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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分歧
在发出《二月提纲》通知的前后，林彪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鼓吹“毛泽东思想”的“顶峰论”。
1966年1月19日，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1966年1月25日，各报刊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报告引用林彪的话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又说：“毛主席的书是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我军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林彪把毛泽东推到至高无上的“神位”了！
刘少奇、邓小平不同意林彪的这些提法。1966年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要慎重。毛主席过去只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说“顶峰”、“最高最活”不一定很确切，要研究一个确切的提法。
这次会议结束时，吴冷西问邓小平，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你看了没有，可否发表？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提法，还要考虑，这篇社论不忙发表。现在全国各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地方上怎么说，由他们去说，人民日报不能随便跟着说，党内可以各说各的，公开宣传还是根据过去的口径。
在此以前，刘少奇也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要弄虚作假，不要搞形式主义”。
邓小平还说，学毛著要“自愿”，要“自由”一些，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愿意怎么学就怎么学，集体学，个人学都可以，不要统统都组织在一起，学一样的东西，那就成灾了！
在这期间，在同国际共产党间的交往活动中，发生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苏联共产党在召开“二十三大”。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开会讨论了对“二十三大”的方针。刘少奇认为，这是苏共自己召开的会议，不同于兄弟党国际会议，去不去参加都不是大事，只是礼节性的问题。会上康生不同意参加，彭真则主张去参加。在给毛泽东的请示电报中说，倾向于参加。
第二件事是，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于三月底来华访问。双方代表团经过多次会谈，对于在联合公报中是否公开点苏共名的问题，发生分歧，在北京的常委会议，认为应当照顾日本的困难，在公报中只提联合反对修正主义。
为这两件事，中央决定派康生到上海，去向毛泽东汇报。
1966年3月28日，康生向毛泽东汇报时，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和江青也参加了。
毛泽东听到中央常委同意派代表团去参加“二十三大”时说：他们同意，我不同意。他针对刘少奇说的“去不去都不是大事”的话，批评说：去不去都是大事，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毛泽东看了同日共会谈公报的草稿，批评公报草稿是“无头告示”，不指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
毛泽东亲自在公报草稿上作了重大修改。据参加起草公报稿的一位同志回忆说，主席在公报上，公开点了苏修的名，强调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反对中日两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指出有人叫喊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宫本不同意这种修改，双方对公报未取得一致意见。
彭真挨批
1966年3月28日，康生汇报完关于苏共“二十三大”和日共会谈公报问题以后，把话题一转，别有用心地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问题。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打响了全面内战（3）
康生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他要死保吴晗。如果按照这个提纲做下去，全国学术界，就会鸦雀无声，一潭死水，还搞什么文化革命，倒是限制、压制了文化革命。
他进一步挑拨说：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彭真明目张胆地和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根本不尊重主席的意见。在他的眼里，还有主席吗？他们把北京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王国。
坐在一边的江青和张春桥，连忙助战插话，火上加油。
毛泽东脸色突然阴沉下来，谈话变得严厉了。他说：《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并说，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
3月30日，毛泽东同康生、江青、张春桥进行了第二次谈话。针对3月11日许立群根据彭真意见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打电话，询问上海市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给中宣部打招呼的问题，毛泽东说：1962年十中全会做了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从不要批准，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什么叫学阀？那些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说：去年9月，我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接着又说，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走群众路线。彭真、北京市委、中宣部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讲话，像是放了一颗“政治原子弹”。这表明，毛泽东已下决心解决彭真、陆定一的问题了！
3月31日，康生从上海一回到北京，马上向周恩来、彭真详细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他还连夜把王力找来，要他帮助整理主席的谈话记录。并趾高气扬地说：我要马上传达主席的谈话！
王力说：是彭真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你怎么好传达？他建议请在西北视察工作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回来，由他主持传达。
康生当场拿起电话，向正在宝鸡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报告说，主席有重要指示，请你回来主持传达。
邓小平很快回到北京，主持了4月9日到1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三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对彭真进行了批评，讨论了彭真的问题。
康生在会上说：
“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在会上，彭真一方面表示承认在吴晗的问题上，确有严重的错误缺点，同时，又庄严声明：我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王力对笔者说，为取消《二月提纲》，他奉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简单的通知：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看了这个《通知》，并且电告在上海的毛泽东。
毛泽东看了《通知》，很不满意，认为太简单，没触及实质问题。他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通知》不应当是技术性的，应是理论性的。
于是，毛泽东指定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陈伯达选定王力，两人很快在钓鱼台写出了初稿。
康生在钓鱼台讨论通知初稿时，加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他认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地说：那好吧，要说就说个够吧！
《通知》修改以后，送到杭州。毛泽东看了一遍，仍不满意，认为还是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成立《通知》文件起草小组，到上海再起草。
毛泽东提名陈伯达当组长。十名成员中有：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起草小组住上海锦江饭店，由江青主持日常起草工作。小组每写成一段文字，即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到杭州，再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然后再返送上海，直送张春桥，人们笑称他是秘书长。
康生的谎言
康生作为五人小组的重要成员，参加了《二月提纲》讨论的全过程，并且从未说过不同的意见。如今，他却摇身一变，耍两面派，不仅说《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而且把《二月提纲》说成反革命的大毒草。
在康生参加起草的《5·16通知》中说，《二月提纲》“实际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
这是谎言。请看陈伯达受审时的交待：
“《通知》中为什么说《二月提纲》是背着康生搞的？这是康生的意见。康生也亲自和我说过彭真怎么背着他搞的。说得那么形象。彭真是组长，康生是重要成员，康生那么厉害那么精明。怎么会不知道呢？可是为了‘团结’，我就同意那样写了。”
康生利用中央文件散布为自己开脱的谎言，在党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怕别人不相信他捏造的谎言，还指使秘书与人合作写了一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