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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上也有趣事，有一次我出差去了，有一个人给主席送了一封信，信一放那人就走了，主席就看那个信，把信封一打开没有瓤子，然后主席自己找，在火车上，在床头上找，找不见以后，就把那个送信的人又叫去了，他说这个信没有瓤，光有皮，主席不批评他。这个同志就回到他的车厢里去了，信里边的内容还在台子下边压着呢，结果又给主席送去了，他说主席呀，我光送了信皮，信瓤子还在台子底下压着呢。主席没有因为这事批评他，要给别人还不批评啊。
……
高智平时的工作就是帮主席起草文件，当然也会说出自己的意见。
我记得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下面有一个报告给主席，是广东的还是河南的记不清了。给主席看了以后，主席那时候好像两三天都没有休息好。那天把我叫去，他说他要休息，你替我代中央起草点东西，等我睡觉起来看，他说了这个以后，因为这文件我看过。他这么交代以后我就反反复复地看，要理解这个精神。先改了一些笔误，我就开始起草。写好了以后，主席还在睡觉，没起来。那时候，北大的陈伟离我很近，我就把这事告诉陈伟了。我说这是我起草的文件，主席还在休息，你看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陈伟看了以后说好啊，他说，再有半年就行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再有半年就可以起草山东会议的文件了。他没啥意见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在办公室等着，时间不长主席就醒来了。
我就把起草的东西给主席送去，同时跟他说明，我说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你还在休息，我就征求一下陈伟的意见。他说这有两句话，相信群众跟依靠群众哪个放在前边，是相信放在前边还是依靠放在前边，我想来想去说，只有相信才能依靠。我说把相信群众放在前边依靠群众放在后边。当时，主席就说，你不相信咋能依靠啊，我说对的。顺手主席就在我的宣纸上写了一个照办还是照发。
我原来想的是啥呢，是想问问主席有啥意见，没啥意见我回来再抄写一份，弄清爽了再让主席签字。主席一写以后，我说哎呀，洇了嘛，主席说，以后先要写好。
作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我就有时候给主席写报告，有时候我就口头跟他汇报。
写出来的文字，我或者放到主席的办公室，或者放到主席的卧室。不知道啥时候，主席有工夫签字，所以以文字的形式写出来。写好放到他回来就可以看到的地方。他签完字，他就会叫我去，再交代怎么办。
毛泽东常说高智是一个好人，也就是老老实实的人。
我感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有跟任何人发生矛盾。至于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主席没有做过我啥工作，这也许是他跟别人说我是好人的原因。
平常的印象里，卫士之间互相有点意见，或者有点误会。主席知道以后就找他们谈话，调解调解。还有江青、护士之间，和卫士之间，有点不愉快的事，或者有时候是江青批评卫士了，或者是批评护士了，护士和卫士有点冤枉，主席有时候和卫士和护士做工作。据我知道主席说过这个话，一个意思，要原谅江青，说你们要为了我。完了回来他就批评江青，这个我印象中比较多一点儿。
1958年以后，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点火，有点脾气呀，这些孩子们，都是年轻娃，受不了委屈的多一点。虽然具体是啥事情我还说不太清楚，但我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亲眼看过，也从来不问，但是从一些人的言语流露出来，我就有这种感觉。
有一天晚上我给主席送东西，主席就把我叫住了。我说主席你有啥事情啊，他没说有啥事，他说你说我管多少人，我心想这还不好答嘛，我说全党、全国人民都归你领导嘛。不，我只管两个半人，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问主席，哪两个半人。你一个，罗光禄一个，他停了，我说那还有半个是谁，江青。他这么说，我也不好问，我就轻轻笑了一下。
我从工作里边有这种感觉，毛主席喜欢老老实实的人。你对问题有啥看法你就是啥看法，你要说你心里的话。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看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不知道，他知道的，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办。不要装懂，不懂就是不懂，我看他喜欢这样的人，你有啥想法，你就说，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
第一部分访问 高智 下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可能以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在高智的记忆里，大家都关心毛泽东身体，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工作人员的身体，尽量不耽误他们的休息。
主席交代我们事情大都是口头上的，但有些东西是文字批的，交代我们怎么写信，或者怎么怎么办。有时候叫我们办的时候，就随时叫，不管是二十点或是一点或是两点。通常都是他晚上批好的东西他不叫，他在天亮的时候再叫你。我至少有两三次跟主席说，你写好了以后就叫我，我们就拿去办。主席讲了一句，你们是被动的，我是主动的。他照顾我们还要休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看，因为你们要来我就把这个翻一翻。实际上，他凌晨两三点钟就批给我了。他不叫，天亮了，公鸡啼了，他该休息了，你也差不多休息好了，他再叫你办。
他叫我们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叫卫士通知，值班的李银桥什么的打电话叫我们；一个就是打电铃，我们的电铃声音大，但是声音也不能太大，太大就是隔着墙，也会妨碍主席休息。为了能随时到岗，我们几个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叶子龙同志的一家，我们一家，罗秘书一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家里还有很小的小孩呢，都不让他们高声哭喊。我们教育说，哭的声音太大或者时间太长都会把毛爷爷哭醒。那时候，我们的电铃声音比较大，你就是睡着了也不要紧，主席不打电话的，一打电铃就能叫醒我们。我在他身边工作，他最多打过三次电话，他没有那么痛快打电话。我们一般是把他的电话线拔掉。总台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把电话一插上，然后叫我们。总理打电话找主席也很少，总理要找主席通话也是先跟我们打电话。
有时候总理就说，他要给主席打电话，咱也不能问“你跟主席说啥呀？”我们就跟主席报告，总理要跟你通话。我就把电话给主席插上，然后他们通完话了，我就再拔了。主要是怕妨碍主席休息，因为他的习惯就是不打电话，就是叫我们请他们来，当面说，不打电话。
过了1961年的元旦；高智他们就按毛泽东的计划；到农村去搞调查；了解大跃进、大办食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
我记得是1961年的1月15日，我们这些下去的同志都穿着下去的衣服，一身棉装；集合起来，我那天晚上本来要叫主席检阅了，看每个人穿的走的样子，一块照张相，然后去河南去了。我们到河南以后，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食堂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往中央报告。我当时的看法是，食堂在农忙季节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制度是很不妥的。以后又到江西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如实汇报。当然，这些问题不光我们来调查，还有中央其他的同志来看。后来，中央就做出决定，食堂制度取消了。
下去一年多，高智他们回到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较长的同志，都要离开毛泽东去地方上工作了。十年的朝夕相处，在分别的时候，毛泽东透露出挽留之意，曾两次留下高智合影留念，尽管高智想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但毛泽东做事一向从大局出发，他不能徇私情而留下来。
………
高智离开毛泽东就像是离开自己的父母一样，会写信问候，汇报情况甚至写检讨。当然，他也时不时给毛泽东寄些陕西特产，寄托自己的思念。
从1962年回陕西，到1965年再去北京，这中间还写信，写过几次信，寄过几次陕北的小米，中间我也到陆川县工作过。陆川县的苹果是名产嘛，我给主席捎过苹果。我的工作变动，我也给主席写过信。我的学习计划没完成，也给主席写信检讨过。
到了地方以后，复杂的环境让高智无所适从，他开始想念毛泽东，想念那段在梦中都挥之不去的中南海生活。
开始离开主席的第一年没有想，特别是到了陕西以后，各方面工作不知道咋搞，人也不熟悉，慢慢地就越来越想主席，越来越想，每天晚上做梦都想。有一天我正在搞农业侦察工作的时候，突然叫我回来，我当时就想，一定是主席来了。结果不是，是要把我的工作从研究所调到县外办。我天天盼，月月盼，盼能有机会到北京去。1965年1月份，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去了，印尼退出联合国了，我们中国跟印度尼西亚就成了同一战壕的了，我们中国派了一个比较大的代表团。大伙都是搞外事的，一起到印尼去了。
我没想出国，人家给我这么个机会叫我去，我是想到北京去。一下火车我就到中南海去了，西门口站岗的还认识我，一见我就叫我进去了。
1965年1月，高智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南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
那次见了主席，是1965年1月13日。我到了，就先见主席。
我跟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主席的卧室去，他躺在床上，也没有起床。我就坐在床边，跟他谈了一会儿。我主要谈我的工作，他还是说要到陕北走一走。我说，这几年我跑了不少地方，我一直盼着你去，我可以陪你。那天好像是星期六，为什么是星期六呢，那天我就没有离开中南海，一天都在那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