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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打开死者的盆腔，想把死者的子宫整体提取，寄希望在子宫里找到一些线索或者是证据。
可是，死者没有子宫。
“师兄，这次你猜错了。”我说，“这是一个男人。”
“男人？”黄支队说，“怎么可能？没有生殖器啊，连痕迹都没有，我还没见过腐败成这样的男性会阴部。”
我逐层翻开死者盆腔里的前列腺：“你看，这是前列腺，没有子宫，所以是个男人。”
一直在一旁指挥的黄支队忍不住戴上了手套，拿起两把止血钳，检验死者的会阴部。
“我确实猜错了。”黄支队皱着眉头说，“你看，虽然会阴部腐败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些残存毛发的部位发现会阴部的皮肤存在皮瓣。”
我凑过头去看，点头说：“这些皮瓣，可以推测死者的生殖器是被锐器割掉的，腐败不可能形成这样错落有致的皮瓣。”
“割生殖器？”高法医也好奇地凑过头来看，“一般这样，都是因为感情纠葛啊。”
“说不准是这个人想强奸别人，结果被别人割掉了命根呢？”我说。
“不会。”黄支队说，“割裂口附近没有明显的皮内出血现象，应该是个死后损伤。”
“杀人后再割生殖器？”高法医说，“那就更能说明凶手的仇恨心理了，这种心理通常都是因情而来。”
“发现了这个损伤，是好事儿啊。”我微笑着说，“明确了凶手和死者的关系，只要找到尸源，不就破案了吗？”
黄支队点点头，说：“是啊，这是个不错的发现。下面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明确死者的死因和总结死者的个体特征了。”
我们沿着尸体头皮腐败裂口拓展了裂口长度，使得头皮能够一前一后翻过来，充分暴露颅骨。
和高法医判断的一致，死者的额部头皮内侧有大片状明显出血痕迹，对应的颅骨粉碎性、凹陷性骨折，骨折线有明显的截断现象。
“骨折线截断，说明是多次打击啊。”我说，“而且额部皮肤没有挫伤和裂伤，说明工具的表面不粗糙，且这个工具质地不硬。”
“是啊，如果是铁质的工具，多次打击头部，头部难免会留下挫裂创。”高法医说。
“嗯，我也觉得不是铁质工具。”黄支队说，“你看死者头部的骨折线附近，没有一处有崩裂的迹象，而且骨折线没有大范围延伸，这都说明工具不应该是铁质的。”
“但有个问题就来了。”我说，“既然是木制等工具的袭击，很难导致这么大面积的粉碎性、凹陷性骨折，除非施加外力很大。”
“你的意思是说，”黄支队说，“能够施加这么强大的外力，女人是很难做到的，应该是男人才可以做到，但是既然是情杀，怎么会是男人杀男人呢？”
“两种情况。”我说，“一种是死者侵犯了凶手的妻子爱人，第二种就是同性恋。”
“是同性恋。”高法医用止血钳撑起死者的肛门，“死者的肛门皱襞基本消失，应该是长期处于松弛状态形成的，而不是死后的肌肉松弛形成的。一般这样的肛门括约肌松弛、肛门皱襞消失的案例都见于同性恋。”
“那就对了。”黄支队说，“如果我们之前的分析全部正确的话，这就是一起因为感情纠葛引起的同性恋杀人案件。”
“哈哈，有了这么多分析，我心里有底儿了。”我说，“还担心这起案件难度会很大，目前看，并不难呀。”
“好吧，”黄支队说，“我们抓紧时间圈定侦查范围，要用最短的时间锁定尸源。”
有了大量的合理分析作为衬底，我们信心十足。信心十足就会干劲十足，很快，我们就取下了死者上下左右四颗磨牙并且锯下了死者的耻骨联合。
“根据牙齿和耻骨联合推断，死者应该是三十三岁左右，上下不会超过两岁。”我费了很大劲儿忍着恶臭剥离开耻骨联合周围附着的软组织，暴露出耻骨联合面，然后结合牙齿的磨损度对死者的年龄进行了初步的推断。
“再结合这个男人身高一米六八左右，体态中等，还有穿着一双偏女性化的棉袜，”黄支队转头对身边的主办侦查员说，“我觉得有了这么多指标，应该不难找尸源了吧？”
接下来的一整天，我和黄支队都在苦苦地等待着寻找到尸源的好消息，可消息久久不至。以至于到第二天傍晚，我们几乎对侦查部门丧失了信心。
“看来死者是没有亲属啊。”黄支队说，“不然不会到现在还没有排查清楚符合死者条件的失踪人口。如果没有亲属报案，则无从查起了。”
“谁说无从查起？”一个清亮的女中音突然响起，打破了专案组死寂的气氛，云泰市公安局DNA室负责人张秋走进了专案组。
“有重大发现，”张秋说，“通过你们划定的死者条件范围，我们在DNA数据库中设定了条件，然后输入死者的DNA数据，没有想到，居然比中了一条信息。”
“是什么信息？”黄支队兴奋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根据目前比对结果，”张秋说，“死者应该是在两年前因盗窃摩托车入狱，并在监狱中蹲了一年多的曹风。”
【3】
“呵呵，”我笑着说，“说不准这个曹风就是在蹲监狱的时候变成了同性恋。不过现在拨云见日了，查到了尸源，破案指日可待。DNA又要立功喽。”
“这个曹风是什么时候出狱的？”黄支队没有接我的话茬儿，接着问张秋，“我要的是具体、准确的时间。”
“刚才我向司法部门朋友查询了一下，”张秋说，“准确时间是去年九月二十二日。”
“时间对得上！”黄支队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高兴地说，“马上去查这个曹风，生前和哪些男人有染，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亲属。”
“怕是不好查。”张秋紧跟着泼来一瓢凉水，“据司法部门同事的介绍，这个曹风从小是个黑户，入狱的时候，他除了曹风这个名字，其他所有资料都拒不交代。因为并没有查到他的户籍，所以监狱管理局的同事对这个曹风的身世一无所知。”
“查不清身份，还能找不到人？”黄支队笑着说，“看我们的本事，去查吧！”
案件每次进展到需要调查的时候，我就失业了。
回到宾馆，我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专案组传回好消息。翻看着微博，也没有什么吸引人眼球的热点。实在不知做些什么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云泰案”。
为什么在前四起案件中，死者体内都没有发现精子，在最后一起案件中却发现了精子？难道真的是不同人作案？不会！那么特殊的绳结打法不可能出自两人之手，如果真的是两个人，那这巧合有些过于夸张了。难道这一次“云泰案”的凶手有了帮手？两个人轮奸？也不会。这么隐蔽的作案，侵犯对象都是弱女子，何必要找什么帮手？强奸犯没必要带徒弟吧？
那么，又会是因为什么呢？
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云泰案”前四起案件中。犯罪分子为什么会没有精子？或许这次他出了什么纰漏，把精子留在了死者的体内？目前这样的想法才是唯一可以说得通的想法。所以，案件侦破的突破口一方面在查DNA，另一方面就是要搞清楚凶手为什么会没有在现场留下精子。
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
对警察来说，熟睡被惊醒通常不是因为噩梦，而是电话铃。
不过，这次是好消息，曹风的资料和住址找到了。
“这个曹风是不是个同性恋还没有任何调查依据能够证实。”当我赶到专案组的时候，黄支队开门见山地说。
“没有发现他是同性恋的依据？”我问。
“是的。”黄支队说，“倒是很意外地得知，曹风在出狱后不久就结婚了。”
“结婚？”我说，“他不是同性恋吗？他娶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少见多怪。”黄支队皱着眉头说，“你不知道有双性恋的说法吗？而且还有很多同性恋为了掩盖自己是同性恋的事实而骗婚的。我们以前还接到过此类事情的信访。”
“这个也信访？”
“是啊，”黄支队说，“被骗婚的女子来上访呗。”
“这事儿归公安管？”我十分诧异。
“公安大接访以后，”黄支队摇摇头，“什么信访事项没有接待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接待不到的。哎！跑题了，跑题了。”
我想了想，说：“你说的还真有可能。你看，死者是去年九月底出狱的，十月份就结婚了。而我们判断死者应该是十二月到一月左右死亡的，也就是说死者结婚后两个月就死亡了。这个时间也太短了，所以我认为，死者很有可能是因为结婚激怒了他的同性恋男友，然后同性恋男友一气之下杀了他。”
“我考虑的也是这样的可能性。”黄支队低头思考了几秒钟，说，“没有其他可能了。”
“曹风的妻子呢？”我说，“她说不准会知情。”
“目前正在派人查。”黄支队说，“曹风的妻子是四川人，叫孟梦，在我们这边打工。因为曹风生前根本就没有几个朋友，所以调查也很艰难。”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说，“曹风不是黑户吗？没有户口的人，也可以登记结婚？”
“当然不是去民政局登记结婚。”黄支队说，“曹风以前盗窃的时候，是跟着一个老小偷当学徒的，他把这个老小偷当成自己的师父、亲人。曹风和孟梦结婚的时候，是让这个老小偷当的见证人，三个人喝个烂醉，算是结婚了。”
“有第三个知情人？”我说，“那敢情好，从这个老小偷嘴里岂不是可以得到更多关于曹风的信息？”
“问题就在这里，”黄支队说，“老小偷交代，曹风生前话非常少，老小偷就知道他无亲无故，其他关于曹风的信息一点儿都不清楚。”
“那老小偷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呢？”我问。
“据老小偷交代，”黄支队抿了一口茶说，“那次结婚，老小偷是最后一次见到曹风。随后老小偷因为老家的房子拆迁问题，就回农村了，至此没再和曹风联系过。”
“也就是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