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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送往勒芒之前，安东只在里昂的天主教预备学校接受了两年正规教育。到了勒芒的学校之后，安东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一个思想偏激、目光狭隘的宗教团体，同时因为遭受种种非人待遇，使他还来不及发展成熟就提早步入成年。1909年，学校仍以原本的哥特式建筑作为教室，然而耶稣会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在此时达到了高峰。当时争议的焦点在于私立学校这种以宗教为主的教育方式，后来双方的战火更燃烧到德雷福斯事件。学校俨然成为法国反犹太势力的大本营，专门号召以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为首的保守派人士。
圣十字圣母学校弥漫着斯巴达式吃苦耐劳的气氛，由于学校经费吃紧，因此一切讲究节俭第一，就连学校餐厅也不提供暖气。每到用餐时间，只见250名学生穿着厚厚的外套，安静地喝着少量配给的微温清汤，餐厅里还有人朗诵《圣经》。
安东大部分的同学都来自坚守王室传统的大家庭。常有10到12位学生顶着相同的头衔，或来自同一个中产阶级集团，然后校方再将这些学生分散到各个班级。最高记录是罗马内家族（de Romanet）和莫里家族（de Maury），各有19名子弟就读于此。从父执辈之后最重要的教学变革是：校方不再坚持以拉丁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除此之外，学校对学生的要求仍然秉持中古时代的作风。不过和住校生比起来，只上日间课程的安东已经轻松多了，住校生每天得五点半就起床。
安东和弟弟跟祖父住在一起。祖父家是一栋灰色、标准的中产阶级房舍，地址是皮埃尔贝隆路（rue PierreBellon）39号，徒步上学需要半个钟头。母亲到校为他注册，然后每年到勒芒陪儿子住一段时间。玛丽来到勒芒时和儿子住在克洛马戈路（rue ClosMargot）21号的租借屋，这间房子的空间极为狭窄，无论是室内或庭院都小得可怜，祖父家就显得宽敞许多。玛丽如果不在勒芒，就是回里昂或圣摩里斯照顾女儿。安东和弗朗索瓦则由安妮姑妈（Anas de SaintExupéry）负责照料，安妮常与芙诺默公爵夫人（Duchesse de Venme）作陪。
被迫离开圣摩里斯充满欢乐的家园之后，安东的日子一点也不快乐。在一张全班合照中，所有同学的脸上都缺乏九岁男童所应有的笑容，安东和同学们的表情严肃，好像被学校种种严苛的纪律吓得不知所措。有一位走读生名叫保罗·戈尔捷（Paul Gaultier），正好是安东的同班同学，后来成为记者。1971年，学校出版百年纪念刊物时，他写了一篇文章描述当年艰苦的求学经历。当年所有的男生都必须参加周一到周六早晨七点半的弥撒，以及周日早上八点半的大礼弥撒。平时自习时间到晚上七点钟，只有周日下午可以在家休息。由于害怕遭受处罚，学生们必须忍受寒冷，眼睁睁看着午餐时间慢慢逝去，玻璃瓶里的水冻结成冰，以及忍受冻疮的折磨。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留校察看，通常在周四和周日下午休息时间执行。周日上午大礼弥撒过后，学校会多上一小时的主日学。虽然有下课时间，但因为同学们在课堂上吵闹、不注意听讲或是不专心上课，因此下课时间通常变成课堂自习时间。
操场上的活动也在神父的严密监控之中，就连犯点小错也会立刻受罚：绕着大操场跑五六圈，或者整节课在树下罚站。如果犯了大错，神父就会祭出鞭子。
学生在这里别想保留个人空间和时间。每次远足都是一大群人一起出去，而且通常是去宗教场所或遗迹朝圣。有一年初夏的郊游活动中，学生们挤上马车前往索莱姆地区（Solesmes）的圣本笃修会修道院。1910年，安东曾在家书中向母亲描述这次旅游，他的笔调幽默，让人感觉不出来他心里有埋怨。数年后，安东才透露出勒芒求学时期的种种悲惨遭遇：只要母亲回到里昂，就没有人可以保护他。
他在信中写道：“我记得你曾到学校见神父，要求他们取消留校察看的规定。我回家后背着又大又重的书包，不停地哭泣、抽噎，因为我被处罚了。反正，你也知道勒芒学校的作风。你的拥抱与亲吻总让我忘记一切不愉快的事，你的支持让我更有勇气面对老师和神父。我们和你在一起时觉得很安全。除了是你的儿子之外，我们什么也不是。这种感觉真好。”
一直要等到放暑假前几天，学童们才可以稍微透透气。在那几天，他们获准在附近的河流游泳。除此之外，体育课总是激烈的团体竞赛。根据校友安德·迪南（André Dunant）的回忆，学校的体育活动通常都阳刚气十足，就连踢足球也很少有人遵守规矩。
大部分竞赛都必须运用军事策略，尤其是“攻防游戏”。老师会将一个班级分成两国，互相争球，同时设法夺取对方的旗子。
安德·迪南说，大家对于严苛的纪律并无怨言，因为大部分的学生将来都会进入军校或公务员学校。他说：“我毕业后进入圣西尔地区（SaintCyr）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我发现圣十字圣母学校的教育和正规军队训练没什么两样。”
经过严格的团体生活锻炼以及密集的宗教课程，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奉献自我的神职人员，安东有一位学长后来甚至成为勒芒地区的主教。
安东只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过勒芒，其他的书信、作品则鲜有提及。日后他告诉朋友，在那里很少觉得快乐。安东是个纤细敏感的人，身处苛刻的环境，尤其又必须与母亲分离，等于是痛苦的折磨。他的对应之道常常是默默承受一切。
安东的品德、体育和卫生成绩通常很差。刚入学的前几个月比较难熬，但最悲惨的岁月是1913、1914两年。在此之前，他沉默寡言、举止有礼。早年的成绩单上显示，他的礼貌无可挑剔。但是到了1913年和1914年间，他的礼貌成绩突然降到戊等，而操行则是戊下。这种巨变并非单纯的“年少轻狂”四个字可以解释，而是叛逆心驱使，因为安东已经接近退学边缘。
成绩中每得一个戊等都要罚两小时的留校察看。安东得了七个戊下，到了1914年放暑假前三个月，他已得到六个己等。换句话说，他大部分的自由活动时间都被留校察看。秋天开学后，他没有上学，一直等到1915年才回去上了半年课。但是他的操行毫无改进迹象，不过至少也不再粗鲁无礼。
种种行为问题的根源源自祖孙两人严重失和。安东小时候把祖父当成绝对的权威，祖父留着胡子，时常坐在大桌子后面。《小王子》里留着白色胡须的地理学家就是祖父的化身。祖父在皮埃尔贝隆路的房子比起圣摩里斯城堡，显然呆板、逊色许多。然而房子里却有一间藏书丰富的大图书室，从曾祖父开始收藏了很多珍本书，其中最吸引安东的莫过于记录天文资料的线装书。1911年夏天，安东一回到圣摩里斯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家报告了这个消息。
安东渐渐长大，祖孙关系开始变得紧张。费尔南身兼圣埃克苏佩里家族宗亲会会长，他完全否定儿媳玛丽的开明态度。费尔南和玛丽在性格与想法上出现严重落差，而安东总是站在母亲这边。美国学者海伦·克兰（Helen Crane）指出，根据安东的表亲夏洛特·丘吉尔（Charlotte Churchill）的说法，安东和祖父常常针锋相对。夏洛特说，在两个人身上都找得到南部人喜欢畅所欲言的性格，换句话说，祖孙两人都很爱讲话。从小，大人鼓励安东有话直说，但是祖父觉得小孩子应该多听，不该多讲。
在费尔南的眼中，安东受到太多保护，必须施以严格管教与体罚。1912年，安东曾告诉西蒙娜，只要他不听话就会被安妮姑妈鞭打。
第一部分 1900—1930年漂泊万里的帽子
安东在勒芒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在身处逆境时总会出现患难与共的朋友，使他内心感到安慰。不过他必须忍受他人嘲弄他的外表，家里的人叫他东尼欧（Tonio）；在勒芒，他被起了两个绰号。一直到他长大，这两个绰号还跟着他。
第一个绰号是“大鞋子”，他的一双大脚丫常成为笑柄。1944年，安东飞机失事的前一晚，他曾在一家夜总会与一位16岁的妙龄女郎共舞，这名舞伴后来一直忘不了安东的大脚。“大鞋子”同另一个绰号“圆月弯刀”比起来还算温和，“圆月弯刀”指的是他那奇怪、往上翘的鼻子，以及漫不经心的态度。日后，散漫的做事态度影响了他的飞行事业。
安东的智育成绩一向很差，有部分原因是他以消极态度抵抗权威。他上过的课里，人数最多有19人，最少有11人。不管人多人少，他在班上都是倒数几名，分数最低的科目包括历史、地理、德文、拉丁文，以及拼字；他最拿手的科目则是法文，不过老师觉得他的文法很差。
安东在校时数理成绩不佳，不过飞行工作与发明嗜好却让他重新燃起学习兴趣，将数学与机械原理运用在实际生活。求学时代一直觉得数学很无聊的他，成年后却热爱几何学。在学校时他只喜欢作文课，在纸笔之间找到了自尊与不如意时的避风港。12到14岁之间，他的作文分数最高，时间上正巧是他的叛逆期。
鼓励他发挥写作天分的老师不是学识渊博的耶稣会教士。1900年，法国政府将教团驱逐出境，不准他们教书。但是许多耶稣会学校，包括勒芒在内，仍暗中聘用神父并在传统教团以外的领域延揽神父到校任教。
来自勒芒附近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