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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吴法宪编在由邓小平总书记任组长的小组里。这个组包括总书记在内，都不知道罗瑞卿有什么反林彪的情况。开始没人发言。邓小平指着吴法宪说：听说吴法宪了解一些情况，你先讲讲嘛！
吴法宪的声音很小，作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发言。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5）
会后，刘少奇、周恩来分别找吴法宪谈话，核实情况。
叶群听说刘少奇、周恩来都找吴法宪个别谈话，很不放心。她怕吴有所变，特地来到锦江饭店北楼八层，来看吴法宪。
叶群虽不是中央委员，但却成了上海会议的明星和主角。她连续作了三次长达近10个小时的发言，给会议投进了一颗重磅炸弹。
叶群沙哑着嗓子说：
“同志们，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来，没有作好准备，讲一点我所了解的情况。”
近年来，她总把“四清”蹲点，挂在嘴上，显示自己深入农村，深入群众。
“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又不敢轻率上报……”
说到这里，她停下来，把目光转向到会的中央领导同志，沾沾自喜地说：
“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1964年后，罗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国庆节后，罗到家里来见林彪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彪同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
接着，叶群又信口开河，讲了前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生前转告她的所谓“四条意见”，希望她转告林彪。
这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退也要退。林总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
二、要我好好保护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这一点就靠你们了；
三、今后林总不要再管军队的事情了，主要是落实问题，不要再去管了；
四、部队的事交给罗去管，对他多尊重，要放手让他管。
叶群还诬陷说：“刘亚楼对我说，‘你如果办好了这些事，罗总长决不会亏待你的。’……这时林彪同志才说：‘罗长子是个野心家！’”
叶群怕谎言露马脚，发言后，立即指使吴法宪，一定咬住罗瑞卿的“四条意见”。吴法宪百依百顺，马上照办。他在一次会上，用手指着罗瑞卿，揭发说：“你罗瑞卿心怀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自己指挥军队做准备！你！你……”
12月25日，吴法宪写信给林彪说：
“罗瑞卿反林彪，向党伸手，夺取军权，跑遍全国看地形，是准备将来自己指挥军队……”
叶群还指使海军政委李作鹏，以海军名义向林彪控告罗瑞卿。叶群在保密电话上说，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林彪让位休息。叶群说，罗正在组建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李作鹏当即表态说，请你转告林总，请他放心，我不会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李作鹏随即纠合几个人，在1965年11月27日联名写信给林彪说：“总之，我们怀疑他们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是有阴谋活动的，是想等待时机准备反攻倒算。”
李作鹏把这份材料当作重型炮弹，带到上海会议上去了。
当时，在上海开会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对林彪、叶群等人的揭发材料都没有表态。刘少奇说：“未可置信”，陆定一说：“这真是奇闻！”
邓小平在上海会议结束前说：“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人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够不够，对不对，有出入的都可以提。”
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问题，邓小平严肃而慎重地说：林彪同志说有，罗则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嘛。
对这次上海会议，郝治平回忆说：16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对罗瑞卿问题，主席还说：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还说，罗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中央领导同志的态度，使叶群、吴法宪慌了手脚。叶群立即指使吴法宪，要他逼迫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证明。
翟云英说，她当时满脑子都集中在刘亚楼的病上，根本没有听说过所谓“四条意见”，也没有看见刘亚楼临死前伸出过“四个指头”。
吴法宪鉴于翟云英不肯为他写伪证，就对她下毒手。“文化大革命”开始，多次批斗翟云英，说她关键时刻不站在林彪一边，把她打成“反革命”。
“面对面的斗争”
上海会议对罗瑞卿问题，只“背对背”揭发，没有做出政治和组织结论。
作为上海会议的继续，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由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对他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3月12日，罗瑞卿作了第一次检讨发言，作了自我批评，但是他坚决否认对他的诬蔑。他说：
“至于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同志们这样说是有理由的，但请党严格审查。我坚决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会做出公正结论的。”
这实际上，否定了对他所谓“野心家”的指责。他的检讨招来更猛烈的批判。
《史无前例的年代》 一暴风雨前的闪击（6）
从3月12日至16日，相继有35人发言。这些发言，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许多同志迫于政治形势的压力，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夸大其词，捕风捉影，无限上纲。有的看风转舵，有的人身攻击，批判步步升级，给罗瑞卿戴上反党、反毛主席、“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军、篡党、篡国”等大帽子。
3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要求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大区中央局及一些军区派人参加。到会人数由42人增至95人。
面对扑来的政治风暴，罗瑞卿要求核实材料，反对“凭猜测作结论”。这本是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但却被看作是“进行反扑，准备翻案”，完全剥夺了他申辩的自由。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将军，不堪忍受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和诬陷，他宁可骨肉迸裂，也不向邪恶的权势低头，用他的死来抗争，来呼唤。他给夫人写了这样一张纸条：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将军写下这份绝命书，放在抽屉里，然后换上一套洁净的睡衣，轻手轻脚地踏上住地通往楼顶的楼梯。
3月18日，在战火里九死一生的将军，以他刚烈的性格，高度的自尊，昂着头，跳下楼，扑向大地，自戕……
但是，他没有死，他摔伤了左腿，死神又一次从他身旁晃了过去。
对此，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瑞卿同志确实以死抗争过。……在瑞卿同志看来，生命是宝贵的，但是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这就是理想和信仰。”
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共开了一个月又五天，单独和联合发言86篇。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许多发言都是违心的，顺大流的。
作为会议领导小组成员的彭真同志，敢于顶歪风，仗义执言，为罗瑞卿伸张正义。
彭真要求大家，只讲站住脚的材料，凡是站不住脚的，无把握的材料，都不要讲。他说，绝不能使人感到讲过头了，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十分。
彭真针对会议表现的过激情绪，指出：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后会后悔的。人在火头上的时候和冷静下来的时候不一样。
彭真在讨论工作小组就罗瑞卿问题向中央写报告时，尖锐地提出质疑：“这些结论，合乎不合乎事实，事实的根据够不够？”
历史证明彭真的预言是正确的，但他却无力扭转当时的局势。
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做出《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且加了按语。指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反对林彪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按照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中共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在此以前，在上海会议时，罗瑞卿即已被调离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林彪通过整倒罗瑞卿，扫清了夺权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增添了用造谣诬陷手段整人的又一恶劣事例。
心脏还在跳动
罗瑞卿及其老人、妻子和7个儿女共11口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残酷的折磨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