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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关船从偷渡者手里能够获得高额“运费”，自然也乐于捎带搞这种无本有利的“副业”。据说结关船向每个偷渡者征收50万日元的“运费”，所以甚至出现弃“本”就“副”、以运送偷渡者为专业的结关船。这样，参与华人偷渡案件的结关船自然数目相当可观。
伴随着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经济交流的进一步活跃，往来于南北的结关船也大幅度增加，这在客观上给蛇头大开方便之门。
但是问题的发生，关键在于对频繁入港日本港口的结关船，日本海上保安厅和入境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的监视、检查力度不够。对于蛇头来说，结关船正是运送偷渡者最理想的交通工具。
据统计，入港石垣岛的结关船在1987年只有107艘，而到1992年则剧增至705艘，增长近六倍。拿这个数字和停泊到那霸港和冲绳县内其他港口的结关船的数字相比，自然能够理解为什么在石垣岛有那么多的结关船入港。
第一章 轰动一时的日本偷渡路线善待外国人的岛上习俗
远离日本本土的石垣岛，似乎把此时因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亲近而出现的“三角贸易”、结关船入港作为“兴岛”千载难逢的机遇而欢欣鼓舞。
特别是正如前文曾介绍的那样，来自台湾的观光客人乘坐每周一次的班轮，成群结队地来到距离最近的外国——日本石垣岛，在岛上的商店街、海岸、观光地随处可以看到走在路上欢快地讲着台湾话的观光团体。岛上的居民早就习惯了这道“风景线”，所以即使眼前突然出现陌生的外国人，也不会感到丝毫意外。以我的亲身经历而言，在岛上采访，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会感受到那种开放式的以亲切的微笑面对远来客人的融洽氛围。
几年前，我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时代的同事曾到漂浮在濑户内海上的一个小岛旅行，在从四国回归本州的途中，突然信步闲逛起来，因为是初次造访之地，对交通情况生疏，所以向当地人询问公共汽车的时间和去向，岛上的人都亲切地一一指点，但是那种毫不掩饰的惊诧目光，至今不忘。
我曾读过这样的报道，登陆伊豆半岛的华人偷渡者，因为用湿漉漉的纸币购买车票或者是清早几个人在一起讲华语，被心存怀疑的当地居民报告警察，使历尽九九八十一难的偷渡功亏一篑。倘若考虑这些例子，那么对外国客人宽厚的石垣岛，对于偷渡者来说是不设防之岛，对于蛇头来说则是天赐的登陆最佳地点。
在黎明的海边，平良老人碰见一群素无一面之缘的外国人，之所以没有把他们看做偷渡者，原因也正在这里。而“好像说的是台湾话”的证言，则恰好说明老人平时已经听惯台湾观光客人所讲的话。而无论是台湾话，还是福建省偷渡者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属于闽南话的中国方言。
但是，石垣岛还有更令我吃惊的新鲜事儿。在靠近星野海岸的村庄采访一位老大娘时，她竟然问我：“他们（指偷渡者）是利用这个岛子去日本吧？”一刹那，我惊异得怀疑自己的耳朵，差一点儿情不自禁地反问：“这石垣岛不就是日本吗？”而且这么讲的还不仅仅是这位老大娘一个人。在我采访的岛上居民中，有相当多的人都是这么讲。看来岛上居民并没有把自己居住之岛看成是“日本”。
原来如此。对于偷渡入境者之所以漠不关心，不能像居住在本土的日本人那样警钟长鸣，除了小岛的开放氛围之外，还有一层因素，反正偷渡者是到如同外国的本土日本，那么何必多管“他人瓦上霜”呢！
第一章 轰动一时的日本偷渡路线偷渡者的窝点
登陆石垣岛的偷渡者，如果没有内线向导，那么将寸步难行。必然是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事先做好周密安排，他们才可能在岛内自由转移。那么，是谁迎接偷渡入境者呢？在这些人离岛之前，又把他们藏身何处呢？为了解开这些疑团，我决定通过熟人介绍，马上会见当地《八重山日报》的花城肇记者，他在偷渡案件发生后，曾探索案件的幕后关系。
花城记者理解我采访的宗旨，把所有相关的情报都提供给我。根据这些情报得知，石垣市内中餐馆业主名下的大厦三层303号房间，曾经成为偷渡集团的窝点，登陆的偷渡者就躲藏在那里。
从不动产商家提供的租赁合同书中可知，303号房间在平成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经当地经营快餐的女子介绍，被自称是香港商人、居住香港九龙佐敦道渡船角文华楼中座16号2层的周圣评租赁；在入居者中又增加一个叫做刘伟成的男人的名字。周和刘的任职公司都是港星船务有限公司，但实际上，据说刘是港星船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据住在公寓附近的邻舍讲，他们曾多次看到四五个只穿着运动短裤的汉子出出进进303号房间。因为有窝藏大批偷渡者的重大嫌疑，所以负责破案的八重山警察署以违反出入境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的嫌疑搜查303号房间，没收从室内查抄出来的一件救生衣以及聚乙烯水壶等共30件物品。在救生衣上印有“MONTE VERDI”，是519。7吨级香港籍的烟草运输船的名字。据说以前该船属于洪都拉斯船籍，截止1992年8月3日，入港石垣港共计七次之多。第二年1993年3月19日卖给刘经营的港星船务有限公司。
另一方面，根据警方的调查，1993年3月到石垣岛偷渡路线败露之前，很可能至少超过120人的偷渡者经由石垣岛秘密入境日本。我曾经采访的前文谈及的王先生等一行60多人，大概也是通过周、刘或者与他们一样潜入石垣岛的其他蛇头的引导而秘密入境日本的。
我乘车前往出租公寓被用做偷渡者窝点的所有者的办公地点，申请采访。公寓的所有者是第二代华侨，但是已经取得日本国籍，他也是设于该公寓一层的中餐馆的业主。
“通过熟人——一位经营快餐的老板娘介绍，好心好意把公寓借给他们，谁能想到却干这种违法缺德的勾当！”
业主痛悔不已。
我从业主的口中又获得了珍贵的资料。租赁人并不是总住在公寓，而是经常唱“空城计”。大约一个月能来两三回，使用数日到一周左右。而租赁人使用公寓的时候，好像是十几个人住在一起。但是吃饭几乎都是自己做，不到外面用餐，甚至只一层之隔的中餐馆也敬而远之。
“现在想来，那是避人耳目哇……”公寓被用做偷渡者的窝点，业主似乎还没有从受到的震惊中振作起来。
第一章 轰动一时的日本偷渡路线偷渡入境的中转站——冲绳
结束石垣岛的采访，我追踪偷渡者的移动路线，乘飞机飞往那霸。5月25日在冲绳繁华街道——国际大街附近订下旅馆，就马不停蹄地投身到冲绳本岛的采访。
冲绳本岛也沦为华人偷渡的中转站。综合分析一下《冲绳时报》等的报道，那么，自1991年以来发生的偷渡案件，包括上述石垣岛的案件在内，仅破案的就有五起。
1991年10月，13名华人乘坐长8米、宽2米的玻璃纤维快艇，从北谷町美滨的海滨偷渡入境。他们使用罗盘，从直线距离约800公里的福州出发，历时三日到达冲绳本岛。快艇上安装三台马达，其速度之快可想而知。但是登陆时被发现，连同帮忙的华人一起被捕。
1992年6月，中美伯利兹船籍的货轮“马拉迪2”号驶出福建省后，沿岸接驳于小木船运载偷渡者，藏到船舱内。“马拉迪2”号入港那霸港时，为了避免海关检查而没有装货，偷渡者们被关在昏暗的船舱内约六天，苦苦地等待着打开这个“樊笼”的时刻。幸好，从那霸平安地转移到东京，但是五个月后，八名偷渡入境的华人、一名帮助入境的印度尼西亚船长和两名香港公司职员都被逮捕。后来经过调查了解到，船长等已经四次把合计数百人的偷渡者运送到日本境内。
1993年2月，福建省运沙船“大屏山”入港到冲绳市的中城湾港，五名没有护照的偷渡者、两名把他们藏到船室的船员和一名带领他们入境的汉子被逮捕。有证据表明那个引带入境的汉子，在1月上旬还引带十几名华人偷渡入境。此外，根据《冲绳时报》1993年5月7日的报道，那霸地方法院在同年5月6日已经对这个案件的涉案者分别宣判了有期徒刑或缓期执行徒刑。
1993年5月11日下午，菲律宾船籍的货轮“圣·贝尔纳尔第沓”号在船舱中藏匿57名华人从那霸新港准备入境而案发，结果全体因违反出入境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而被捕。
在这些偷渡案件中被捕的偷渡者全是福建省华人。
停泊在那霸新港的“圣·贝尔纳尔第沓”号
为了亲眼确认“圣·贝尔纳尔第沓”号的作案现场，我驱车刚驶进那霸新港，就看见设有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本部的联合办公楼前的锚位上，系留着黑漆货轮。我漫不经心地朝船首望去，不由得“哎呀”一声：船首的确喷着“SANTA
BERNARDITA（圣·贝尔纳尔第沓）”的白漆字，但是被黑漆覆盖的用日语书写的原来的船名仍然依稀可辨。似乎这船本来是日本船籍，因其“老朽”而被卖给菲律宾。
在“圣·贝尔纳尔第沓”号的甲板上，有两三个船员正百无聊赖地吸着烟，我举起相机，可惜他们都匆匆地躲进船室。在舷梯附近站着几名男子，近前一问，原来是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本部的官员，正负责船的警戒。
“对不起，请问这船是运送偷渡者的货轮吗？”
负责官员点头，回答一声“是。”
我赶紧走进管理事务所，查看“圣·贝尔纳尔第沓”号提交给事务所的船舶入港申报书。
入港申报书表明，“圣·贝尔纳尔第沓”号是5月7日清晨空船离开香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