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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那个时候，毛泽东住在玉泉山，开会就下山去中南海的居仁堂，开完会再回来。张木奇那时是连里的一名通讯员，每天都要到山上去打泉水。一天下午，张木奇第一次直接面对毛泽东。
主席开完会，回到玉泉山，和江青、警卫科长李树槐、卫士孙勇几个人正沿着鹅卵石山道向主峰玉泉塔攀登。我在山腰，拿着水壶，打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我看到主席，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他的上额很光滑，有一种反光。他身材那么魁梧，穿着白衬衣。主席一见了我以后，马上就向我走来了。可我光顾着激动了，只是直直地站着，不知道说什么，我才十七岁嘛。主席问我：“小鬼呀，你要去做什么？”说着，就走到我跟前，跟我握手了。我愣头愣脑地上去，两只手就把主席的手给握住了，他那个手特别大，很软乎的。“叫什么名字啊？”又问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李树槐同志，他是警卫科长，就说：“小张，主席问你了，叫什么名字？”我这才说，俺叫张木奇。“哦，张木奇，哪几个字？写一写。”我就站着，主席把左手伸到了我跟前，让我写在他的手心里边，我的手当时也可能有点颤抖。我写一个，主席就说：“弓长张，树木的木。”我又看看主席，写那个奇字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奇怪的奇吗？我赶快点头认可，就说是这几个字。这个时候，主席就问，你今年多大岁数？我说，俺今年十七岁了。“十七岁嘛，还是个娃娃，你讨没讨老婆？”我对讨老婆这个说法不是很清楚，我们家乡河北曲阳说娶媳妇。李树槐同志马上就给我解释：“主席问你结婚了没有？”一问到结婚这个题目，我年龄还小嘛，就感到很害羞，低着脑袋跟主席说：“俺还没有娶媳妇呢。”一听我用曲阳的乡土乡音说没娶媳妇，主席、江青和孙勇，还有李树槐同志，他们都乐了。他们一乐，我也就不那么紧张了，也乐了。
然后，主席就继续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哪？我就说，家里有俺爹、俺娘，还有俺兄弟，兄弟就是弟弟的意思。我说的时候，主席就捏着手指头给我数，我说一个，他就伸一个指头，他说加上你这个解放军，就是一个四口之家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说的意思了。江青还插进来问了一句，看你挺老实、挺聪明的，是个机灵鬼，哪个地方的人呢？我说河北曲阳。主席又说，曲阳，我们从那里走过嘛。我估计是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路过，但我没敢问。主席好像意犹未尽，问我：“你现在干什么去呀？”我说给连里打泉水，他点点头，再次和我握手，还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好啦，再见！”我忙说再见再见，心情已经放松下来了。
1951年元月上旬，中南海成立了主席的内卫班，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卫排，总共二十个人左右。可随着当时的需要，这个警卫排很快就撤销了。我们警卫连的一班加上警卫班的几个同志，十二个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内卫班。
……
毛泽东一直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他都有哪些考虑呢？
建国初期，各方面都需要合格的干部，而我们中间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太多。我们作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原来在西柏坡的一些同志，在进北平以前，主席就把他们送去学习文化，进行深造。到了北京以后，在没有成立干部大队一中队以前，主席晚上跟我出来散步的时候，就几次问我上没上过学，认多少字。他知道我家里穷，没钱上学以后，就说你们都应该学习学习。
这些话他并不是随便说说，他是真着急。他就想怎么办呢，应该搞一个学校，有助于我们的学习。
主席让我们学文化，还考虑到国家那么大，事情那么多，必须有可靠的又懂文化的人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他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派你下去，你没有文化怎么能开展工作呢？很快，在主席的主持下，就成立起了一个干部队。全国除了新疆和西藏之外，每一个省区，还包括沈阳、上海、重庆、武汉、西安、广州等几大城市，一个城市调来一个人成立了一个干部大队的移动队。这些同志来了之后，第一个是担负警卫工作；第二个是要学习文化，边工作边学习；第三个任务就是回家做调查。主席由此掌握全国的基本情况。
主席在1954年的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颐年堂的院子里接待移动队的同志。当时，移动队还没有完全调齐，有的同志还没来。主席专门进行了布置，调查农村的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干部的反应，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应等等，即正面的调查；如果遇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也要调查，特别是反映党的干部工作，政策方针方面的东西，要搞清楚什么原因、什么问题。
第七部分访问 张木奇 中
在我们成立这个移动队之后，接着就成立了一个文化学校。主席说我兼任你们的名誉校长，另外再请一位教导主任和几位教员，也就是老师，给你们讲课。让你们学习几年之后，取得一些文化知识，打下一些基础。你们不可能在我身边工作一辈子，将来离开我，也好为党工作。在汪东兴的具体操作下，文化学校很快就成立起来了。第一批的学习用品，练习本、铅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主席用他的稿费给大家买的。学校成立以后，总政批了，有关学习的开支就有了着落。
文化学校办起来了，我们要跟主席外出怎么办呢？这个情况主席也考虑到了，他说，现在全国的治安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你们学习文化，跟我外出的同志就要耽误学习。这样好了，我每年四至六次外出，每一次你们给我四至五个人就行了。这样你们三十几个人可以每年只跟我出来一次，要不然老是你们几个人跟着我出来，你们的学习会受影响。
我记得是1957年的3月20日，我们跟主席住在南京西康路三十四号，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美国大使，叫司徒雷登，住的一个别墅。那一天，太阳刚出来，主席就起来了。我正在值班，就陪着他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散步。主席问我，南京好，还是北京好啊。我说南京鸟语花香的，南京比较好，北京老刮大风，尘土飞扬的，难受。主席就说，哦，对嘛，对嘛。又问我们，你们学习的东西带没带来，我说课本、作业本都带来了。这次领导强调外出不要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差距太大了，外出也要把学习抓好。除了工作期间，陈守信老师就给我们讲课。这样，我们回去以后，就能够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基本持平了。主席听了之后，很感满意，哦，这就好，这就好。
除了身教，主席也不忘言教。我们住在广州一个小岛上的时候，主席问我们，涨潮、退潮是怎么形成的呀？我说是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的吸引作用吧，他说应该加一个力字嘛，吸引力。老鹰为什么能在天上飞？这就牵扯到空气流动问题。另外，在北京，主席有的时候问我们一些这个花那个草的等植物学方面的知识。
主席有的时候还会为我们改错别字。比如，我们打的一些报告中间，调查农业合作社的报告中间，如果有错别字，主席就会给你改过来。
主席看了我们的探家报告，有些情况不太清楚，来叫我们当面再聊一聊。这样，我们对于应该调查哪些东西，主席需要哪些材料，他最关注哪些问题，就会心里有数。
主席不仅关注我们的理论学习，而且指导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
1954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完宪法以后，就回到了北京。稍事休息，就从北京坐专列往北戴河去。中途在天津、唐山、秦皇岛看了几家工厂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专门去看了日出。
我记得是4月23日晚上，我们离开了专列，就到了北戴河海滨，住在原来张学良他们住的房子里。
主席睡完觉起来，已经是第二天十二点半了。汪东兴同志从主席那里出来，我正在门口值班。他说张木奇呀，明天早晨三点四十，叫我起床，他也没说干什么去。第二天早晨三点四十分，我就把汪东兴给叫起来了，主席他们都起来了，说要爬山看日出，到联峰山上去看日出。
我在前边引路，到了半山腰上，遇到了海军海防部队的哨兵。我们不知道，因为是突然决定的嘛。哨兵看来了一群人，还打着手电筒，打手电给主席照路嘛。这时候，两个哨兵过来了，拿着枪说，干什么的，站住。我就赶紧跑上去，说同志同志，请注意，我是公安局的，下边几位领导同志，他们要上山看日出。
他们看到后边的人都跟上来了，就把枪赶快收起来了。上山的时候，我们还给主席背了开水瓶、行军床，还带了个毡子，方便他老人家累的时候临时休息。再说看日出的时候，站累了还可以坐在行军床上看。上去后，我们就选了一个看日出比较好的位置，联峰山东边一个相对平一点的那么一个地段，先让主席坐在行军床上休息。给主席倒了一杯开水，这时候东方的鱼肚白都已经过去了。正是快要出太阳的前夕，这时候主席喝着水，跟大家聊着天，兴致很高。正在聊的过程中，慢慢的东方海平面上，比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更白了一点儿。上边还多少覆着一点红云彩，一片云彩丝贴着海面上边一点儿。不一会儿，好像是早起四点二十五分左右吧，太阳就出来了。慢慢有了红牙牙儿，主席就用望远镜对着它看。我记得好像有三四分钟的样子，太阳才完全出来了。出来以后，主席就把那个望远镜心满意足地交给大家，让大家轮流着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