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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证据。”他对陪审团说，“会显示，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私人关系已经持续了数月，至少在波尔希莫斯女士被谋杀前的七八个月。萨比奇先生去过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公寓，他们之间相互还通过电话。所以，我说，他们之间有私人关系。”他暂停了一下，“很亲密的私人关系。”
“但是，在这段关系中，一切并不是那么顺利，萨比奇先生显然非常不高兴，他似乎非常嫉妒。”
坐在法官席上的拉伦已经坐立不安，怒视着尼可。尼可做的正是之前法官警告过他的，他是在推测，而不是客观地描述证人和证物。法官已经非常生气了，他不断朝斯特恩的方向张望，显然是希望他能站起来表示反对，但斯特恩很安静。打断别人的话是不礼貌的行为，而斯特恩在法庭上能够控制自己，保持良好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尼可说的这些话都没有充分的证据。
“萨比奇先生很嫉妒，他嫉妒的原因是因为波尔希莫斯女士不仅仅是在同他一个人约会，她还有新的对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惹怒了萨比奇。”又是一次停顿，“那就是她和检察长——雷蒙德·霍根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这个细节从来没有在公众面前透露过。尼可之前没有说，无疑是为了保护他和雷蒙德之间的新盟友关系，但现在，他控制不了自己，这就是尼可，他甚至还转过身，对着媒体记者，向全世界宣布了这条消息。法庭里立刻一片骚动，拉伦听到自己前搭档的名字，再也忍不住了。
“戈迪亚先生！”他勃然大怒，“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先生！你现在不是做结案陈词。你如果不能客观地陈述你们的证据，你现在就给我闭嘴，听清楚没有？！”
尼可转过身看着拉伦，他显得很吃惊，咽了一下口水。
“听清楚了。”他说。
我在记事本上写下两个字：嫉妒，然后递给肯普。在无法说出我的犯罪动机和说出一个他无法证明的动机之间，尼可选择了后者。这是一场赌博，他也有可能赌赢。但最后，他大概不得不对各种事实进行牵强附会的解释。
尼可说完以后，斯特恩马上走上前。法官问要不要休庭一会儿，斯特恩礼貌地笑了笑，说他已经准备好马上开始了，希望法庭允许，斯特恩不希望陪审团有太多的时间去反复思考尼可的话。
斯特恩站在讲台边，一只胳膊撑在上面。他穿着一件定制的棕色西装，很合身，他脸上的表情依然严肃。
“拉斯迪·萨比奇先生和我。”他说，“要怎么回答呢？当戈迪亚先生告诉你们，他们只找到两个指纹，其他什么都没有找到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说？当所有的证据都告诉你们，这其中疑点重重，很多都只是流言蜚语和含沙射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说？当一个受人尊重的检察官在仅有一丁点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被送上了审判庭，而你们都可以发现，这些证据根本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说呢？”
“合理的怀疑。”他转过身，朝陪审团的方向走了几步，“检方必须排除所有的合理怀疑，用证据证明被告有罪。”然后，他又重复了拉伦法官在过去两天里一直对陪审团说的话。斯特恩在陪审团面前抱着双臂，像个自信又博学的法理专家，在拉伦斥责尼可后，这样的气场是很有用的。斯特恩反复提到“间接证据”这个词。他还提到了“谣言”和“闲话”。然后，他说到了我。
“那么，拉斯迪·萨比奇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并不简单，尼可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他是检察院的第一副检察长，是仅次于检察长的职位，是我们区甚至我们这个州最顶尖的数十位律师之一。证据还会告诉你们，他是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法律评论》杂志社的成员，州高级法院的顾问。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他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服务公众的事业，他是在阻止、预防和惩罚犯罪的行为，而不是。”斯特恩朝检方轻蔑地瞥了一眼，“自己去犯罪。听着，女士们，先生们，证据还会显示，拉斯迪·萨比奇先生曾经将很多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虽然你们并不经常来到法庭，但那些人的累累罪行你们并不陌生，这一切，我们知道，都归功于拉斯迪·萨比奇先生的辛勤工作。”他又花了五分钟介绍了“暗夜圣徒”的案子和其他案子，时间稍稍长了点，但由于他之前并没有打断尼可的开庭陈述，这时，尼可也只能忍着听下去。
“他的父亲是一个移民，是一位受到纳粹迫害的南斯拉夫自由斗士。他在一九四六年来到这片自由的土地，以为从此不再经历暴行。如果他今天在这里，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如果不是斯特恩严令警告过我，让我在法庭上不要流露出任何表情，我恐怕就要脸红了。我双手紧握，目光前视，坐得规规矩矩。无论任何时候，我都要保持冷静。但是，斯特恩却没有事先告诉过我他要说的这番话。如果是我上庭作证，我是绝对不会说自己的父亲是什么自由斗士的，倒不是因为怕检方会反驳。
斯特恩的言行举止很有威严，他的口音反而引起了听众对他的兴趣，他中规中矩的样子显得他很庄重。他没有说我们将会出示什么证据，也没有说我一定会上庭作证，他只是一再强调了检方证据的缺陷。检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明我曾经用凶器杀过人，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参与了这场谋杀。
“在这个案子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戈迪亚先生跟你们说了很多关于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之间的事。他没有告诉你们，但证据会告诉你们，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是同事，他们曾经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案子中一起担任律师，而不是情人。戈迪亚先生提都没有提，所以，只能由我来告诉你们，各种证据也会告诉你们。在萨比奇先生和波尔希莫斯女士的关系问题上，你们必须认真思考各种证据能说明什么，不能说明什么。这是一个只有间接证据的案子，你们不要忘了，戈迪亚先生必须用证据排除合理的疑点，证明萨比奇先生有罪才可以。让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你们，各种证据都无法证明戈迪亚先生刚才说的那些话，无法证明。你们会看到，这个案子根本没有什么事实，只有推测加推测，猜想加猜想。”
“斯特恩先生。”拉伦平静地说，“你似乎也在犯和戈迪亚先生一样的错误。”
斯特恩转过身，他微微鞠了一躬。
“对不起，法官大人。”他说，“是他把我给带坏了。”
大家都小声笑了，法官笑了，几个陪审员也笑了，这是对尼可的一种嘲笑。
斯特恩转过身面对陪审团，又开口了，像是在自言自语：“我必须让自己随时保持理智清醒才行。”接着，他说完了最后几句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很简单的几句话。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为什么了。当你在听检方所列举的证据时，问一问为什么，不是问卡洛琳为什么会被杀，这一点我们从现有的证据中根本无从知晓。而是要问，为什么坐在这里的萨比奇先生会受到这种错误的指控，为什么没有直接证据就起诉这样一个案子，这样一个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证明被告确实有罪的案子？”
斯特恩停下来，他歪着头。也许他知道答案，也许他不知道，他又开口了。
“为什么？”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二十七节
他们找不到那只玻璃杯了。
我们第三天早上一到法庭，尼可就对斯特恩、肯普和我坦白了这一点，今天我们即将传唤第一个证人上庭作证。
“怎么可能？”斯特恩问。
“对不起！”尼可说，“莫尔托告诉我，他忘了，他确实忘了。现在他们正在到处找，会找到的。”尼可和斯特恩一边走，一边商量着。莫尔托看着他们，显得非常担心。他似乎不愿意离开检方律师席上的座位，像条癞皮狗一样坐着。说真的，他看上去很糟糕。这么早出现在法庭，他显得疲惫不堪，脸色蜡黄，还穿着昨天的衣服，似乎一直都没有休息过。我怀疑他昨天根本就没有回家。
“他们怎么可能把证物就这么弄丢了？”肯普问我。
“这是经常的事。”我回答。警局在麦克格莱斯大楼证物中心里无人认领的物品多如牛毛。很多证物连标签卡没有，或者编号是错的。我处理过的很多案子中，证物都是乱七八糟放着的。
斯特恩和尼可都一致同意，应该将这一情况在开庭前汇报给法官，我们便都回到了法官室里，这样，会让尼可避免受到公众的指责。斯特恩在这些事情上的让步也正是让他颇受法官欢迎的原因之一，如果是别的律师，会要求把这种差错记录在案，让尼可在媒体面前下不了台。
我们都坐在法官的办公室里等着，秘书科琳盯着桌上电话的小灯，灯亮着，法官正在和别人通电话。科琳是个很庄重的女人，胸部很大，法院里很多人都怀疑她和拉伦之间有什么，但去年秋天，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柏金斯的警察，流言也就终止了。拉伦一直很受女士们的欢迎，他大概在十年前离婚，我听人说，离婚后，他经常去帅哥美女众多的酒吧喝酒，那些酒吧在博雅大道上，很多人把那里叫“美梦成真大街”。
“他说让你们进去。”科琳在和法官简短地说了几句，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肯普、尼可和莫尔托走在前面，斯特恩还想和我说几句话。
我们走进法官室后，尼可已经向法官开始汇报玻璃杯的问题了。他和肯普坐在法官对面的扶手椅上，莫尔托坐在稍微远一点儿的沙发上。这间法官室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一面墙上堆满了各种法律文书，另一面墙则是拉伦自己的荣誉墙。上面有一张他和雷蒙德的大幅照片，还有他和其他一些政客的照片，和他合影的绝大多数都是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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