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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看了看房间里的东西，书架上的书，对面的电视机，尤其是桌子上那台386电脑，它花了我整整半年的工资，可买到后不久，功能更为强大的486的电脑就出来了，而且比我的那台要便宜许多，这曾让我懊丧了很久。不过，总算也用它写了不少东西，也算捞回了本钱。那台放在墙角的快老掉牙的三洋录音机，和扔得到处都是的磁带，命运估计将来也一样，因为，音质更好的激光唱片已经出来了。
也许，只有铺在地上的草席子，不会那么快被淘汰。
我情不自禁地摇了摇头，看了一眼墙上贴着的列侬的一张戴着圆形墨镜的照片，还有贴在一边的方湄的那张海报，然后回过头又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老实讲，我还有点不适应自己的新形象，但戴上墨镜后再看，我的感觉似乎好了一些。我觉得自己好像躲在了这副黑色的镜片后，顿时安全了很多。
出租车再次把我送到了虹桥机场。几个月前，我就是从这里送走了方湄。想不到我现在居然也要从这里出发，飞到方湄所去的那个地方。机场里，三三两两的旅客拖着行李走来走去。节奏舒缓的轻音乐从高高的天花板上飘散下来。不时音乐声会被机场工作人员播送飞机航班起降时刻的声音打断。
一切都和上次一样。不同的是，眼前的旅客们穿的衣服比上一次更单薄点罢了。有不少人都穿着凉鞋，毕竟已经是夏天了。因为时间还早，带的东西又不多，我就背着包在候机大厅里随意逛了逛。我在大厅的小卖部里买了听冰可乐，一边喝一边跨上了通往楼下的电梯。
楼下是接机的人，感觉上比楼上候机厅里的乘客少不了多少。我忽然想给方湄发一个电报什么的，这样突然出现在她面前，她一定感到很突兀。不过，我转念一想，这样也好，可以给她一个惊喜。我猜，她是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去找她的。更何况那里电话也没有，即使我发一个电报，等到她收到的时候，可能我人也已经到她那里很多天了。
这时，我突然看见一大群女孩手里拿着鲜花从门外叽叽喳喳地涌了进来。她们一进大厅，就向出口处走去。她们大声说笑着，互相推推搡搡，丝毫也不顾忌身边的那些人脸上的表情。
“唉，这些小姑娘，真是没办法。”一个穿着制服拿着对讲机的机场工作人员对站在一边的我摇了摇头。“都是发烧友。真不晓得，那些歌星有什么好发烧的。叫我，宁愿躺在床上睡觉，也不会费这么大劲来这里。”
“谁要来？”我问。
“喏，你看，她们手里举的牌子上写有，可能又是哪个香港的歌星。我这里又要瞎忙了，麻烦。”他向我指了指，走上前去开始拦住那些女孩子让她们不要太靠前，堵住乘客的路。但那些女孩子不仅不理他，反而高高举着手里的照相机齐声尖叫着把他挤到了一边，然后一起向前涌去。看样子，是她们发烧的那个歌星下飞机了。
因为那些女孩子正在发疯一样尖叫，很吵，我忙转身朝前走了两步，重新上了电梯，然后打开手机看了一下来电的号码，这是一个外地的长途电话，而且，我忽然反应过来，上面的区号是云南的。我赶紧接通了电话。
“你好，请问你是张生先生吗？”
幸好我小时候在重庆待过，还能听得懂他说的口音很重的西南官话。
“是。”我说，“请问你是谁？”
他在电话里报了一下自己的名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是方湄的什么人？”他问。
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是朋友。怎么了？”
“哦，是这样的，张先生，”他好像突然结巴起来。“是这样的，张先生，我也是方湄的朋友。”
“有什么事吗？你等一下。”电梯重新到了二楼的候机厅，我离开电梯，找了个人少的地方站了下来。我想，大概是方湄介绍他来上海找我，他想事先和我联系一下。“有什么事，你说好了，我只要能帮忙，肯定帮。”
“不是，没什么事。你的这个电话是从方湄的笔记本上发现的，估计你和她认识，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他还真嗦。我想，要是方湄不认识我，怎么会有我的电话号码。“哎，对不起，朋友，我马上就要上飞机，你到底是谁？有什么事赶紧对我说。”我听见广播里开始提醒我这个航班的乘客尽快登机。
“对不起了，耽误你时间了，不过我说了你一定要冷静。”他在电话那头又停了下来。我真恨不得把这个电话马上掐掉。这小子一定不清楚我的手机通话费有多贵。
“方湄前几天在接学生上学时，在过一条河时，因为山洪暴发，出了事。”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种讲话吞吞吐吐的人，有时半天也放不出一个屁来，不管你有多急也没用。
“说清楚点，出了什么事，方湄现在是死了还是活了？”我突然想给这个小子一耳光。
“估计是死了。村里的人已经沿着河找了好几天了，都没找到她的尸体。所以才跑到县里来告诉我们，我们县的领导知道消息后马上又发动村民找了一阵子，可还是什么也没找到。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生还的希望不会很大了。所以，我们才通知和死者有关系的人。因为你的号码是第一个，所以先和你联系。我们还想和她的家人联系一下，不知道你那里有没有她家里的电话，有的话，麻烦你告诉我。”
他的话几乎是一气呵成。我不明白他怎么突然不结巴了。这小子在最后居然还没忘了要我节哀。
我把方湄家里的电话告诉给了他。然后咔嚓一声合上了手机，这个电话时间打得实在太长了。让我感到非常的心疼，非常非常的心疼。因为，我算了算，这下子这个月我的手机费要超支好多好多钱。
而且，要命的是，都得我自己掏。
外面的阳光热得刺眼。我把棒球帽的帽檐往下拉了拉，穿过纷乱的乘客，躲过两辆正驶出站的出租车，呼吸着汽车散发出的刺鼻的油烟味，一个人向开往市区的大巴走去。我好像非常疲惫，在上车时还是拉着车门上的把手才勉强把脚迈了上去，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我刚经历了一场疲惫的远游，才从飞机上下来一样。而在这一车人中，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哪里也没有去，甚至连飞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但是我却非常虚弱。当售票员叫我买票时，我居然没有反应过来，她只好当着全车人的面，喊了我好几声买票。我这才忙伸手去掏钱，可没想到，我的手一点劲也没有，把几枚硬币都掉到了车厢的地板上。我弯下腰把它们一个一个拣起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头大汗。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差很差。售票员可能也发现我的神情有些不对，本来还想再说我两句，可后来接过我的钱，把票撕给了我后，就不再说话了。
我感觉自己一下变成了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非常虚弱，无力。我按着自己的胸口，里面似乎闷得厉害，每呼吸一口，我都能听到自己的喘息声。我觉得自己像一棵在烈日下暴晒的树一样，正一点一点地失去水分，迅速枯萎、干瘪下去。
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正在衰老，我从口袋里掏出墨镜，哆嗦着戴到我的脸上。我想，也许我的皱纹都出来了。因为我的视力已经开始衰退，我连车厢里的人都已渐渐看得不太清楚了。
大巴上了高架后开始加速，我忽然想起当时送方湄走的时候也是走的这条路，不过这虽是同一条路，却是两条方向不同的路。风从窗缝里刮了进来，在我的耳朵边呼呼作响，简直就像一场飓风。我模模糊糊地想，这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路是对的呢？
也许，我想，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再思考这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了。风吹着我的脸。我想，也许只有风才知道。就像鲍勃迪伦唱的，答案在风中飘。
而直到今天，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答案在风中飘的意思，就是只有在风中才能找到答案。
也就是说，这答案是找不到的。
突然想明白这一点，我知道，我这是真的老了。
大巴到市区后，我没有立即回家，因为我觉得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再乘车回家，我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一样，随时都想呕吐，也都有可能呕吐，于是找了个咖啡馆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当服务员问我要什么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只要了一杯热的柠檬水。我慢慢地用嘴小心地抿了一口，感觉还可以后，才一口一口地喝了下去。然后，又要了一杯。
咖啡馆里开着空调。我觉得很冷，有些经受不住。就从旅行袋里掏出了那几件新买的圆领衫，一件一件穿上后，又加上了那件防雨服才感觉好了一点。我想了想，拿出手机，找到大胡子的电话，给他拨了一个。可电话那头却无人接听。我只好把手机里储存的所有的电话号码看了一遍，想从中找出一个合适的打一下，不知怎么搞的，我很想在这个时候和人说几句话，随便说什么都行，只要能和我说点话就行，实在不行，哪怕一句也行。可我来回看了好几遍，也没能找到一个能在这个时候可以打的电话。
我忽然发现自己是如此孤独，说不出来的孤独。这只是一家普普通通的咖啡馆，在我旁边的一张桌子边，有一对情侣正在窃窃私语，在他们后面，几个小伙子正在一边抽烟一边打牌。只有我无所事事，和周围的环境，还有咖啡馆之外的环境，乃至整个上海，都不再协调。我有种突然和这个世界脱离了的感觉，觉得自己在这里的存在显得非常生硬和不自然。
在这个地方，我好像是假的，像用一张白卡纸剪出来的人一样轻飘飘的，没有分量，我原来以为我和这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