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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四人帮”的夺权活动更加猖狂了。
配合城里的活动，10月3日，王洪文窜到平谷县，向一些干部发表讲话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月4日，“四人帮”爪牙用“梁效”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四人帮”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看到文章，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了避免暴露目标，径直骑着脚踏车，带着《光明日报》急速赶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把报纸交给他，请汪东兴把报纸转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接过报纸，仔细看着，特别是对李鑫划了粗线着重点的地方，看得尤为认真。看完最后一句，他愤怒地高声说：“这还了得，这是公开向党中央挑战！”
夺权的信号
李鑫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华国锋送去“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内中有一段少为人知的经历。
毛主席病逝以后，9月15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想要直接插手毛选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李鑫于1948年5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由高教部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康生办公室秘书，跟随康生犯过错误。他在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后，主要精力编阅毛泽东选集。当他听到姚文元询问毛选五卷文稿情况时，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别有用心的。拒绝交出毛主席的文稿。
过了一个星期，9月23日，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5卷的文稿送给他。李鑫还是不给。
9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李鑫说：“形势愈来愈清楚，他们是要夺中央的权。事情已经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了！”
9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他在信上写道：“送上姚文元的信，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毛选问题。”
继姚文元来信之后，9月28日，张春桥把李鑫找到钓鱼台谈话，盛气凌人地说：“我是中央常委，五卷工作我是脱不了身的。”
李鑫归来，立即把张春桥谈话的内容，汇报给汪东兴。他并请汪东兴转告华国锋，要求当面向华国锋汇报一次。
汪东兴当天向华国锋报告了李鑫的要求。
华国锋马上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
李鑫向华国锋汇报了张春桥、姚文元要毛泽东选集五卷文稿的情况，同时向他讲了“四人帮”的问题和自己的看法。
华国锋神态严肃地听着，思考着。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主要是听李鑫讲。李鑫建议中央要采取果断措施，把他们隔离审查！
华国锋微微点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华国锋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李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自此以后，李鑫每天仔细阅读当天的首都报纸。10月4日这天，当他读到《光明日报》的文章后，立刻向汪东兴报告，请他火速转告华国锋。他说：“这是‘四人帮’向党中央发起夺权的信号，建议党中央赶快行动，采取果断措施！”
无声的惊雷
深为党和国家命运担忧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像飞翔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肩负着历史的责任，私下一直在商议着、谈论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立刻派出中央代表团奔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
这时，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却发表了署名忻启明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胡说什么“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文章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胡乔木读到了这篇文章，文中的火药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联想到江青到大寨等地的活动，有一天，他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里。他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汪东兴，有着长期共同工作的友谊。所以，今天他特地找汪东兴，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埋在心中的问题。
胡乔木送给汪东兴一本《学习与批判》，问：“你有没有这份杂志？你看了里边的文章没有？”
汪东兴说：“我没有这份杂志。”
《史无前例的年代》 四十月春雷（10）
胡乔木把脸凑到他跟前，低声而又坚决地说：“你看看吧，这里透露了他们的野心。”
胡乔木说：“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要动手啦，应该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汪东兴微微一笑说：“搞他一个人不行。抓了他一个，还有别人哩！”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促进作用，每当遇到“四人帮”在中央会议闹事时，他都想到关于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中已开始酝酿了。
王震将军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在301住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多次找叶剑英谈心。他以军人豪爽的姿态，单刀直入地说：“叶帅，他们几个人这样猖狂，为什么还不把他们弄起来，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摆手制止他说下去。见到四周无人，叶剑英才低声慢气地说：“老人家刚去世，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他比着手势：“需要等待时机！”
叶剑英委托王震去征求陈云意见，共同商量对策。一天，陈云同邓颖超先后来到叶剑英的住处。
叶剑英住地的后山上，在茂密的树林中，有一座古雅、精致、宁静的小凉亭。他常常到这里休息吟诗，看清晨的日出，看西山的雄姿，听潺潺的溪流，迎着晚风吹来的花香，放声背诵苏东坡的《放鹤亭》。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把这间凉亭改名为“风雨亭”。“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常和一些老帅、将军们在这儿谈话，议论国家大事。这里没有安放窃听器一类的东西，他们可以在这里发牢骚，说心里话。
叶剑英听秘书报告，陈云同邓大姐先后来到，连忙请他们到风雨亭来。
陈云走进风雨亭，拉住叶剑英的手，拍着他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快想办法才行呀！”
叶剑英幽默地说：“办法得大家想啊，只靠我怎么成呢？你瞧他们把我参加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叹息说：“那几个行事，既不要党纪，也不要国法，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就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深有感触地说：“恩来在世时，对他们也是头疼得很。为了毛主席，他委曲求全，任劳任怨，终于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就连总理这样的人，他们都不能相容，那伙小宗派还能放得过谁呢？邓大姐，总理生前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邓颖超深情地摇了摇头，郑重地说：“恩来的性格和脾气，你们都熟悉，他从不对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一定时候党是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地表达他个人的意见的。”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老的政治家之一。叶剑英十分敬重陈云。叶剑英问他：“你看该怎么办：”
陈云坚定地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接着又说：“从前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现在，我看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叶剑英道：“你估计党要收拾他们，全国人民会拥护吗？”
陈云说：“保险赞成！他们几个人，倒行逆施，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和这四个人斗，党心、军心、民心，都是向着你的！”
陈云希望再做一些工作，争取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华国锋，他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从组织观念讲，也要争取他，争取他能担起斗争的责任。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陈云的话，使叶剑英很受鼓舞。
在这期间，叶剑英多次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说：“研究时局，掌握形势，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叶剑英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要注意“四人帮”的活动情况。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他对国内全面局势，了如指掌。
9月21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委托老部下杨成武到叶剑英住地，转达他的期待。他对杨成武说：“那几个东西，闹腾得很厉害。这伙坏人什么坏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