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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这这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聊天。她看看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
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永远的远方
“远方”这个概念是相对的，现实的人往往把相对于自己的居所而言的另一个城市称为远方。于是，我们看多了诸如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的小说，那叫逃向远方，管他两个城市相距多远，哪怕坐火车过去票价都超不过五块钱。我一向认为，这些人没有远方概念，就算是上趟厕所也够去一回远方。另一种人是不现实的，从南沙群岛到漠河不能算去远方，但从漠河到赤塔就算去一趟远方了。这类人的远方概念是以国家而论的，在国境线上跳一个来回就算是打远方回来了。
我认为，远方应该是距离上的。这个认为很废话。距离很能吸引人。别以为只有诗人歌手才会去远方流浪，其实每个人都向往远方。惟一不同的是，有的人只向往而不往，有的人向往而往。
在今天的《南方周末》上看到一篇关于远方的文章，写得并不怎么样，文笔软得像块水豆腐，文章散得像碗豆腐花。但就是这篇小豆腐块，让我有了写篇大豆腐块的欲望。
我向来很欣赏那些背起背包去远方的人。今年第2期的《视野》摘了《现代女报》上的一篇《野鸭与IBM》，看了颇有感触。
IBM的创始人华特生的儿子小华特生，常常给员工讲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酷爱自然的人每年秋天都要去看野鸭南飞的景观。有一年，他大发慈悲，带了一大袋饲料，到那里的池塘边去喂养野鸭子。过了几天，有些野鸭贪吃不再大老远地南飞了。三四年后，它们长得肥肥的，再也飞不起来了。
讲完这个故事，小华特生说，人们很容易驯服野鸭，让它们哪里都去不成，但要把它们再驯养成野鸭就困难了。
小华特生把这个故事翻来覆去地在公司里讲，他希望员工能理会其中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
有一次，一位员工对小华特生说：先生，你不要忘了，野鸭也是列成方阵飞的。
小华特生说：当然，野鸭也是有约束力的，得朝一个方向飞。
这也许是IBM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坦白说，这篇小文字是失败的，由野鸭而得到的含义“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牵强得一塌糊涂，莫名其妙。但是，野鸭的故事却很有意义。许多看似一天到晚去远方的人，其实是缺少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不过，文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超出常规的人也有价值。”一个人如果活得像块方糖一样呆板方正，那么他的价值还没有一块方糖大，方糖可以让水变甜而他不能，更何况方糖还有棱角而他没有。荒唐。
前些日子在网上读到苏童的短篇小说《一个朋友在路上》。这是近一年来惟一一篇让我读了两遍的小说。回来后，一直跟斜上铺的“蚊子”说起，说得“蚊子”春心荡漾。“蚊子”挺喜欢雪，所以追问一张去吉林的火车票要多少钱。我问他要坐的还是卧的，坐的便宜，卧的贵。“蚊子”挑了硬座，我说那便宜，两百块钱不到，只不过从上海坐到吉林恐怕已成冰雕了。于是“蚊子”挑了卧的，开始选硬卧，但望字生义，以为硬卧就像农村死了人躺在门板上一样，又改选软卧。可一打听价钱，知道自己是有去无回，便挥挥手说：“算了，不去了，等工作了再说。”我知道等“蚊子”工作了以后定会诸事烦身，再为自己找理由推托。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想去远方的人去不了远方的原因。但去不了也好，可以让远方永远在心里保持神秘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想去远方的原因。
三个地方的三轮车（1）
其实，三轮车是一种很尴尬的存在。从它的轮子数目里就可以看出，比汽车少一个，比自行车多一个。我们的化学老师来自青海，初到松江府，看到一街三轮车，吓了一跳。然后学科使然，肯定恨不能说如果那家伙再得到一个轮子就变成稳定结构，反之如何。我们抛开什么历史，光轮子就决定了它的特殊性。
我初中呆在金山县城朱泾镇，是个小地方。金山大名吉祥得很，可惜三座象征性的山空 长在海里，一个叫大金山，一个叫小金山，还有一个——不叫“中金山”，叫浮山岛。其中大金山海岛乃是上海陆地最高点。上海人很少见到海里有山，所以没事也往海边的石化城度假。据称金山的三轮车是在那里先出现的，不过上海人精明，车夫跟他们砍不过，往往被反砍一刀，痛苦不堪，所以似乎也不见得什么精神抖擞。石化街头的人看上去也和车夫差不多，懒散不已。整个城市像泡在海风里软掉了，往往街上人走路都像梦游，一副嫦娥欲奔月的样子。
然后朱泾镇的三轮车开始蓬勃发展，遂成一大特色。金山地区历史上没出过大名人，有几个也只是二三流的，所以缺少一种文化底蕴，通常不会有人来参观旅游。去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欢乐调频》女主持麦琪来金山采访农民画，一下车看到满街的三轮车，欢乐无比，直夸那些三轮车宁静，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地区就业率不高的体现。朱泾人生性中庸，三轮车也一副中庸样，毫无特征。一次我要去金山农民画院，车夫答曰不认识那个地方，叫我指路。我说金山农民画是大名在外的，与故事和什么来着称为“金山三朵花”。他仍说不知，也不能怪他，谁叫农民画是名声在外而不在内呢？比如李贽故乡的人就不知道李贽是谁，很正常。
朱泾的三轮车竞争比本镇任何行业都激烈。主要是因为干这行的人多。其实车夫不是好当的，尤其在朱泾，要有极佳的心理洞察能力，百丈外能分辨出你要不要车。大学四年毕业出来的怕还没这本事。所以，初来朱泾千万不要一副风尘仆仆的艰辛样，因为除了车夫外没人可怜你，走得像饿狗似的马上会有三轮车围过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民工是没有三轮车来围的。
在朱泾要车，一般不需动嘴。不过，一些人还是可以骗过车夫锐眼的，明明目标就在眼前，却也要辆三轮车。到时主人出门迎接，那人再从车上扶臀而下，很贵族化。
在朱泾繁华的万安街上，万事不安，常见有人起义似的振臂而呼：“三轮车——”然后全镇的三轮车夫都为之一振，离他最近的那一辆更是兴奋得把生死置之度外，原地打转，这小猫的功夫只有三轮车有。自行车自然没有这个功能，反应不及，顿时倒地一大片。那招呼之人一整西装，一架二郎腿，随车消失在人群里。
我以为朱泾人向来冷漠，走在街上一个表情，就是没有表情。
高中来到松江。松江府里出过一些十分响亮的名字，比如陆机，比如朱舜水，比如施蛰存，天经地义，名声在“外”，松江人怕是大半不会知道。虽然在学术界，陆机因形式主义而名声较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