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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自身的情况而言，能自由地往来于日本和欧洲，在日本干起事来在一定程度上也算得心应手，这在蛇头看来大概很有吸引力，所以有的蛇头曾两次找到我，希望结成合作关系。还有的蛇头执拗地问我“能不能搞到大批法务省发行的再入境许可证”啦、“能不能收买入境管理局的官员”啦等等。他们是在拼命开拓新的偷渡通道，我当然拒绝，他们就说我“不能充分运用自己的能力”。
我曾对侨居维也纳的华人新闻记者常恺先生谈起这事情，他也说因为他在奥地利的华侨社会算是头面人物，所以一年到头总有蛇头要求协作，遭到拒绝，他们也说：“您是把送到眼前的大笔钱财往外推呀！”
因为蛇头是把组织偷渡看成商业行为，所以比起求助于各国的犯罪组织来，更希望借用在外国具有实力的场面人物的力量。有实力的场面人物答应帮忙，那么既安全，又能提高成功率。
而我本人在进入蛇头窝点与他们数日共同生活之前，也猜测蛇头大概原本就是一些无法无天的人吧。但是，随着采访的进展，了解到曾走上“飞黄腾达”之路的原青年干部、出身于上海名牌大学复旦大学的原新闻记者、拥有数百名工人的原国营工厂的厂长等这些有着令人艳羡的学历、经历的人物都成为蛇头，我受到的震动是无法言喻的。
第二章 蛇头的真面目成为蛇头的干部
1992年5月中旬。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经朋友介绍，我会见了陈明明（化名）这位35岁的蛇头。他居住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人住宅街，距朋友经营的中餐馆不远，与一户户带有庭院的住宅彼此相连，处处让人感受到一种幽静典雅的氛围。陈先生的据点就设在其中的一栋楼里面，我住宿数日与他共同活动的场所就是这栋带有庭院的独门独户住宅。
据说陈氏在中国的时候，是任职于福建省福州市政府的青年干部，是位工作起来干净利落的干才。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目睹席卷福建全省的出国热，终于眼热心活，坐不住市政府的办公室。
“听说没有教养、没有技术的农民到海外都发了财，我在国内也待不下去了。我受过一般人没有受过的教育，干起工作来也绝对不比别人差，所以我如果到海外去，即使不能富甲一方，也应该比农民强。这样我就放弃了市政府的职位和纳入轨道的前途来到海外。说起来，市政府的工作很稳定，但是能够满足于那种一碗凉水看到底的前程吗？而到海外去，虽然充满风险却可以实现那种孕育着无限可能的梦想。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陈先生首先到了匈牙利，开始搞偷渡介绍业。但是因为大量的华人铺天盖地而来，所以不久匈牙利中止免检（无签证）入境方式，对华人关闭了大门。这样就击碎了陈先生积累原始资本的梦想，他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罗马尼亚为海外定居地。
在经济落后、社会混乱的东欧，很难做上赚钱的买卖。想要大干，但陈先生没有资金。根据把陈先生介绍给我的朋友讲，他起初是在福建省直接招集偷渡志愿者，组织他们偷渡到东欧；但是来罗马尼亚之后，嫌风险大，就不搞亲自直接招集偷渡志愿者的工作了，而是专门伪造申请罗马尼亚入境签证所需要的入境邀请函、身份保证书等证明文件，然后卖给实际组织偷渡的蛇头。同时又和他们签订长期合同，把独门独户的据点作为入境罗马尼亚的偷渡者旅馆，挣些住宿钱。陈先生从直接组织偷渡的蛇头变成间接组织偷渡的蛇头，而间接蛇头可以说是直接蛇头的“后援部队”。
在面对清幽庭院的接待室，陈先生亲口向我讲述了他当蛇头的动机。
我因为长时间做干部，所以只想着干好工作，心思没有放在赚钱上，到了国外才知道，无论干什么，没有钱是不行的。但是，在生活水平低的东欧，显然做小买卖或者开中餐馆绝不可能发家致富。况且我来到匈牙利不过带了一个旅行提包，两只空手而已，想来想去，最后想通了，为了在短期间内最有效地积累原始资本，除了做这种“擦边生意”之外别无出路。到现在，这“擦边生意”已经做了两年。但是，我绝对不干那种拐骗客人钱财的蠢事。客人来要求出国，我总是说明到国外的机遇与风险，请他们重新考虑考虑。我从那些经过深思熟虑仍然决心出国的人手里拿到绝非小数目的金钱，但是，收人钱财，替人办事，我一定把有关的工作做得妥妥帖帖，绝对不能欺骗客人。搞这种买卖，最重要的就是诚信，所以如果弄虚作假，必然遭到怨恨，他们敢对你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因为只要出国，必然是相信能够成为大款的“华侨神话”而来到东欧。但是，东欧国家因为社会体制的变革，背着本国国民大量失业的沉重包袱，哪里还有余力为不请自来的华人提供饭碗。另一方面，当地人获得的那点儿微薄工资，也根本满足不了做梦都想成为公司老板的华人的欲望。正因为这方方面面的情况，所以一部分先到海外的华人就走上有可能迅速发大财的蛇头之路。在采访的最后，陈先生又慢慢地说起他已经开始考虑金盆洗手、脱离偷渡介绍业的打算。
一辈子干这种买卖，毕竟不能梦稳神安。问题是金盆洗手的时机，洗手之后干什么，这还没有想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以后一定得干一种正经八百的工作。对您讲的话——包括对自己不利的话，没有半句是假的，我丝毫没有把自己合法化的意图，所以，才坐在您的录像机前接受采访。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积累时代，也干了很多肮脏的勾当，所以搞“擦边生意”，从生存原理上看，我们并不认为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况且，我们也算不上违法。东欧各国，由于社会体制变革，有点儿混乱，法制不大健全，我们只不过是利用一下这种混乱和法制不健全之处寻求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谁还能说出分外的话呢？
这位陈明明先生，听说现在已经摇身变为商人，搞进口中国产品到罗马尼亚的贸易。做买卖所需要的原始资金，就是通过组织数百人偷渡而赚到手的。在短短的期间内，就在国民平均月工资数十美元的罗马尼亚，积攒下至少20万美元——了解陈先生底细的朋友断言。
我在布达佩斯、布拉格、维也纳、柏林、莫斯科以及日本也见过像陈明明先生这样的蛇头。在曼谷、香港以前曾做过蛇头而成为名流、成为知名商人的人物，绝不止一人，为尊者讳，真名实姓就不必说出来了。
第二章 蛇头的真面目引进区间负责制
最近，暴力集团参与华人偷渡日本的案件被曝光，日本的宣传媒介好像受到很大震动，但是让我说，日本的蛇头最终也只能步欧美蛇头的后尘。
蛇头以前组织偷渡到东欧、西欧各国或通过墨西哥与美国的边境地带时，曾利用过当地的犯罪辛迪加，但是，日本的蛇头以前因为用船就可以使偷渡者入境日本，所以没有和暴力集团联手。当然，那样做成本低，利润高。但是，1992年初夏发生八丈岛偷渡案件之后，鉴于接连不断的登陆失败特别是因地理不熟而造成的失败的教训，使蛇头觉得确保偷渡的成功率重于获得高利润，否则其衣食之源的客人就会投到其他蛇头的怀抱，自己就有“歇手”的危险。同时，蛇头又看到因登陆日本失败而蛇头组织被揭发、人被逮捕等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自己不愿身临险境。这样，日本暴力集团才接受蛇头的委托，得以染指偷渡者入境日本的引导作业。
以往把偷渡者运送到西欧各国和美国时，蛇头大体采取区间负责的方法。我在莫斯科曾采访过负责在“北京—莫斯科—欧洲各国边界”区间转移偷渡者的蛇头。
一个大雪纷纷的寒冬夜晚，在莫斯科郊外一座漂亮的红砖建造的会员制旅馆，我耐心等待两个多小时，终于见到一直在寻找的名为蒋民生（32岁，化名）的蛇头。
我们迅速地转移到我在莫斯科采访时借住的公寓，开始采访。大概是莫斯科的协调人事先已经向对方说明我采访的宗旨，所以蒋先生再一次向我叮嘱不要公布姓名等保守秘密事项之后，就开始讲述蛇头的运作方式。
“比如说运送来自福建省的偷渡者到德国等西欧各国，一般都要分成四个区间实施。首先，第一区间是负责在福建省和浙江省一部分地区招集偷渡志愿者。如果偷渡者是福建人，那么还得把他的户籍转到中国其他省。并且，让偷渡者从那个省出国，用火车送到莫斯科。”
之所以要把福建省偷渡者的户籍迁移到其他省，这是因为对屡抓不绝的偷渡者苦于对策的中国边防检查人员，对于偷渡最多的福建人特别“关照”——离境时严格检查。如果是福建人又手持福建省签发的护照，就别想迈出国门一步。因为和其他省份相比，在福建省最容易购买假护照，或者是收买政府官员签发“权钱交易护照”。
1992年11月初，在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的二连浩特站，我曾目击几名持有福建省签发护照的福建人，受到中国边检人员不准出国的处理。正因为如此，为了突破中俄边境第一关，福建省的偷渡者必须伪装成其他省份的人。
在第二区间，把偷渡者从莫斯科转送到布拉格。从搞到前捷克斯洛伐克入境签证的作业，到让偷渡者乘坐从莫斯科基辅站开往布拉格的国际列车的护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