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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接着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次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还不是暴力革命吗？今后还是要使用暴力的。”他显得十分得意：“我通知《红旗》杂志编辑部，要他们每人准备一根棍子。一旦暴徒冲过来，有棍子就好和他们格斗”。
邓小平严肃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一声不吭。临走，他瞟望着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严正声明说：“这一切是可以说清楚的。”
据笔者了解，被“四人帮”诬陷为天安门事件总后台的邓小平，确实来到人民大会堂，同张春桥、姚文元一块，观望过天安门广场上那雄伟的人民海洋。但是，他并没有走进广场，更没有来到群众中间。邓小平早就告诫儿女，不许到天安门去，坐汽车都不要经过那里，以防“四人帮”制造事端。为了斗争的需要，邓家一家人一个月前就不出家门了。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以后，邓家被迫搬家。女儿在帮他收拾东西时候，偷偷给他行李里面夹带了一副扑克牌。这副扑克牌陪伴他度过了三个月与世隔绝的日子。没有广播，没有电视，扑克牌成了他孤寂中的一种寄托。
据在场的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回忆，当愤怒的群众把汽车接二连三点燃的时候，王洪文一伙趴在窗前，拿着望远镜了望广场。姚文元连声叫嚷：“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呵！”
张春桥提高嗓门喊：“这是匈牙利事件的再现！这是发生在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对付这些闹事的暴徒，在广场上不能开枪，可以用水龙头冲他们嘛！”
江青接着说：“也可以用大棒打嘛！”
“四人帮”的一个走卒也凶狠地说：“我手里有枪，枪上有刺刀，刺刀是不吃素的！”
有人指着一辆刚点燃的汽车，说：“看，又点燃了一辆！”
王洪文故作镇静地说：“怕什么呀，这样可以变成好事嘛！”
江青歇斯底里地说：“你们赶快分头布置，要立即采取行动！”
下午四时左右，他们开始分头布置行动。王洪文负责指挥调动部队、警察和民兵，姚文元负责广播，讲话稿和播放录音，张春桥担任总指挥。
在“四人帮”直接参与下，制订了以民兵为主的“十万人的大包围”方案。
对此，后来王洪文交待说：“这次行动，主要是靠民兵，开始也是调不动呵，人都不来。后来做了工作，这才是十万人的大包围！”
调集来的大批军警民兵，分别集中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等地待命。民兵总指挥部则设在中山公园里。
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就要开始了。但是数万群众仍在继续涌往天安门广场，在夜幕掩护下往纪念碑前贴出新的诗篇。
一首诗里写道：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纪念碑北侧，贴出一首诗《告别》：
“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
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
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
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
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
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
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能向那九霄轻扬，
我只有这哀悼的诗句，
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
晚上6点30分，天安门广场的全部播音器同时开放，一遍又一遍的播放着吴德的讲话：“同志们！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播放吴德讲话时，在天安门附近集中大量的民兵和卫戍部队作为预备队待命出动。为防备事态扩大，又在天安门一带集中大批待命出动的民兵，派出部队在北京市区随时应急调用。
晚上9点25分，总指挥部发出命令，天安门广场灯光全部熄灭了。过了三分钟，电灯又全部亮了。
耀眼的灯光下，隐蔽在广场四周的上万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棒、警棍、皮带，黑压压一大片，一齐向广场冲了过来，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自南北两个方向，向广场中心合围。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清明起春潮（6）
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伤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请听听受害者的控诉吧！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一名共产党员说：
“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我心想不好，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许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到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人。不远处传来有人挨打的惨叫声。我想你们打我们手无寸铁的群众，算什么能耐？后来，他们发现我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监狱。”
北京第二汽车公司一名工人控诉说：
“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地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跑到广场东南角，只见一些人从纪念碑那里走来，恐吓驱赶群众。有一个还叫着：‘革命的同志快离开广场，反革命的留在广场……’我气愤地说：‘好！我们走，我们是革命的，留下的可是反革命的。’那个人大喊：‘抓住他！’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被扯掉，外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等我醒来，只见一个人用皮鞋把我流在纪念碑上的血迹擦掉。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被押到中山公园，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后来，我被关进牢房。”
北京牛街房管所一名干部说：
“我看他们打群众，就骑着车子往东行。刚骑到纪念碑东侧的那排旗杆下，就被包抄过来的人挡住了。一个警察一把拉住我的车后架喊道：‘你往哪跑？’我连忙说：‘我是过路的。’话音刚落，他抡起皮带朝我头上打来。皮带上的铁扣打破我的头，血立刻喷了出来，绿军帽也被打破了一个大口子。我立刻摔倒了。这时，十几个人围了上来，用木棒、皮带朝我身上乱打一顿。我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两次，想和他们分辩，但他们不准我说话，反而打得更狠了，边打边骂：‘让你们闹事，打死你这个王八蛋！’一直打得我动不了，才把我从地上揪起来，往纪念碑押送。”
北京市第二服务公司修建队一名架子工说：
“我下班后到纪念碑看诗。正看时，纪念碑被包围了。十来个人一下围了上来打我，打得我头流着血，两腿站不住。我想，我看诗犯了什么罪？索性两手护住头，让他们打。一个人说，别打死了，就用皮带绑我……我明明是带工具下班，他们硬说我是拿凶器的暴徒，多么卑鄙啊！随后就给我带上铐子，押进监狱。”
这天晚上，388名革命群众就这样在白色恐怖里被抓走了。
9点45分，血腥镇压结束了。广场上留下了一摊摊血迹。
深夜11时，上百个干警来到广场，自北向南，一字排开，用水和墩布清洗地上的血迹。
地上的血迹干了，可是留在人民心灵上的血迹是永远擦不干的。
墨写的谎言
4月6日上午，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民兵拿起武器的情况。11时，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天安门情况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7日上午7时，姚文元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民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总编辑等人到了大会堂，姚文元一见面就鼓励说：“大好事，大好事！”要求他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
中午时分，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有关人员人带到东大厅，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见面。
王洪文赞扬说：“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得意洋洋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四人帮”欣喜若狂，饮酒欢宴。
乘着酒兴，张春桥杀气腾腾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有的坏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是要为邓小平树碑立传。邓小平是中国的纳吉！”
酒足饭饱之后，总编辑带着记者去改编天安门事件的新闻报道了。
姚文元亲自督战，再次指示：“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吉。要把这些话写进去。还要把《情况汇编》反映的‘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写进去，这样更有力量！”
为了争取时间，姚文元一再叮咛：“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