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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指出，华人习惯于选择亲戚、同乡、朋友等居住的国家为自己迁居的目的地。既然如此，那么福建省的偷渡者本来不会来到日本这块无缘的土地。因为长崎或神户、横滨的中华街，虽然有福建省的老华侨，但是来日时间久远，加之经过不能交流的战争时期以及长久的邦交断绝时期，和故乡福建省关系疏、交往淡。其余的华侨则来自广东省等其他地方。因而，日本本来没有福建省偷渡者可以投奔的亲友和乡邻。
但是，提出“计划接纳100万名留学生”的口号，日语学校随之群雄并起，山头林立，加之像S先生那样的人物推涛作浪，于是众多的福建人便作为就学生来到日本。其中也有认真学习升入大学的人，但更多的人则是非法逗留，热中打工。这样的人在华人社会中称为“黑户口”。
入境管理局因为“黑户口”剧增而大伤脑筋，不久严格对华人就学的审查制度，不批准福建就学生来日本。但是，一旦点燃的福建出国热之火，不会因入境管理局的几条措施而轻易熄灭。根深蒂固的出国热与日美严格的入境审查，终于把众多的福建人驱逐到偷渡的路上。
这也完善了接受偷渡者的基本条件。日本有很多出身福建的“黑户口”即原来的就学生，他们成为偷渡者可以投奔的亲友、可以依靠的乡邻。因此，登陆日本的偷渡者最先奔赴的目标不是有中华街的横滨、神户、长崎，而是东京的新宿、大久保、池袋、大冢、日暮里，那里都是日语学校的集中地。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倾销化的偷渡交易活动
1998年8月，一则爆炸性的新闻轰动盛夏的日本。17日，在靠岸于东京湾大井港口的货轮“黄河”号（船长林东，2900吨级）搭载的集装箱里，发现潜入16名初步判断为中国福建人的偷渡者。其中一男七女因为脱水症已经死亡；被救出来的八人中仍有因为衰弱不能走路的女性，她们当即被送往医院救治。18日，第三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横滨），以违反入境管理难民法（无护照）嫌疑逮捕结束治疗的五男三女共八名华人，查证货轮集装箱；并询问货轮船员，调查16人潜入集装箱的时间与经过等。
集装箱的结构是外部上锁，里面不能打开，航行中内部温度上升到50℃。被捕的八人，年龄从18岁到35岁，全是福建人。审讯中，他们供述偷渡的目的是“想到日本挣钱”，并说：“16日，因为太热，就往集装箱内撒水，并且敲门呼救，大家都一丝两气的。”
集装箱上锁，内部温度高达50℃，从而导致这场悲剧。而偷渡正是以生命做赌注的冒险行为。人为财死，竟至于此！
根据警察厅的统计，1997年全国警察和海上保安厅破获的外国人集体偷渡案件，比上一年翻一番，是1360人，创历史新高；其中华人1209人，约占总数的九成。
当前日本经济很不景气，为什么偷渡者依然前赴后继、踪迹不断呢？简言之，仍然和不景气的经济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偷渡交易的幕后，总有蛇头暗中活动。日本人往往把蛇头想像为穷凶极恶的暴力组织，但实际上很多蛇头都经营着饭店或贸易公司，具有正经八百的公开头脸；看学历，有的人甚至毕业于名牌大学。但是，由于不景气的经济毫无走出低谷的迹象，所以他们用公开的职业很难维持生计，这样，就变本加厉地干风险大但回报丰厚的地下偷渡介绍业。
偷渡者多是福建人，但实际上都集中在长乐、福清、连江、福州等部分地区，这些地区抱有出国愿望的人大都去了欧美或日本。剩下的人，往往都是看支付给蛇头的成功报酬金额、偷渡成功率等条件，对去与不去的态度是心存观望，脚踩两条船。
另外，日元贬值也给偷渡生意投下浓厚的阴影。成功时支付给蛇头的报酬行情，大体是人民币20万～25万元，按1997年的外汇牌价计算，大约是240万～300万日元。但是，到1998年则暴涨30％以上，为380万～480万日元。同时，处于不景气深渊的日本，工作难找，计时工资下降，所以偷渡者不好搜罗。
蛇头为了赚钱，就采取倾销措施搜罗偷渡志愿者。首先，将行情价格降低2万～5万元；其中也有降低10万元的蛇头。其次，扩大免费服务范围，实施以往只适用于关系亲密偷渡者的免收定金办法。
偷渡交易的特点，必须把偷渡者平安送达目的地后合同才成立。不成功，蛇头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以往为了降低成本，经常使用的偷渡船，大体都是用废的船，否则，也多是低价购买的破船。所以，海上保安厅发现破旧船只，从公海就开始监视；一旦进入日本领海，则马上登船进行现场检查，这样，蛇头势必蒙受巨大损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蛇头就想到利用往来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货轮。利用货轮，可以堂堂正正地入港偷渡到大城市，容易逃避警察和入境管理局方面的监视。
使用货轮偷渡，也不算新发明，本书在第一章“轰动一时的日本偷渡路线”中已经介绍。但是，如此大量地把偷渡者像货物一样装进集装箱里运输却是翻新的花样。这样，警察努力把偷渡者拿获在水上，而蛇头则拼命让偷渡者登陆到岸上，今后两者的较量不知反复到何时。
第八章 偷渡在继续水往低处流
偷渡案件频发，司空见惯，但是用集装箱运输，一次死亡八人，这给很多日本人以巨大的震动；众多的新闻媒体纷纷向我们办事处提出采访要求。
前来采访者好像事先彼此约定一样，都询问同一个问题：偷渡者“为什么来到处于经济萧条低谷的日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一下以往破获的案件。
1997年春。
在与东京入境管理局第二办公楼处在同一地区的东京都北区，入境管理局的便衣警察为了侦查非法逗留的马来西亚人，连续数日清晨查看一家高层公寓里居住的外国人。但是，却发现与所查看的公寓相隔数栋的另外一家公寓，每天早晨6点半左右出来五六个头戴工地安全帽的外国人。
“奇怪呀，工地工作计时工资高，但很累，长时间在日本的非法逗留者不会干这种工作，或许是刚到日本的偷渡者。”
产生怀疑的警察们在查看结束时，顺手牵羊地把“安全帽”们也同时拘捕，经审问了解到其中居然有来日还不到一周的偷渡者。
“这几位老兄确实运气不佳！”甚至警察都对拘捕的偷渡者深表“同情”。
绝对没有替偷渡者的行为辩护的意思，但是，这一案件最雄辩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即日本的经济需要单纯劳动者。的确，福建人不断集体偷渡到日本，这也是因为有接受他们的“平台”，即前文提到的过去的“黑户口”就学生——日本正在使用的单纯劳动者。
冷静地观察国际形势，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劳动力的移动。就连发展中国家马来西亚，都有300万外国工人工作着。而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大国日本，与马来西亚的方针原则不同，其实际经济已经发展到离开外国劳动者就无法生存的地步。在集装箱案件案发前不久，有人检举揭发了位于六本木十字路口的“杏仁”咖啡店，原因就是那里非法雇佣非法就业者。但是，“杏仁”老板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
“刊登招聘广告，但是日本人不来应聘，没办法，只好雇佣没有就业许可的外国人。”
虽然是辩解之辞，却揭露了一种事实，触及了一个问题的核心。
华人有句古语叫做“水往低处流”。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正是高处积水；而人手严重不足的日本却像低处空谷。1979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从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开始允许人们出国，这样，中国围堵剩余劳动力这种积水的堤堰就出现蝼蚁之穴，溢出涓涓细流。正在这个时候，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倡“计划接纳100万名留学生”，这无疑是把堤堰上的蚁穴扩大成缺口。
为了实现国际化，这一接纳留学生的计划本身，不失为高瞻远瞩之策，但关键是日本还没有调整好接受如此大量留学生的部署，结果，民办的甚至临时拼凑的日语学校就成为接受留学生的平台。实际上作为教育设施，当时很多日语学校是不合格的。非但如此，其经营者原本就不是正人君子。因而，其中部分日语学校甚至堕落成教授外国学生伪造文件、诈骗钱财等违法犯罪方法的黑窝。
另一方面，对希望来日的候补就学生的学历等，也不按照日本教育机关的规定进行公正、严格的审查，导致很多远远不够留学生资格的所谓“就学生”也轻易地达到来日本的目的。
这就是引起今天在日本的外国人犯罪这一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
仔细观察在日本犯罪的华人，就会发现他们不是偷渡者就是原先的就学生，几乎没有例外。最近，虽然也有从日语学校出来升入大学的人，但其就学生的“出身”却不能改变。在以大学的留学生、研究生的资格来日本的华人中，犯罪者却微乎其微。
如果当初制定学历审查等条文，认真把关，扎实地做好部署之后接受留学生，那么，大概就不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在日本的外国人的犯罪问题。
接受进来之后任其自生自灭，正是日本方面在留学生问题上的失策，终于酿成在日本外国人特别是就学生中那种为了谋生而不择手段的恶习。而存在于日本社会的歧视外国人特别是歧视亚洲人的风气，以及以外汇使家乡亲人过上体面生活的荣显心理，又给奔跑在犯罪道路上的这类人找到把犯罪行为合理化的“理论根据”。
1997年6月15日在日本发行的华文报纸《留学生新闻》上，刊登一篇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