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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村一带拥来的许多群众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我深情地望着他们生气勃勃、威风凛凛的面貌，眼前浮现出了种种往事。
为建立这支武装队伍，我们的同志们走了多少路，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演说，爬过多少高山峻岭。在这过程中，曾有过多少令人痛心的牺牲！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许许多多同志可歌可泣的辛劳、浴血斗争和牺牲为代价换来的革命的宝贵产儿。
我恨不得把那些没有看到这一天便牺牲了的同志和已故的人都叫到这土器店沟台地来，我抱着这种心情，慷慨激昂地开始了讲话。
我一宣布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队员们就高呼万岁，人民群众也都热烈鼓掌喝彩。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5月1日那天，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打着红旗进入安图县城，吹号敲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行了阅兵式。
这天，被任命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指挥员的金日龙，在部队行进中担任了领唱。
这天，不仅是市民，就连反日部队官兵也纷纷拥到街上来，竖起大拇指表示热烈欢迎，鼓掌祝贺。
武装示威结束，部队回到了土器店沟。这时，车光秀和金日龙跑到我家去，扶着我病中的母亲来了。
我看到的是母亲那被病魔折磨的面容、眉间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然而母亲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她走近李英培，久久地抚摩着枪、子弹带和五角星，接着走到金哲、赵德化、金日龙、方仁铉、车光秀跟前，摸摸这支枪，又摸摸那支枪，拍拍这人的肩膀，又拍拍那人的肩膀，眼睛终于湿润了。
“真是好样的。有了我们的军队，这回可好啦。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光复祖国呀！”
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母亲分明是全部忘掉自己奉献给我们的一切功劳，缅怀着为光复祖国而先走的我的父亲和那些爱国志士的辛劳吧。
后来，延吉、汪清、珲春、和龙等东满的其他地方，也陆续建立了游击队。金策、崔庸健、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坚贞的共产主义者在北满和南满也先后组织了游击部队，向敌人开了火。
1932年的春色，在抗日大战的枪声中越来越浓了。
第六章苦难的一年
（1932年5月－1933年2月）
一挺进南满
游击队活动合法化和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后，我们深入讨论了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
我们在县城举行了阅兵仪式后回到小沙河，安排队员分散住宿，每个农户住三四名，让他们休息几天，同时讨论了游击队的活动方向。这次的讨论，也和在卡伦和明月沟一样，争论得非常激烈。
看他们聚在一起争论的情景，真可谓个个都是雄辩家。
大家对游击战的看法各异，关于游击战术的主张和解释也各不相同。
这是个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原属团体也不同的一百多名青年组成的集体，他们的主张自然也各不相同。
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小组论”。所谓小组论，是主张不要采用连、营、团、师这种老一套的部队编制，而要组成机动灵活的许多武装小组，不断地开展消耗战来打败敌人。他们说，把游击队细分成三五人一组的几十、几百个小组，按照参谋部的统一作战计划，在各地开展活动，就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
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说，以武装小组为基本战斗单位的游击战，还可能创造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来自敦化和延吉的青年中，主张小组论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地方的青年，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最深。他们的思想方法里，还残存着这一路线的流毒。
车光秀对这种武装小组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它是布朗基主义的翻版。对车光秀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要回避大部队的全面武装对抗，组成几个人一伙的小组开展活动，像罗锡畴和姜宇奎那样，向敌人的头子投掷炸弹，火烧敌统治机构，处决亲日派、民族叛徒。这就是武装小组论的实质。
武装小组论，是披上了游击战外衣的恐怖主义的变种。
如果按着这一主张行事，实际上我们就等于放弃大部队游击战。这意味着在斗争方法上的后退。我们是不能容许这种后退的。
在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前后，由于我国爱国者的活动，在日本和中国发生了两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个是李奉昌烈士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向日本天皇乘坐的双头马车投掷炸弹的义举；另一个是同年4月29日，尹奉吉烈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的事件。由于投掷的炸弹没有命中，李奉昌没有达到炸死日本天皇的目的；而尹奉吉则取得了成功，当场炸死了前来虹口公园参加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典礼的驻沪日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日本在沪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还使日本驻中国公使、第9师师长、海军大将等军政要员多人受重伤，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
李奉昌向日本天皇一行投掷炸弹被捕后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以恃大字号报道说，“韩人李奉昌狙击日本天皇不幸不中”，其他许多报纸也都以头条新闻，广泛介绍了李奉昌的义举。
这条报道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致当地的日军和警察，袭击、破坏了《民国日报》社。用过“不幸”这个字眼的各报社，也都被勒令停刊封闭。
对尹奉吉的义举，朝中两国人民一致给以极大的赞扬。上海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会名流接连请求与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金九会面。连那些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投降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头头们，也为朝鲜民族坚强的抵抗精神和英勇精神所感动，答应从经济上资助旅中朝鲜人了。
李奉昌和尹奉吉都是金九的部下，是金九主持的韩人爱国团的成员。韩人爱国团的抗尸斗争方法是恐怖活动。
继李奉昌和尹奉吉的义举后，接着在大连发生了金九派去的爱国团团员以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未遂的嫌疑被捕事件。他们是计划利用日本军政要员到大连站迎接从奉天来大连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机会，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和新任外事部长等人的。金九甚至还计划派人处决朝鲜总督。
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被推崇为民族英雄；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美洲、滨海省、满洲等地的侨胞社会也为之沸腾。适应这种时代空气，恐怖主义迷住了充满敌汽的许多朝鲜青年。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武装小组论这类主张，甚至把它提到确定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方向的会上来宣扬，是不足为奇的。武装小组论的提倡者们极力主张，只要在朝鲜、日本、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像尹奉吉那样的义举，那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堡垒就会发生动摇。
第二类，是“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主张。金日龙等人对武装小组论感兴趣，而朴勋、金哲（金哲熙）等人则迷恋于立即转入全面武装对抗的论调。朴勋只见过在大城市几千几万正规军和暴动群众喊声连天的混战场面，所以他看不起武装小组论，固执地主张必须立即转入全面的武装进攻，这倒还有情可原。但是入赘做婿的、性情温顺的金哲，却与自己的性情不协调地大发议论，力主一开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干。这就叫人感到稀奇了。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人们，也都有一定的论据。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霸占满洲的目的，还占领了上海等中国关内的许多要地。在东北三省出现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下一个目标是哪里？那当然是中国关内和苏联。目前，日本军队虽然在观望局势的发展，减慢了进攻速度，但他们一定会制造借口来进攻中国关内、进攻苏联，这是洞若观火的。因此，现在用已建立的武装部队开展全面的军事作战，就等于给深陷战争泥坑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脑勺以重重的一棒。我们游击队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是时代的命令这便是他们的论据。
金日龙用“要看被子长短伸腿”的俗语简单地驳斥了这种急进的主张。
实际上，那是根本没有考虑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程度的 1盲目的只凭主观想象的主张。
当然，我们在卡伦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是预计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武装对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将是有组织的、全面的武装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迈出第一步的游击队，毫无准备地一开始就走这条路，那无异是自杀了。
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论调。那就是以“知敌知己，百战百胜；不知敌我，百战百败”为幌子的“慎重论”。
慎重论者们说，我们的对手是强敌，而我们自己呢？不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都不过是刚刚出土的幼芽，当然我们一定会强大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还是应该隐秘地进行活动，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坚持不懈地培养实力。我们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所以要耐心地积蓄力量，看准敌人削弱的机会，一举打垮敌人。
这一观点遭到了人们的反对，说这种“慎重论”是不冷不热的、无法估量时间的、渺茫的东西。
这种论争并不是在小沙河头一次出现的。在孤榆树组织革命军的时候，在卡伦确定武装斗争路线的时候，在明月沟会议上通过关于有组织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的时候，都曾进行过类似的论争。因此，除了很早就和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以外，其他同志就很难充分领会我们的意图。
在队伍内就重要的路线问题出现如此互不相同的意见，可以说是一个如实他说明反日人民游击队还处在幼年期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