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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联票车，是指途中还要换车。到柳州，换的是火车。大家站着，脚碰脚。7月的太阳，烤得车厢滚烫，每个人都汗流浃背。
与猪为邻
桂林的房荒更严重。逃难的，转道的，做生意的，支前的，撤退的，……反正到处是人。朱少梅夫妇是最早到桂林的，也只住一间小屋，还兼营发行业务。我当然只好另寻栖身所。不过第一天晚上还是挤在他们的小屋里。
桂林马路上有许多字迹歪斜的招租条子。我找到一家最便宜的房子。那是用木板搭的腾空吊脚小木屋，隔成四小间。每间小屋里面放一张单人竹床、一张竹小桌。门很小，侧身才能进出。四户都是独门进出。我很满意，当场预付他们规定的三月房租。过了个把星期，四户都住了人家，才发现上当。
原来房东在建屋时就异想天开，上面住人，下面养小猪。人猪同宿仅一板之隔。臭气熏得人头晕不说，小猪日夜咕噜不停，更让人心烦。四个逃难青年，原想省钱，结果得不偿失。向房东抗议，他应之以嘻皮笑脸，我们只好自认倒霉。
归侨补助
离开广州湾的时候，我还领到一张归侨证明。因为我在香港住了9年，属合法的香港居民。①拿着那张归侨证明到桂林找欧阳予倩签字可以领10元补助。这对逃难者属雪中送炭。那时，欧阳予倩是广西艺术馆馆长，兼职多，社会活动更多，找他不容易。我跑了好几趟，才见到他。
①实际上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居民是同胞，而不是侨胞。
当我把申请补助的证明送上时，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热情与我握手。他关心我在桂林的食宿，还叮嘱我有事可随时找他。他是艺术界的前辈，比我长二十来岁。尽管初相识，但他的平易近人。热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临走时，他送我到门口，拉着我的手不放，告诉我夏衍、田汉都在桂林，希望我与他们多来往，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田汉的赞扬
田汉家离欧阳予倩办公处不远。我去他家时，屋里有许多客人。奇怪的是，我们在上海匆匆相聚已过去十几年了，但他却记得很清楚，第一句话就说：
“感谢你把自己的写字台让我用。”
他很关心香港同人的情况，当他知道我是拒绝与日寇合作拍片才逃离的时，大声赞扬：
“有骨气，有中国人的骨气。”
他有事要外出，但不让我走。大声对着楼下喊：
“孟超，快上来帮我接待客人。”
孟超像待老朋友一样，请我到他家吃中饭。孟夫人很贤惠，教我如何躲警报。
告辞时，他说要给我戏票。我一时高兴，忘了自己与猪为邻，不让友人进屋的打算，把地址给了他。
孟超的关照
孟超捂着鼻子走进我的小屋后连说：
“这个地方太差了，太差了……我帮你换个地方。”
我赶忙婉言谢绝，因为我已预付了房租。不住到期，我是不会搬的。
桂林住了不少艺术团体，不断有剧目上演。不过戏票很紧张。孟超也在艺术馆工作，兼管剧团，所以经常有票子。我有的是时间，这正是熟悉各种艺术的好机会。孟超给我票子，我从不放弃，也从不迟到早退。
司徒慧敏的友情
因为住的条件太差，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摊、书店度过的。没有钱买书，站着翻翻，也是一大乐趣。有天傍晚，我刚从书店出来，迎面碰上司徒慧敏。
“正在找你。”他边说边拉我去他家。
他的妻子邓雪琼很能干，先他到桂林，在热闹的中山北路开了家儿童服装店，靠它维持全家生活，接济过往难友。司徒慧敏要给我钱，我没有收。我告诉他：
“我替新华电影院绘幻灯广告，微薄收入够糊口。需要时再来向你要。”
司徒慧敏很了解我，器重我。他安慰我说：“打倒日本鬼子后，我们会好起来。”
在他家吃过晚饭，我们又去了蔡楚生家。他住的是土瓦房。见了我，仔细问香港沦陷后的情况。原来他正在编话剧《香港的早晨》。我把他走后日军到处搜寻他的传言告诉他时，他仰头大笑。这是胜利者的笑。
他把自己写作的构思讲给我听，希望我能帮助他提高。他认为我在香港的时间长，更了解各种人物。我当然尽力向他提供参考意见。
《香港的早晨》在桂林上演时，十分轰动。购票队伍排得很长。它表现爱国侨商在香港沦陷后十天十夜的苦难遭遇，既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又歌颂了爱国者的正气。
我在桂林一住就是一年多。这是真正的难民生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山城的雾
山城的雾
苏怡带着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的防空》摄制组到桂林拍外景，不幸重病住进医院。我要去看他，医生不让看。我只好托人带口信。几天后，他的摄影师找到我说：
“苏怡征得厂长同意，清汤晓丹代导演。”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立即跟着摄制组小分队上路去贵阳，以至于来不及向亲朋好友打声招呼。上了汽车，我才从同行的几个人口里得知，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里有导演史东山、郑君里等，演员舒绣文、陶金等，摄影师吴蔚云等。它拍了《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等受观众欢迎的抗日题材影片。
到贵阳后，6个大男人连同笨重的摄影器材一起挤在一个大房间里。蚊子多极了，要不是白天拍戏太累，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据说就是那么一间屋子，还是由专人预定的，要是临时去，就只能露宿室外。这就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大人物”上镜头
由贵阳到重庆，全是蜿蜒的山坡公路。破烂的长途车在布满大坑小洞的土公路上摇来晃去，震得人脑子巨痛。
我们到了重庆，苏怡还没有到。我认为应该与他见个面，了解他的全部构思后再行动。我们只好先作些应该作的准备。底片冲洗后，我们没有作任何加工，等苏怡看了再说。内景戏还是照计划进行拍摄。
有一场指挥所的戏，拍摄前碰到的小插曲，是私营厂见不着的。它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开机前一小时，负责联络的人突然反映，所有指挥所官员都要求上镜头。他们可否上镜头，这是我无法决定的，便停下来等厂里研究妥当再开机。
第二天清晨，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比我们摄制组的人都提前进摄影棚，问这问那，叮嘱不能出差错。我立即意识到有大人物来。
不出我所料，重庆卫戍司令贺国光全副武装进了棚。他的出场，使头一天要求上银幕的小指挥官统统躲到墙角当“临时警卫员”了。这个高明的点子，不知是联络员献上的，还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想出来的，抑或是贺司令毛遂自荐？
摄影机对着他长时间转动。全景、中景、近景都拍过了，他意犹未尽。厂长叮嘱，保险起见，多拍一条。
贺司令走了。我悄悄自问：真的空袭时，不知他躲到哪个安全地方去了？
大官出场小官退。我第一次碰到。
不久，日机又一次来重庆大轰炸。市区有个大防空洞口被炸中，躲在里面的人被浓烟呛死、闷死、挤死……惨得很。可惜我们没有抢拍到，否则，真实的镜头加在影片里是对日军暴行的最有力揭露。
《中国的防空》在1944年上映。观众争先恐后进电影院，主要是想从中学些防空知识。这也算是我到抗战大后方后所做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苦恼里挣扎
我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集体宿舍楼，与演员寇嘉弼合住一间。战时的重庆，挤了那么多全国四面八方去的男女老少，房荒特别严重，我有固定的住屋，算不错了。只是伙食太差。饭堂吃的都是调拨军米，里面掺着大量沙子，拣不净、嚼不烂、咽不下……我只好三餐靠小摊。一个月的薪水，半个月用完。后来，我减少进食次数，有时一天两餐，有时一天一餐，倒也凑合下来。
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目的，是找机会拍片子。眼看史东山。何兆光等导演一部接一部开动机器，我的心态极不平衡。于是，静下来编了个《模范县长》电影剧本。剧本描写某小县新县长上任，发现老县长勾结恶势力残酷欺压百姓，百姓流落外地乞讨度日。年轻的新县长在展开斗争的同时，组织围县民众生产自救，形势转好。这是虚构的故事，也寄托了我的向往。可能因为里面带刺，它被否定了。
我们编导委员会办公室里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一直空着。我便到图书馆或美国新闻处去借了英文杂志或电影技术刊物，将其中可供日后参考的文章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留好。这样，既可以积累知识，又有了精神寄托。
那时，我们隔壁办公室是技术课。课里有位年轻的四川姑娘，刚出学校门，还带着些学生味，好学，也来学打字。不过她的目的不同，是想多一门本事以方便日后就业。有的文章，我就由她代打。她打得慢，但不出错，因为她在校时也学过英语。
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蓝为洁。我们是以英文打字机为媒走到一起的。我特别怀念那部旧打字机，后悔没有把它作价买下。
破日本间谍网大快我心
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给了我一个电影剧本《大同之路》。剧本描写年轻警官就职不久，就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