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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那个青年住了48天，终于求我在法国的亲戚，查明他全家人的住处，办理入境法国必要的手续，连车费都是我垫付的把他送走。临出发，再三叮嘱：“到了法国见到家里人，一定打个电话过来，否则我惦记着。”结果总是接不到电话，我实在放心不下，就往法国打电话，听说全家人早就团聚了。那时，我也真生气呀！
我一边喝着古太太倒的碳酸矿泉水，一边听她讲述，这时我不由自主地插一句：
“垫的车票钱他还给您了吗？”
“唉，还啥呀！我照顾的那100多人中，少的，我得花2000～3000先令；多的，我得花15万先令啊。但是，最后没有一个人还给我的。
“出现偷渡者，最为难的是我们这些已经生活在海外的华人。我也不是对偷渡者怀有好感，可一旦有个偷渡者站在眼前，听说背着那么沉重的债务来到海外，总是抛不开同是华人这种观念，所以，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
“听说偷渡者到达目的地，有相当多的人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小一年的时间，但是又没带多少换洗衣服。这样，我就给他们买冬装，代他们挂国际长途，这都要花钱。所以，我们家的电话费比普通家庭高得多，每个月都超过12万先令（约12万日元）。”
“12万先令确实太多了。”
“有时也后悔，有病啊？为什么干这种费力赔钱的事儿？可是一看见流落异国街头、哭天抹泪的同胞，就忘了后悔的事儿，还是把他们带回来。唉，女人哪，总是见不得眼泪。”
古太太不好意思地笑了。
“不过，您救助过的人，他们一定对您感恩戴德吧。”
“要是图他们感恩戴德，我就不干这种事儿了。”
古太太一脸严肃地回答，出乎我意料。
“我关照的偷渡者有100多人，其中只有一个人，在第二年正月打来电话。其他的人，别说电话，连封信都没有接到过，那也花不了几个钱哪？但是，尽管只有一个人，只说了句‘多谢您那时的关照’，我也消气了。本来要是图他们感谢，我就不会伸手帮助他们。”
但是，无论古太太如何宽宏大量，这些人也太过分了，反倒是我忿忿不平。对救助自己脱离窘境的恩人，100多人中只有一个人表示了感激，这些人也太无情无义了！这是我在维也纳了解到的华人丑陋的一面。
“没关系，您也别往心里去。”
反倒是古太太亲切地安慰我，我一时语塞，竟忘了不知要采访她什么。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诈骗同胞的偷渡者
见我一时无语，古太太却主动问我：
“听说您昨天采访了刚出监狱的那个福建偷渡者？他也来过我们饭店，是为了向我丈夫要回国的机票钱。”
“那位郑先生也来过这里？”
我很惊讶，那位庄稼汉郑先生居然有很强的活动力，和昨天谈话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大一样。
听古太太说，好像郑先生到处讨要飞机票的钱。古太太曾劝他说“您打工赚钱买机票吧”，他推托有病不能打工，于是古太太说“要是不能打工，您可以午间和晚上到这里来吃饭”，又给他500先令，让他住在站前旅馆。
听了这话，我张口结舌。郑先生在我面前对这事儿可没吐露一个字——虽然是偷渡者，但流落街头，困于饥饿，奄奄待毙，随便求到哪一位同胞面前，谁能忍心见死不救？我也是出于这种同情心，给他几百先令。看来是被他抓住这一点，又上当了。
傍晚，和《欧华》主编常恺先生一起走进维也纳森林中的“新葡萄酒”酒家，坐在葡萄架下，听着演奏音乐，浅斟慢饮。听完我讲述郑先生的事儿，常先生不无讥讽地说：“怎么？还没到一星期，就不想干慈善事业了？”
我默默喝着葡萄酒，常先生瞥了一眼就谈起来自己的经历。
起初，我也很同情他们，只要力所能及，都尽量帮助。
有一天，一位福建偷渡者来到奥地利华人总会，他在一个离维也纳很远的地方的中餐馆打工，但是患了胃癌，不能再打工，想要回中国，但是没有钱，要求总会给他买回国机票。我很为他伤感，就答应为他想办法，并打发他先回去。
然后，我给他打工的那家中餐馆的老板打电话，以总会的名义，要求他给胃癌偷渡者买回国机票。但是，还没听完我的话，那家老板就怒吼道：“那个混蛋，这回又去骗总会吗？”
我仔细了解事情的原委，原来那位偷渡者也向老板编过同样的瞎话，老板信以为真，就给他几万先令。但是那位偷渡者拿着钱到匈牙利等地去旅游，把钱都挥霍光了，最近，又偷渡入境奥地利。他以为华人总会在维也纳，不会知道那么远的地方的事儿，想从总会骗出点钱。
第二天，“胃癌”偷渡者来听回话，我压着满腔怒火，若无其事地问：“听说前些日子去了匈牙利，是泡在赌场里吧？”听了我的问话，那位“胃癌”偷渡者慌忙跑出房间，再也没敢到总会来。
周围已经一片漆黑，酒足饭饱的人们，现在都高声地唱起来，欢快地跳起来。我向穿行桌间的小提琴乐师点了两次《蓝色的多瑙河》，想用优美的华尔兹旋律与洁净的多瑙河波浪冲洗我郁积在心中的烦闷。
第六章 偷渡者的成功与挫折新华侨预备军的日常生活（1）
我耳朵听着《蓝色的多瑙河》，但心又飞到工作上。下一步，我不是要追踪流浪汉郑先生，更不想去采访那位“胃癌”偷渡者，而是要亲眼看一看已经定居到海外的偷渡者的生活状况。
我求在维也纳采访中认识的一位中餐馆的老板，介绍一个有偷渡者打工的饭店，他就给我介绍了一个地方上的中餐馆。
次日下午，那位老板特意用车把我送到那家饭店。车在高速公路上开到时速170公里，给人一种遗世独立的惬意。
这家中餐馆名叫“峻岭”（化名），在距离维也纳约80公里的一个镇上，位于一条交通干线的旁边。据说这条干线通到奥地利第三大城市林茨。“峻岭”的店铺并不大，但典雅脱俗，据说很受当地人喜爱。因为附近就是观光胜地，所以从初夏到晚秋，人出人进，门庭若市。
到达“峻岭”的时候，已经红日西斜，据说饭店将进入一天最忙碌的时间段。进去一看，果然是先来的客人还没有走，后面的客人又不断进来。除了老板一家之外，还有几名年轻的华人男女，忙前忙后，不见一个闲人。看来只能等到饭店关门才能采访，好在已经安排我住到偷渡者的宿舍。
晚上11点，饭店终于关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这一带就变得非常安静，附近森林的上空，星斗垂天，好像悬挂着闪烁的珍珠。只有偶尔经过饭店旁边的车声打破周围的寂静。“峻岭”的二层呈现出一天最热闹的景象。简易淋浴室传出喷水声，员工寝室传出笑语声，老板房间传出“早点儿睡”的关照孩子声，还有从当晚为我腾出来的寝室里传出卫视10台的甜美歌声……从长达12小时的漫长劳动中解放出来，终于获得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一种轻松欢快的气氛荡漾在饭店的二层。
到了采访时间，现在该我上班。我很焦急，因为劳累一天，大家都很疲乏，淋浴洗涤完了，肯定一步就得迈到床前，翻身就睡，好迎接明天繁忙的工作。我必须在他们就寝前，采访完全体员工。于是我把录音机调整到录音状态，安装好录像机，跑上通往二层的楼梯，可是出现在眼前的情景却令我愕然。
有的人装好大概是从店铺租来的台湾或香港的影碟，正准备看录像；还有人在寝室中央放张桌子，开始打扑克，谁都没有马上睡觉的意思。一打听，据说都玩到深夜两三点钟。我刚才的估计是猴子吃麻花——满拧。好在采访的时间充足，我就放下心来。
“这里是乡下，平时没有可玩的去处，也没有时间，所以，工作完了，就玩个尽兴。”
“峻岭”的老板从旁边解释员工为什么睡得那么晚。
“是嘛，平时的确没有看电视的时间哪！”我冒昧地附和。
“不，就是有看的时间，他们也不看。因为不懂德语，所以就租借台湾或香港的影碟，他们看录像。”
采访开始，下面是再现当时采访的情景。
和我交谈的共五个人，三男二女，据说都是通过蛇头偷渡到奥地利的。他们之中四个是浙江省青田县人，一个是浙江省永嘉县人，都是经由匈牙利入境奥地利的。他们支付给蛇头进入奥地利的手续费折合成日元是130～140万元。
要想弄到侨居奥地利的资格，那么行情折合成日元，还得花200万。为了赚到这笔钱，必须干三至五年。据说想在奥地利扎根这是第一阶段。然后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店铺攒钱，这是第二阶段，据说也得三至五年的时间。在“峻岭”这里，还没有从第二阶段“毕业”的人。这里的人都自称为“打工人”即雇工。
偷渡者或蛇头把偷渡叫做“办人”。这“办”字本来是动词，词义是“做”、“干”、“处理”、“操作”、“解开”等，但是这里所使用的“办”字，其词义在任何华语新辞典中都查不出来。
我把麦克风指向一位打扑克的打工人。
这位圆脸型的可爱的姑娘叫“小凌”，大家都喊她“山口百惠”，23岁，未婚，似乎已有男朋友。她是七个月前刚来到奥地利的。她高中毕业后，曾在故乡的县副食品商店做店员。据说是托在维也纳开中餐馆的伯父过来的。
“为什么不在你伯父的饭店干呢？”我问。
“来到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