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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法宪对执行这一任务，既高兴，又有疑虑。他装出为难的样子，伸出两个巴掌：“我不了解情况，我说话，上海的人也不会听的。”
陈伯达马上为他壮胆：“给你写一个授权的全权证书，代表中央文革碰头会，全权处理这件事。”
江青表示同意后，陈伯达当场亲笔写了一张授权的全权证书。所有参加碰头会的成员都签了名。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无法无天（2）
第二天晚上，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某省代表。吴法宪在东大厅同江青走在一起。吴法宪说：“我明天去上海。”
江青一边走，一边手里拿着一本事先准备好的小说，指着作者孙峻青的名字说：“此人是一个作家，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你到上海要找到此人，同他当面谈，要他到北京来。我要找他谈话，但又不要叫张春桥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人知道。”
吴法宪说：“我不认识此人，不一定能找到，我在上海又不熟。”
江青说：“你通过上海空军的人去查询嘛。”
吴法宪说：“好，我一定设法找到此人。”
第二天下午，吴法宪乘专机到了上海。他先去见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把中央文革小组授权证明书给他看了。
吴法宪说，我情况不熟，很难完成任务。要求张春桥全力协助，并在市革委会领导之下办好此事。
张春桥满口答允，并要负责专案的王某协助吴法宪工作。
他们很快在两天之内，拘押了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黄赤坡等十多人，并把上海市公安局保存的昔日江青在上海时期的旧报刊剪报等“通天”材料，在两个晚上，由专人分乘两架飞机，负责送达北京西郊机场，转交中央文革。
与此同时，他们还分别逮捕了公安部以及浙江、江苏、山东等地的公安干部二十多人。他们的罪名都是接触过“通天”材料，知道江青的一些情况。
住在上海空军招待所的吴法宪，对他能在两天内就打完一场“保卫江青”的“歼灭战”，十分满意。每天都向北京汇报进展情况，但是，他要找的孙峻青在哪里呢？
孙峻青被抓
第三天晚上八时，一个身穿灰棉袄的老头，被人抓到空军招待所，走进吴法宪的屋里。
1968年2月27日下午六时左右，靠边站的上海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作家孙峻青回家时，在巨鹿路、常熟路口突然被一个戴口罩的人挡住。来人指着停在路边的一辆黑色的小卧车，要他上车。
据孙峻青写的揭发材料说：当时孙峻青十分惊疑，问他是什么人？来人说，姓张。
孙峻青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张说：“你知道。”
孙峻青更惊奇了：“你到底找我干什么？”
张说：“你自己清楚嘛！”
这位来人叫张彪，拐着腿，是空四军文化处长。他立即把穿一身灰棉袄的孙峻青弄上车，带到空军招待所，由吴法宪、江腾蛟、张彪三人和孙峻青谈话。
吴法宪第一句话就问：“你向中央写过信吗？”
孙峻青说：“没有。”
吴法宪不信。他反复问孙到底写过信没有。
孙一直坚持说：“没有写过。”
吴法宪以为孙峻青有顾虑，假装关心地说：“你想想，你我素不相识，我来找你干什么？我是受委托专找你的。你到底向中央写过材料没有？”
孙峻青坚定地说：“没有。”
吴法宪犹豫起来。他晃了晃脑壳，看着江腾蛟，对张彪说：“奇怪！不对头哇，是不是搞错人了？”
吴法宪又问孙峻青：“上海还有第二个孙峻青吗？”
孙峻青说：“我不知道，但是上海作家协会只有我叫这个名字。”
吴法宪立刻板起脸说：“中央首长要你到北京去一下。”
孙峻青说：“去北京？要通过上海组织，否则，我不去。”
3月2日，上海市革委会办公厅主任找孙峻青谈话，通知：“中央有个专案，要你去一下，马上动身。”
当天夜里，孙峻青被送上飞机。据说是因跟“文艺黑线人物关系密切”，在北京关押了五年多。
杀人灭口
吴法宪交待说：1968年2月的一个晚上，江青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我30年代在上海工作时，有一个名叫秦桂珍，又名阿桂的人照顾我的生活。她知道我三十年代的情况和活动，为防止被扩散出去，要弄来北京。”
碰头会对江青的要求，没人提出异议，并且一致同意由吴法宪去办。吴法宪把协助他办事的空军干部张晓山介绍给江青。
临行前，江青再次对吴法宪、张晓山交代说：“找到秦桂珍，要秘密把她弄来。她家里有我和毛主席的照片，要全拿回来，你们可以对她说，江青想你，请你到北京见见江青。”
空军干部张晓山带人飞到上海。他们通过上海市革委会，在市区寻找了三四天，终于在一个街道居委会的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孤苦的老太婆秦桂珍。她穿件洗得挺干净的退了色的蓝布褂子，脸上布满了饱经风霜的皱纹，闪着一双和善的眼睛。
张晓山开门见山地问：“你认识江青吗？”
秦桂珍答：“认识，二三十年前，我当过佣人，照顾她生活。”
张晓山告她：“首长很想念你，请你到北京会一会她。”
秦桂珍一听，高兴得很，满脸笑容地说：“我天天想她呢！”
秦桂珍当即回家收拾衣物和一些照片，手里摇着红皮《毛主席语录》，走上夜晚十时起飞的专机。飞机上只有秦桂珍和两个接她的军人。她一到北京，马上受到贵宾一样的待遇，住进铺红地毯的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
第二天，陈伯达、叶群、吴法宪相继来到招待所，专程看望秦桂珍表示慰问。
吴法宪向江青汇报了找秦桂珍的情况，请江青安排时间接见她。
江青一听，脸色马上变了。泼妇骂街似地嚷起来：“什么？要我见她！我找她来是怕她泄露我30年代的情况。现在，你要写个报告，要把秦桂珍监押在北京。我不再见她了。”
秦桂珍在招待所住了五天，第六天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
12年后，1980年11月21日，当笔者和秦桂珍见面的时候，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作为江青罪行的历史见证人，被特别法庭人员请来北京，住在京西宾馆。
《史无前例的年代》 二无法无天（3）
她谈的被捕经过，同吴法宪的交待完全相同。当她谈到被捕后受到法西斯酷刑和非人的虐待时，手捧着保存的血衣，失声痛哭起来了。
秦桂珍是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人。母亲生下她那年，家乡闹水灾，母亲逃到上海当奶妈。她跟着妈妈，靠稀饭米汤喂大。后来，她寄居在婆婆家，直到十多岁还没穿过鞋袜。
13岁那年，婆婆送她到上海一位姓许的人家当佣人。不久，蓝苹和唐纳结婚，在许家二楼租了一间房子。阿桂见蓝苹常常没有吃饭钱，偷偷地给蓝苹送菜送饭送蛋，主动帮助蓝苹洗衣服、擦地板，从没要过一分钱。
蓝苹常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
蓝苹唐纳婚后常常吵嘴打架。一天半夜，住在三楼的阿桂，听到蓝苹呼喊：“阿桂呀，救命，救命！”
阿桂急忙跑下楼，只见两人正在扭打。唐纳骑在蓝苹的身上，对阿桂说：“你不要拉，我不会打死她！”
后来，蓝苹离开上海的时候，她把演《大雷雨》、《王老五》的剧照，送给阿桂留作纪念，当作对阿桂恩情的报答。
阿桂也买了一本相册送给蓝苹。她紧紧地抱住阿桂说：“你真好！你真好！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要好好报答你！”
1946年，阿桂收到一封来自重庆的信，内装一张蓝苹抱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一念，才知昔日的蓝苹，改名成了江青。她随着来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的毛泽东，带着女儿李讷到了重庆。
1950年，秦桂珍带着东家的孩子到北京看病，住在北京大学的亲戚家。谈起往事，她请人代笔写了“毛泽东转江青收”的信。
过了一个多月，她被一辆吉普车接进中南海，见到了离别多年的蓝苹。
江青问她有什么要求？
秦桂珍说，我没有文化，可是有力气，我要参加工作。
1951年，秦桂珍被介绍到北海幼儿园当保育员。以后又转到上海机关幼儿园，直到1966年退休，在上海里弄参加街道工作。
1968年3月2日傍晚，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住宿的秦桂珍，突然被上海市革委会的一位女干部叫住了。她拿出介绍信，很客气地对她说：“请你跟我去一趟市革委会，有点事情。”
秦桂珍坐进一辆漂亮的小卧车，到了市革委会的办公室，见到了空军的张晓山。几句问话过后，当晚两个人乘一架专机到了北京。
秦桂珍随即跌进了火坑。秦桂珍热泪横流地说：“我一被捕就受到酷刑拷打，打得几次死去活来。他们逼我承认是特务，是反革命，跟香港有什么关系。我死不承认是特务，他们又打，我说，你们打死我吧！我拿着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那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是江青对我下毒手啊！毒蛇心肠的江青，全不念我过去对她的恩情，为杀人灭口，连个老太太也不放过！”
秦桂珍不是政治要犯，却被送进秦城监狱，关了七年零两个半月。
秦桂珍坚强而善良，她坚信一个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她终于等到黑夜过去，迎来了光明和希望。
1980年11月，中华人民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