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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散淡襟怀荆棘路——记钱谷融先生（1）…（图）
在华东师大的老教师中，我最熟悉，也最谈得来的，是钱谷融先生。李白《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我所喜爱于钱夫子的，也就是他那风流潇洒的气度。他襟怀散淡，神态飘逸，不热中，不矜持，待人宽厚，态度随和。他并不执著，但为人作文却一以贯之；他无意标举，而所达境界甚高。 钱先生常说自己是一个懒散的、毫无作为的人，喜读书，而不爱写作。但是他每有所作，则必有高论，有时还引起巨大的反响。钱先生以《论“文学是人学”》名世，但此文并非他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所在的学校要举行大型学术讨论会，领导上一再动员他写的。当然，这是他平时阅读、观察、思考所得，也是1956年贯彻“双百方针”的学术环境使然，否则，领导上怎么动员也无济于事，即使要写也写不出这样一篇洋洋三万多字别具只眼的文章来。正因为别具只眼，在学术讨论会上就引起一片反对声。既然有那么多人反对，而此文本来就是为了应付此次学术讨论会所作，它的任务已经完成，钱先生也就没有打算送出去发表。但是，《文艺月报》（后改名为《上海文学》）的编者找上门来了，而且马上决定刊用，随即发表在该刊的1957年5月号上，《文汇报》同时作了报道，立即造成很大的影响。记得那时我正读大学毕业班，同学间相互推荐此文，读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见解新颖，很有启发性。但不久反右运动开始，《论“文学是人学”》受到了批判，我们也赶快清理自己的文艺思想，努力跟上形势。后来有人说，《文艺月报》之所以发表《论“文学是人学”》，本来就是当作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但据我当时的实际感受来推断，不像是这样。从《文艺月报》刊出的版面和《文汇报》报道的口气看，都是作为正面的重要文章推出来的。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反右运动是从1957年6月份开始的。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进行反右斗争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这才开始扭转方向，寻找批判对象。此前，知识界都还沉浸在鸣放的热潮中，《文艺月报》编者在4月份发稿时，哪里会有这种先见之明呢？报刊总是要紧跟形势、配合任务的，所以在鸣放时期抢发有新见的文章，在反右时则大批自己肯定过的东西，这倒是比较符合当时的办事规律。 事后思之，《论“文学是人学”》受到批判是必然的。因为建国以来一向强调的是斗争和专政，而该文却鼓吹人道主义精神；领导上要求于作家的是做个齿轮和螺丝钉，随着他们所开动的机器旋转，而该文却提倡作家要发扬主观的精神力量，并宣扬艺术的感情因素，简直是背道而驰。所以批判规模愈来愈大，批判文章愈来愈多，形势逼人，逼得连原来支持他观点的朋友也不得不写起批判文章来，否则，就难以自保。而且，当时摆出来的架势，好像还要长期批判下去的样子。这可以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中看出来，它标的是“第一集”，这就是说，还准备出第二集、第三集……但不知怎的，以后又没有再出下去了。后来人们还觉得奇怪的是，华东师大的党委书记“左”得厉害，在教师和学生中打了那么多右派，而作为重点批判对象的钱谷融倒没有被扣上帽子。有人说，这是当时上海的主要领导人要在知识界留下几个活老虎，供以后运动中批判用。是否如此，现在也难以查证了。但到了1960年，再度掀起批判高潮时，钱谷融先生又成为重点对象之一，这倒是事实。这回钱先生并没有提供新作，他是被逼着站到祭坛上去的，算的是过去的老账。 1960年上半年，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市委直接领导下，开了49天大会，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开始是大家自由发言，后来转为重点批判，上海三所高校各摊派一个批判对象，即：复旦大学的蒋孔阳，华东师大的钱谷融和上海师院的任钧。公开的说法是讲他们在自由讨论中发表了错误意见，所以引起辩论，其实是早有安排的。在自由讨论阶段，有一次休息时，我碰到任钧先生，与他谈起以前曾读过他的大作《新诗话》的事，任钧先生很客气地与我谈论了一会，不料有人汇报上去，第二天系领导就把我批评了一顿，说我向资产阶级学者输诚。当然，这是领导上要拉我一把，免得我犯错误。但可见上面的预谋已在领导层传达过了。而且，当时钱先生还不是作协会员，作协开什么会本来与他无关，而这次会议不但通知他参加，而且生怕他不去，还由学校用小汽车送他去，实在是非要他去踩地雷阵不可。待到作协会上一动手，华东师大校内立即响应，而且比作协批得更厉害，直批得钱先生十二指肠大出血，还不肯罢休。 这次作协大会的特点是，发动小将来批判老将，从高校调集了许多青年教师和学生到作协去参加会议，并让他们担任主攻手。当时，批判钱谷融先生的重点发言者是他的学生戴厚英。戴厚英是一门小钢炮，言辞锋利，发言很有轰动效应。但钱先生始终面带笑容，并不动怒。他很清楚，这些上阵的学生，本身也只不过是工具而已。直到很多年之后，他与我谈起这位叛逆的学生时，仍带着宽容的笑意，而且还很赏识她的才华，——他所不习惯的，只是当时她作批判发言时，竟直呼其名，连“先生”的称呼也不用，令人听了很不习惯。但这事，后来也就释然了。1996年戴厚英遇害后，一家出版社要我编一本关于她的纪念集，我考虑到钱先生与戴厚英这层特殊关系，请他也写一篇，他一口答应，并很快寄来一篇深情的悼文。这就体现出钱先生的气度，着实令人感动。
第三部分散淡襟怀荆棘路——记钱谷融先生（2）
反右运动和1960年的批判高潮之后，许多学者文人都搁笔不写了，而本来不大写文章的钱先生，却于一年多后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雷雨〉人物谈》。它那优美的文笔和对人物感情世界的细致深入的剖析，使读者倾倒。《文学评论》肯发表这位固定批判对象的文章，是与广州会议之后的宽松气氛有关，但是不久，上面又号召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雷雨〉人物谈》自然也就谈不下去了。这组文章，直到1970年代末才续写完毕。“文革”结束后，上海文艺出版社要恢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向钱先生组稿，但钱先生仍不急不紧地慢慢写，直到1980年才出书，在恢复后的第一批丛书中是出得比较迟的。 “文革”虽然已经结束，学术界、文艺界已对钱先生表示出欢迎的态度，但在他供职的学校里，领导上似乎对他仍持有成见。1978年恢复评职称时，这位学术影响很大的老讲师，仍旧没提上副教授。校外的朋友和后辈学人都很为他不平，但钱先生自己倒很坦然。大概由于外界意见实在太大，到1980年第二次评职称时，校方就将钱先生直升为正教授了。从1943年在交通大学做教员（讲师待遇）算起，他一共做了38年讲师，这在教育史上也算是一项难得的记录。 这之后，钱先生的境遇比较好些。虽然仍有人指摘他是资产阶级学者，但随着社会影响的扩大，校系领导对他是愈来愈器重了。校方曾经要他出任系主任，他坚辞不就。他知道自己的秉性不宜做官，还是清风明月，读书讲学为好。此后他的主要工作是带研究生，从硕士生带到博士生。此外则利用开会讲学的机会，到处走走看看，仿佛是山野散人，而这，正是他少年时代所企慕的生活。 钱先生带研究生是从做讲师时就开始了。按照教育领导部门的规定，必须要有副教授职称，才能申请做硕士生导师，但他还在讲师的位置上，许杰先生就邀他合带研究生。本来，升不上副教授，他完全可以拒绝带研究生，但他为人随和，而又感激于许杰先生一向对他器重，所以也就答应了。这一带，又带出名了。在他门下出来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才的很多。殷国明、王晓明、吴俊、杨扬、许子东、戴光中等学术新秀，都是他调教出来的。我对钱先生说：“真是名师出高徒啊！”钱先生却说：“应该倒过来说，是这些名徒把我抬高了。”我请教钱先生带研究生的经验，钱先生说他没有经验可言：“带研究生是来料加工，主要是由于来料好，所以才能出成品。”这话自然也有道理，选料是非常要紧的。但钱先生身教言教，也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研究生谈起钱先生来，都是非常敬重的。钱先生对待学生也和蔼若朋友，但也并不放松对他们的要求。有一次，钱先生要我参加他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在这种场合，导师每每要为研究生多讲好话，但他却严厉地批评起学生来，说这位研究生借口参加学术会议，多次往香港跑。钱先生说：“香港这种地方，多去有什么意思？把做学问的时间都浪费掉了！”听说，他还在一次答辩会上更严厉地批评另一位研究生，因为那位研究生很聪明，但却不用功。这正是他对于研究生爱护的地方。 看来，钱先生在宽容后面还有严格的一面，在飘逸之中仍不失法度。这就是为什么他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