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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与宋健的通信主要是讨论曹家祖籍等考证问题，涉及宝坻和丰润的一些情况以及张家湾出土的“墓石”之真伪等。宋健将保存的周汝昌写给他的三十五封信全部寄给笔者参阅，基本可得周、宋二人交往之全貌。
统览周汝昌给宋健的信，能得到几点明显印象。第一点是对曹雪芹家族历史演变真相的孜孜以求，所体现的仍然是一贯的多方考索、综互合参的特点。如：
前读津报大文，考崔口，言及白水坨，此则足下未尝于赐函中提到者。愚以为“黑山白水”，乃是古来常见之对仗语，然则雪芹之“黑山村”（指《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向宁国府交租之乌进孝来自黑山村——引者），莫非即隐射白水坨乎？因为实在是天造地设之巧对也。（辛九望日——按即1991年10月某日）
至朱女士（当指上海红学家朱淡文——引者）谓受田已归曹宣，余亦不敢遽言是非。宣卒甚早，其时兄弟二人未必“分了家”各码为事，愚意以为楝亭之语，意只谓宣年少，不虑产业俗事，须族兄教之耳。盖寅在江南，宣在京师，必其每年尚有到宝坻受田之老规矩，故与丰润来往不疏也。否则寅之“余家”似欠妥恰。不知足下以为如何？总之我尚不能遽信受田与寅无涉，不然他何必操这个心。（庚午腊廿四——按即1991年2月某日）
这是讨论曹雪芹祖父曹寅、祖叔曹宣与丰润、宝坻的关系。当然周汝昌也在信中紧接着说：“亦止系随手而叙，聊备参考而已。”
第二点印象是周汝昌对宋健为学为文的指点，也颇能显示关心青年的热心和治学作文都要“活”而不要“死”的主张。
你是英年，字写得好，我平生只是爱才，故愿与交往。你说的那部书要我题字的，我根本不知此事，我与他素不相识，绝无来往。世上奇事尽多，亦勿庸深讶（我平生常遇同类事，不少人说与我“熟识”）。你世路经历尚浅，久自能悟也。（庚午四月朔——按即1990年某日）
文章还是有些拖沓感（小有重复字句）。为文切忌复字，复则削弱笔力。再有我已说过，切忌多用“这是……的”语式。此乃最乏味的口气。应学会变换句法。（1993年9月11日）
你现在写不了文章，可是个“问题”。不过也没有什么大要紧，还是力争挤空读书为上策，必积学方能写出有斤两的文字。（腊廿五夕，1994年2月7日邮戳。）
你的文字，病在“太规范化”，一点儿也不能“自主”自己的句法，使之活便、自然些。此非你之过，“教育方法”所致也。另一病是句法弱，如用“……是……的”之句式太多。如此又死板又无味，像“文件”了。宜避之——变换之。（丙子四月初二夜书——按即1996年某日）
为这本书（指《 红楼家世 》——引者）写评，本是个难题，原不该“强加于人”，此文实难写。但（空格表敬——引者 ）大作还是很好，我已告知出版社程先生。……今日又接挂号函，提到在报端读及刘心武作家的“有感”，各人风格不同，“切入”角度亦异，无须“硬比”。刘先生文是笔活为主，不作“正面”“具体”摆叙，注入感情——此为文之善法，亦避难之诀也。（癸未三月十一，2003年4月16日邮戳。）
第三，从这些信也能看出周汝昌在某些争论问题中所持态度的“分寸”，以及学术争论中的复杂情况。如同一封“腊廿五夕”信中，就对“新丰润说”中刘润为对丰润曹家墓碑的“过度阐释”不以为然：“所询曹渊事，实见一月8日（ “一月8日”是原稿写法——引者 ）之文先报。丰润王家惠君先撰文考之（ 推测曾过继与曹寅 ），而光明报之刘君见之，遂出此新说，同付文艺报登了。我处所得信件，对刘文评价不高，表疑者多，盖本来是一种‘假设上的假设’，过于臆断了。我看未必能获重视，也难成立。”在1993年7月12日的信中则说：
丰润有进展，但又夹入了杨向奎先生提出“新说”，已公开披露，谓芹乃曹鋡之子。鋡为鼎望之幼子，而曹寅亦称四兄，若是其子，则辈份、年岁（生卒）、旗籍、经历……都将“成为问题”！杨老此说，未见具体论据，极易招来攻击——甚不利于“丰润说”（已是史实，而非仅是“说”了）。事情真是麻烦！你若涉足此“界”稍深，便知“五味俱全”——我已尝此味数十年了！！
这些信，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特色。比如大多数信中都提到“极端繁忙”、“感到岁月之骎骎，人在忙中自不觉耳”、“因赶时间，又夜书，病目不能细写，仅供数行”等等，一种“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积极奋斗的生活状态跃然纸上。
宋健在周汝昌的鼓励下，对许多史迹作调查、访谈、考证，也的确十分努力。他利用邮局工作之便，为周汝昌搜集地方史料，还曾特意寻觅北京东郊通汇（ 惠 ）河两岸的详细地图，二人还互相关问健康，介绍医方等。周汝昌也写有两首赠宋健的七言绝句，内容是有关张家湾“墓石”的，当然是否定的意思，诗后附语“不可示人，否则必引祸招灾矣”，读来让人不禁莞尔。宋健还给笔者寄来两本《 天津文史 》，一本是1992年第1期，内刊有周汝昌《 宝坻与曹雪芹家 》；另一本是1997年第8期，刊有周汝昌《 水西庄史片 》和《 水西庄查家与曹雪芹 》。三篇都是小文章，是掌故与探索性质的。
1982年冬，宋健在旧书店中发现了一篇不知谁填的词作手稿，是贺周汝昌1980年6月去美国参加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的《 南乡子 》：
红泪叠楼台，海上三山幻影开，今日寻春真个到，蓬莱。（《 红楼梦 》贾宝玉诗：“寻春问腊到蓬莱。”）含笑九泉脂砚斋。（“余二人亦当含笑九泉矣！”见《 脂评 》。）罗刹合低眉，（张船山诗：“生逢罗刹早低眉。”罗刹指高鹗。）细勘程书四十回。（此次赴美，系探讨程、高续书目的。）从此五洲醒梦魇，（俞平伯谓：“《 红楼梦 》为古今一大梦魇。”）休猜，惊倒周郎笔底雷。（周隽文采风发，人号笔雷。见《 世说补 》。）
宋健后来将此词抄给周汝昌，周汝昌判断说：“寇梦碧先生之作，他人无此手笔”，“其笔极健，且博通文史，不易到也”，并感叹寇梦碧“新近作古人矣”。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对周汝昌钦佩异常的还有一个乔福锦，前已提及，他是河北邢台学院教历史的老师，所以研究《 红楼梦 》侧重于文化史的视角。乔福锦人热情，与周汝昌联系颇勤，通报红学界的动态消息，对又聋又瞎且与“红学界”隔绝对立的周汝昌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耳目”。乔福锦撰文提出《 红楼梦 》是“反面《 春秋 》”和“《 诗经 》古文”，强调《 红楼梦 》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成了红学界的一个后起之秀。1997年周汝昌八十大寿之际，乔福锦写了一篇《 文心诗情润中华 》（ 1998年第1期《 红楼 》）的长文祝寿。这篇文章对周汝昌一生的红学研究作了一个总体性的回顾和评价，其中有一些话也说得颇为中肯。比如：
尝闻一些“现代学人”言，周汝昌一辈的旧式学者，其功夫、优势仅体现在考证方面，“理论”上则不见有甚“高明”之处，除作者与版本的考据之外，他们的工作于《 红楼梦 》思想艺术研究的进展，意义并不大，比不上掌握了“先进”的“主义”、“话语”的文艺理论家。实际并不然。以“理论家”自居的研究者由于其用以立论的学理依据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找不到根基的“舶来品”，故自视为最高深者反而无大价值。而周先生一辈立足于中华传统的深厚根基之上、有西方文化背景而西方文化又不能从根本上对其完成“征服”的学者，由于真正把握着《 红楼梦 》这一“中国文本”的脉搏，故对于“石兄”——“玉兄”的理解最为深刻，对于芹书的阐悟最为精当。先生没有脱离“知人论世”、“宗经言道”的中国传统去“创造”纯粹的“载之空言”的文艺理论专著，但他的治学范围实际上已包涵了作者、版本的考据与蕴于这两者之中的文化精神的探求三个方面。在周先生，思想、精神的探索已融入到作者与版本两个“深切著明”的具体课题之中，考据的最终目的正在于对芹书著作命意、文化内容的体察与解悟。这位在考证方面有极大成就的学者，其对于红学的巨大贡献，亦同时体现在对《 红楼梦 》精神文化血脉的深切把握之中。
先生之诗文学术，未能改变成熟于五六十年代“联共（布）教程”及西洋“文艺理论”模式之中一代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见”，却给“文革”苦难中度过少年青春岁月、“新时期”之初跨进大学之门的更晚一辈的学子带来无比丰厚的学术文化滋益。1980年秋，我还是大学历史系的三年级学生，为研习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开始系统地接触自少年时代即已神往的《 红楼梦 》及相关资料。星期天进城，在书店买到了刚出版不久的周汝昌先生的《 曹雪芹小传 》。归来捧读，立刻被其精辟的考证、精妙的义理和诗一般精美的文笔所吸引。一个生活在中华五千年“古典历史”尽头、饱经世间沧桑的文化巨人——曹雪芹，自此便成为我心头具有文化生命气息的人物，这部书亦成为我书箱中的珍品，时常翻阅，精心守护。……
1987年秋，先生自海外归来，尔后，见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