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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打官司作为一个研究标本的悲剧性，或者说文学过度市场化的悲剧性在此表露无遗：在余秋雨以市场为工具力图打通文学创作、传播的“任督二脉”时，他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市场驱使的工具；没完没了地打官司与论战也许并非余秋雨个人所愿，但一种莫名的力量又促使他必须这样做，因为“余秋雨”已不仅是文学名家，而是一种可以魔术般扩展的资本。资本与市场的贪婪本性决定了余秋雨笔墨官司的一而再而三，决定了每本新书出版前商业气息浓重的同一模式炒作。而这种市场与资本对人的异化，马克思、本雅明都有过大声疾呼。
最现实的问题是：面对市场的挑战与诱惑，余秋雨们何去何从？是在利润的石榴裙下沉沦，还是以此为炼狱期待灵魂的重构？这也许是“余秋雨打官司”悲剧性中蕴涵的积极意义——对文学中人如此，对志在全面奔小康的国人同样如此。
（中国青年报9月19日）
看余秋雨告状谭大珩：略论余秋雨“告状”
网上消息传来，余秋雨教授果然在打“名誉”官司了：南告古远清于上海，北告肖夏林于北京，两处皆提出赔偿“名誉”费十万元。并且声明：要以他的“个案”，使“知识分子”懂得些“法治”云云，真是义形于色，好看极了。
诚然，余教授是曾有过美名的，比如“戏剧理论家”、甚至“散文大师”的称号。大约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原因，曾几何时，一变而成了抹着“文化口红”的浪荡者。真是世事白云苍狗了。为什么有着这样的变化呢？也许余教授迄今仍认为对他围攻、批评的人，多是些妒忌、眼红的“小人”，因此，在痛定思痛之后，决心要洗去那些诬蔑之词，还其“冰清玉洁”之身，于是从文坛走向法庭了。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我们这些普通读者的眼光来看，余教授之生平，其成功之处得力于天时地利，其失败之处却是失去了人和。天时地利是客观的条件，人和却是主观的因素。可以大胆地说一句：许多人之所以围攻、批评余教授，是他自己的态度造成的。当然，木秀于林，风必吹之。一个人有了点名气，一定会招来物议，这一点余教授应当明白。
也许余教授认为只有依靠法庭，才能恢复他的“美名”。我们却认为，一个作家的名誉是活在文坛上，有其作品和行为作证，无须向法庭讨“名誉”。向法庭讨“名誉”并不光彩，而且采取这种方式，更会失去“以和为贵”的精神。还有“告状”不一定能增长“名誉”，相反会暴露出自己品格之缺憾的。
那么，余教授“告状”，暴露了他什么缺憾呢？
一、少了点宽容。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夫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苏轼曾说：“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我想，余教授还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大约也不过和芸芸众生一样，涵养还差一点。一个作家，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好的坏的都会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文艺圈内，我们提倡的是“百花齐放”，而不是舆论一律。在上世纪20十年代末，顾颉刚要状告鲁迅，说破坏了他的“名誉”，从武汉勒令要鲁迅在广州候审。然而鲁迅却对他嗤之以鼻！我们认为就算肖夏林有说过“余教授在深圳谈文化是为了一套豪华别墅”的话，也不必诉之法庭。因为这类事情，只需一则声明，便可大白于天下，何苦要请律师、上法庭呢？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有什么话不能说清楚的呢？我们觉得余教授对当今文坛过于悲观，对知识分子的觉悟估计不足。余教授这样做，不管胜诉与否，首先是失去了“人和”，缺乏了“以和为贵”的精神。“冤家宜解不宜结”，余教授以为如何？
二、缺了点幽默。魏明伦先生正确地指出，余教授作品的缺点：“少了幽默”、缺了“滋味”。这一缺憾非同一般，因为它牵涉到做人的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被人诬蔑最多的恐怕是鲁迅先生了。当然，他亦有气愤之时，但他认为文艺批评的事，要通过文艺批评去解决，并且主张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他曾想编本“围剿集”，把论敌的言论一一收录，加以编排，以供后人借鉴。我想余教授是没有这样的胆识的，因为两人的心态截然不同。
说余教授的作品少了“幽默”、缺了“滋味”，也就是说余氏缺乏了文采。这是真的。纵观余教授的作品，《文化苦旅》还算文笔流畅，显示了他的才华，但作品思想苍老，屡有硬伤，而且一味正襟危坐，没有笑容。写到《山居笔记》，文学的意味已淡，偏多浮躁，指责对他批评的人为“小人”了。至于《霜冷长河》，只剩下些感喟和教训的文字，文学意味已茫茫不可见，真是冰冷长河了。肖夏林先生所写的《警惕余秋雨》，剖析余氏作品，中肯深刻、入木三分，难怪余教授恨之入骨，非寻漏子告他不可了。
三、欠了点冷静。余教授自视甚高，总是摆出院长、教授的架子，自以为是“大师”级学者了，因此遇事很不冷静，往往贻笑大方。比如，对他在“文革”时期的历史，许多与他共过事的人尚在，且有文章披露，然而他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严遮面”，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这就难怪人们对他的质问。余杰的一句：“余秋雨你为什么还不忏悔？”像惊雷一样震撼过他的心头。然而余教授却认为这个“黄毛小子”，乳臭未干，懂得什么叫“文革”呢？于是想在魏明伦先生处约见余杰，进行“教训”和私了。这是谁都知道的：余杰并不可欺。我们想，余教授是不敢告余杰的，余杰亦表示过不担心会成为被告。
余秋雨教授的《敬告全国读者》，实质是一篇“告全国人民书”，是典型的奇文。这是头脑发热到极点的文章，竟忘记了自己是何身份，而且借“盗版”之名，大骂了批评他的人，又一次激起了作家、批评家之愤火，终于形成了众怒难犯的局面。
至于到“千年庭院”去讲学，本是应某些电视台之约去做“文化明星”的，但偏要在朱、张讲学之处做“秀”。两湖文化你知多少？结果受到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揶揄，“名誉”也将扫尽了。
还有蹩脚的《余秋雨的背影》，是别人为他写的一本“评传”，也是令人读来肉麻的书。它声声赞颂，并不能给余秋雨的“名誉”添彩，相反，却让人看到原来余的朋友之才华技巧是如此之低劣。稍有点冷静头脑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的书。不知余教授对此书作如何感想，如果是默契的话，那么又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了。
总的来说，余教授从文坛走向法庭，说明了他走的是离开了文学的道路。依靠法庭去解决文艺批评之争，是不恰当的。一个作家如果只靠法庭去争“名誉”，那么，该人已走向末路了。
（《鲁迅世界》2003年4期）
看余秋雨告状袁良骏 鲁迅为何不状告郭沫若
稍为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大概都知道鲁迅和郭沫若的一桩公案。时在1928年初，后期创造社的几位新锐分子冯乃超、李初梨等，为了推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竟然将鲁迅当成了绊脚石。他们以《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向鲁迅发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鲁迅开始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刚从广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与创造社组成联合战线。“联合宣言”都发出了，怎么会突然遭到“盟友”的攻击呢？稍事镇定之后，鲁迅看出了“盟友”阵营的微妙变化，便先后写出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进行回答。殊不知这些回答却更加激怒了创造社诸君子，他们把鲁迅比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堂·吉诃德），把鲁迅的回答称之为中国的“Don…Quixote的乱舞”。为了声援这些年轻的朋友，创造社元老郭沫若先生也披挂上阵，他用杜荃的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创造月刊》二卷1期），称鲁迅为“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的反革命”。毫无疑问，这二顶帽子对鲁迅完全不合适，而且，套用一个法律术语，杜荃严重侵害了鲁迅的名誉权、荣誉权。
照理说，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鲁迅完全可以将杜荃先生告上法庭，然而。鲁迅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写文章进行答辩、反驳。这些文章，后来大都收在《三闲集》中。可以想见，如果鲁迅一怒之下采用法律手段，将杜荃告上法庭，即使打赢了官司，鲁迅也就不成其为鲁迅了。
当然，鲁迅在答辩反驳之中，也并非没有防卫过当之处。比如在《上海文艺之一瞥》（1932，收入《二心集》）的讲演中，他不仅称创造社为“新才子派”，而且称他们为“新才子＋流氓”，说他们“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派的理论来作武器”。显然，这些说法也厚诬了创造社，郭沫若也完全有理由将鲁迅告上法庭。然而，郭沫若同样没有这样做，他也只不过在《创造十年·发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