很不习惯，内心非常苦闷。唯一心愿是能有架手风琴可以练作曲，可是他的复员费只够买一辆上下班骑的自行车。
我知道他的想法后问他：“买架手风琴要多少钱？”
“天津出的鹦鹉牌最好，55多元。”
这是一笔很大很大的数目。我苦苦想了一夜才作出决定。第二天清晨我对沐海说：“你放心，妈妈不吃饭也要为你买琴。”沐海可爱地表示：“妈妈，这样你会把身体搞坏的。”我笑着回答：“这你就不用管了！”
我的顽强性格使我能坚持在干校每天中晚两餐都吃一分钱的汤；破书废纸都背回上海卖到废品回收站；无论多远的路都步行……日积月累我有了300元，便托人到北京买手风琴，以免工宣队晓得了上门找麻烦。我以为手风琴很难买，没想到回信很快就来了，要我马上寄钱去。我还缺200多元，只好厚着脸皮去求一位同学的母亲帮助。她是高桥化工厂的工程师，听完了我的积钱经过和还钱计划后，很受感动，真的把钱借给我。
琴是托北京体委的运动员带回上海的。电报通知我到火车站去取。我找了老同学的女儿梁行陪我去。我们提着琴走出月台后，我给她7分钱让她坐15路电车回家。等她走后，我才提着琴走回家。我人矮手短，感到琴越拎越重，路越走越远……最后是三步一停，两步一歇。足足走了4个钟头才把手风琴搬回家。4个月后才把借的200多元还清。陪我去火车站的梁行，现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工作。我们谈起这些往事时，她还印象很深地说：“当时我还搞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看着我上了车你才肯走。”说真话，我只愿苦在心里，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让人烦恼的琐事。
汤沐海有了手风琴，既可以作曲，又可以练习演奏。朱践耳先生曾经多次奔波，想推荐他去上海歌剧院拉琴，没有成功。但汤沐海记恩在心。1993年，他路过上海时，特地将朱先生的曲谱带到芬兰演出，宣传中国作曲家的作品。
1974年，汤晓丹参加新《渡江侦察记》摄制组，我三天两日去找局党委副书记杨琪华，要她帮忙把汤晓丹被扣发的工资尽快发还给我，我要用那笔钱为儿子买架钢琴。结果，我抢在汤晓丹前面领了钱，因为钱到他手上，工宣队要逼他全部上缴。
钢琴抬回家了。儿子高兴得每天练习。我却一日两次受盘问、挨批斗，但我不在乎。为了儿子，我什么屈辱都可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