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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培松会晤后，他给我写了一份证明材料：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退休教师（曾任系总支书记、副书记）。粉碎“四人帮”后，参加过院、系“清查”工作。在此过程听人说过，余秋雨“文革”早期参与了批判“斯坦尼”文章与资料的编写。而对此言论，我并未听有人表示异议。
特此说明。
周培松 2003年8月
这里对余秋雨参加过批判“斯坦尼”一事极为肯定，并提供了他还参与言论摘编的工作，而这个“摘编”我后来已当做证据之一提供给法院。周培松这个证词虽然在对簿公堂时来不及出示，但已足够说明我说余参加过《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写作并非是凭空捏造，而是对知情人进行广泛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上海戏剧学院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且是清查他的人而非一般的教师。周培松的证词和夏其言的抗议信一样，有很大的权威性。余想通过打官司翻清查的案，看来还真不容易呢。这次只在上海戏剧学院打开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对余来说就是后院起火，用余的话来说，好戏还在后头呢。
周培松对余“文革”中的表现还有许多事来不及谈。当时夜深了，我只得告辞回到华东师范大学。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疾恶如仇的郑雪来
我在《弄巧反拙 欲盖弥彰 ——评〈新民周刊〉等媒体联合调查余秋雨“文革问题”》中说：“……可请仍健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研究员郑雪来出来作证，余秋雨‘文革’初期加入‘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参与执笔的批‘斯坦尼’一文，如何给这位一辈子从事‘斯坦尼’戏剧理论翻译及研究的学者精神上带来严重的伤害。”
余秋雨抓住我对孙维世之死时间考证误差一年，即评“斯坦尼”一文发表前一年孙已去世这一点告我，并上纲为这是个“人命案件”，骇人听闻地说我开了杀人犯的名单，把他划入孙维世之死的“加害人”行列。郑雪来闻之后，迅速写了《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五问余秋雨》两文声援我。我在台北出版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曾这样介绍郑氏：
郑雪来（1925— ），福建长乐人。1948年开始从事翻译文艺理论。1951年到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从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作品翻译及苏联电影艺术理论介绍工作。1961年起主持《电影艺术译丛》编务。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论集》（1984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电影美学问题》（1983年，文化艺术出版社）、《电影学论稿》（1986年，中国电影出版社）。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863—1938）是世界知名的戏剧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在世界戏剧表演中有广泛的影响。“体系”体现了一种崭新的美学原则。为了借鉴外国戏剧经验，发展我国戏剧创作，郑雪来接受了翻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作的任务。1956年，由他翻译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第二部出版。两年后，由他主持译校的8卷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开始陆续问世。郑雪来的名字，随着这些译作的出版，渐渐地为戏剧界、电影界人士所熟悉。然而他也因此而获“罪”。1969年6——7月间，《红旗》杂志发表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使他受到巨大的精神伤害，被当作大批判靶子，后来被赶到荒凉的团泊洼干校劳动改造多年不得回家，幸好还没有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在《我看“余秋雨状告古远清”事件》一文中，郑雪来提供了我原先没有了解到关于“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也插手评“斯坦尼”一文出笼的情况。从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如此重视评“斯坦尼”，可见评“斯坦尼”一文无论是初稿还是定稿的写作都不可能是什么学术文章和学术批判，里面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它在“文革”初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起过重要的作用。
郑雪来的文章还对胡锡涛文章提出诸多疑点，从而对其“证人”身份提出质疑，对余秋雨把自己打扮成“文革”受害者这一点作了犀利的分析（详见下节）。正因为郑雪来的文章击中了余秋雨的要害，故使余秋雨恼羞成怒，扬言不排除告他的可能。可贵的是郑雪来不怕威胁，继续挺身而出为我作证评“斯坦尼”一文如何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尤其是给上海京剧大师周信芳、著名音乐家贺绿汀、电影理论家瞿白音所带来的致命打击。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武汉《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中说评“斯坦尼”是为了整垮孙维世，的确缩小了该文的负面效果。何况，周信芳等人是比孙维世更知名的艺术家，他们所受到的迫害，作为一个初稿参与者的余秋雨，难道良心上不应该受到一点谴责吗？
郑雪来于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访谈：一个电影研究者的风雨人生》（福建教育出版社），再次谈到余参与写作的批“斯坦尼”一文给他带来的严重灾难，并希望他能吸取历史教训。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胡锡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1）
1956年进山东大学的胡锡涛，毕业后分到复旦大学当助教。他在1962年第5期的《新建设》上发表学术论文，毛泽东看后说了称赞的话，由此受到高层赏识。
1963年，上海市委开始器重胡锡涛。1965年4月，由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把他调入中共华东局由姚文元任组长的内刊当编辑。1965年11月，姚文元在发表《评〈海瑞罢官〉》前，曾主动向胡锡涛征求修改意见。1969年7月，胡锡涛成为“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最早成员，和朱永嘉一起负责《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组织与定稿工作。1968年11月，他具体布置余秋雨写评“斯坦尼”第二稿，并于1971年推荐余秋雨参加“石一歌”写作小组。1970年，加入中共后的胡锡涛由于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朱永嘉，由姚文元于1972年3月点名安排他到《红旗》杂志工作。每月初，他与《红旗》最高领导“军代表”和编辑部三位召集人一起到钓鱼台开编前会，主要负责文艺组的稿件。
在清查“四人帮”余党运动中，审查四年后的胡锡涛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1982年降格为《红旗》杂志《内部文稿》编辑。1986年3月复查时，被定为“犯有严重帮派思想的人”即“三种人”之一而开除党籍，后“下放”到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工作，1993年评为研究员，1997年退休回京。
余秋雨在“文革”中不幸成为“小人”那段历史，和胡锡涛的“提携”有极大的关系。在20世纪末大陆掀起的“余秋雨要不要忏悔”的讨论中，胡锡涛为了帮余秋雨“突围”，特地写了《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此文名义上是为余秋雨辩护，说他“文革”中如何勤奋学英语，由姚文元布置、胡锡涛具体分配他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却写成了“学术论文”，还说粉碎“四人帮”后，翻来覆去对余进行审查“始终查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但狡黠的胡锡涛在为余秋雨辩护时，又故意如数家珍似的抖出许多他人闻所未闻乃至给余秋雨“致命打击”的史料，如说余秋雨三进“四人帮”写作组系统，在写作组呆了三年半左右，以至成了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并参加过姚文元的接见，等等。
胡锡涛此文自相矛盾，重要事实和结论不相符，致使过于聪明的余秋雨仍上了大当，认为胡是自己人，是关键时刻唯一能帮他“突围”的好战友。可此文已明确说过余秋雨参加过批“斯坦尼”五人小组和写作班文艺组及下属的“石一歌”小组，又写过评“斯坦尼”文章的二稿——虽然这二稿胡锡涛说被他“枪毙”了，但这“枪毙”一事留下许多使人怀疑胡锡涛在胡说的漏洞。更重要的是胡文的后半部分有这么一段令余秋雨十分尴尬无法辩解的话：
过了一天，上海一位老“战友”也打来电话：“你不能让余秋雨上北京。”我问：“为什么？”对方说：“余秋雨狂得很，目空一切。我们都看不惯。你让他住《红旗》招待所，会更助长他嚣张气焰，大家会埋怨你。”有这么严重吗？我不相信。我说：“凡是才子，总有一点清高。目空一切，也属难免。”对方立即反驳：“他一点也不清高，在背后说当年评斯坦尼文章就是他写的。”
胡锡涛文章埋的这个陷阱，余秋雨没有看出或他忙于云游根本没有时间仔细地看，便一头跳了进去，既然和被告一起把此文当做重要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