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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馐且桓龅鹿耍�1802年27岁的他还是哥根廷学院的一位助教。出于一次打赌，这位老师破译出了一篇楔形文字的前10个字母。 早在17世纪，人们就知道有楔形文字了。意大利旅行家比耶德罗·德拉·瓦勒把第一块楔形文字古砖带回了欧洲。1693年，阿斯顿出版了他的专著《哲学的交易》一书。书中有两行楔形文字，东印度公司驻波斯代表弗劳尔作了转录。卡斯顿·尼布尔撰写了有关美索不达米亚的杰出报告。这篇报告论述了那里的风土民情以及大量铭文和各种古迹。尼布尔是汉诺威人，供职于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克五世手下。从1760年到1767年，他同一批学者前往中东，不幸得很，在一年之内除尼布尔之外，所有同行者全部死亡。尼布尔并不灰心丧气，单个儿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最后安全回到国内。他写了一本名字为《阿拉伯及附近各地游记》的书，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就随身携带着它。 最早的楔形文字手抄本有的几经周折辗转到达了欧洲，原物是在设拉子东北7英里远的一处废墟中发现的。那废墟是一堆很大的碎石，但尼布尔却看出那就是波赛波里斯遗址。波赛波里斯文化早于博塔1840年出土的文化，里面主要是大流士和薛西斯寝宫的遗址。宫殿规模宏大，后来为亚历山大大帝所毁，按照狄奥多鲁斯的说法，当时亚历山大“酒醉失态”。克利塔寇斯记述这次宴会时却有不同的说法，他说一名雅典舞女是肇事者，在舞兴酣畅之际，她随手从祭坛里抽出一根燃烧着的木头，抛向宫殿的木柱，这时亚历山大大帝和众人都喝醉了，就学着她的样子胡闹了起来。但在希腊文化中，德洛伊森指出这个故事编排得十分聪明，可惜不合历史事实。在中世纪，伊斯兰王公强盛之时也占用过这处宫殿；他们死后，宫殿逐渐坍塌，后来殿址所在处就变成了牧羊人的草场。最先来这里的旅游者看到可心的东西就随意地带走了，至今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里几乎都藏有来自波赛波里斯遗址的浮雕碎片。对这片古墟，弗兰丁和考斯特都画过素描；1882年，安德里亚斯和斯托尔兹都在这里拍过照片。同罗马剧场一样，大流士的故宫后来也变成了建筑工人的采石场。19世纪，这片古墟遭受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蹂躏，后来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派厄恩斯特·赫兹菲尔德率领一支考古队，从1931年到1934年在波赛波里斯古墟作了第一次科学的调查研究；在考古期间，考古队采取了有效措施，对剩下的古文物作了保护。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2
美索不达米亚是不同时期的古代文明交替存在的地方。下面是一连串想像的情节，似乎可以说明这个道理。假设有一个阿拉伯人把几块镌刻着楔形文字的黏土片送到巴格达一位考古学家手中，有一块黏土牌可能是白希斯吞地区找到的，上面写的是古波斯大流士国王的演说词。 希罗多德的书就在这位考古学家手边，查阅一下，公元前1500年左右是大流土的极盛时期。那时他那强大帝国的首都刚刚建成。认真审查那黏土片，发现上面还提到古时王位的传承，提到战争、毁灭和残酷的暴行。考古学家寻根探源，遇到了汉穆拉比国王，这又回到了公元前1700年盛极一时的另一个王国。同时，考古学家还有可能看到辛那赫里布的名字，于是带出了第三个伟大的古王国，其兴盛时间在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如果考古学家想要得到一套完整的画面，只要随同那阿拉伯人走到大街上去，混杂在那成群的、入迷的听众当中，倾听一个说书艺人用单调的歌声演绎哈鲁姆·阿尔…拉希德的故事。他是一位出色的哈里发，执政在公元800年左右，其时欧洲正处于查理曼大帝的铁腕之下。 在美索不达米亚，今大马士革与设拉子之间的地区，先后出现过六代繁盛的文明，每一代都给历史留下了深刻的遗迹。在一条狭长的地带里这些文明先后产生发展，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从头到尾延续达5000年之久。在两河之间的这片土地上，5000年的历史慢慢展开，期间有时弥漫着恐怖，有时洋溢着欢笑。对考古学家来说，在美索不达米亚碰到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相比之下，谢里曼在特洛伊地区挖出的九层宫室只不过是小学生的作业而已，因为九层之中只有一层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美索不达米亚的次要文化层，那就不计其数了。公元前3000年的阿卡德王朝的一座城市的遗址，明显的古墟就有五层，而那时巴比伦还未存在呢！ 可以想像，经过如此漫长的岁月，像任何东西一样，语言和文字也必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不同类型的楔形文字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很大的，这种差异甚至超过了不同时期埃及象形文字之间的差别，也超过了僧侣体与世俗体两种象形文字之间的差别。博塔寄到埃及的几件楔形文字的抄件，它们的字形同尼布尔从波赛波里斯古墓所取回的极为不一样。这些来自波赛波里斯的黏土牌是2500年之前的古物，它们为两河流域后来发掘的各种古文字的破译工作提供了线索。（有关破译楔形文字最早的书籍一概以波赛波里斯体为依据，而非亚述或巴比伦使用的楔形文字。） 只有天才才能够承担楔形文字的破译工作。它的成功破译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伟大成就，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最伟大的科学发明。
第三部分：关于塔的记载破译楔形文字（图）3
1775年6月9日，乔治·弗莱德里希·戈罗特芬德生于德国闵登。他早年在闵登师范学校学习，后转到伊勒菲尔德师范学校，继而到哥根廷攻读哲学。从1797年起，他在哥根廷市立中学当老师，1803年任法兰克福中学主任，后出任副校长。1817年，他组建了德国语言研究学会，1821年任汉诺威学会主席，1849年退休，1853年12月15日逝世。 在戈罗特芬德的一生中，本来是没有机会做出惊人的成就。但在27岁那年，却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能找到楔形文字的破译途径。有一天，他同几个同事一起喝酒，趁着酒兴和别人打赌，想试一试自己的聪明。当时只有几张拙劣的波赛波里斯楔形文字的抄本在手边。凭着年轻人的聪颖，他竟然很快就找到关键的所在，从而解开了当时第一流学者已经宣告无法解开的难题。1802年，他把第一批研究成果递交哥根廷科学院。戈罗特芬德后来撰写了大量哲学著作，这些书早就淹没在故纸堆里了，流存至今的就只有那本《关于波赛波里斯楔形文字的评论之我见》。
他是用这样的方法找到的： 在性质上，波赛波里斯的几篇铭文之间有显著的区别，有几块黏土牌上的文字分三种，并排写成三行。戈罗特芬德是一个人本主义者，曾经读过一些希腊作家的历史，所以熟知波赛波里斯的古波斯国王的一些历史。公元前540年左右，巴比伦军队被塞浦路斯消灭了，巴比伦文明被摧毁了，为波斯王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戈罗特芬德认为，从上述史实可以推定，至少黏土牌上有一段文字应该代表的是征服者的语言。 戈罗特芬德认为，把最重要的内容写在当中是通常的习惯，故而当中的一行应该是古波斯文。另外他还发现，多次重复出现了一组符号和一个单独的符号，他就猜想这组符号代表“国王”这个单词，而那个从左向右倾斜的楔形符号大概就是连接符号了。从另外几篇铭文中可见到的类似现象能够作为这些想法的佐证。 戈罗特芬德的工作刚刚开头，真正把握的要点还少得可怜，这些文字应该怎样读呢？———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对此他都一无所知。幸好他年轻，所以没有更多的其他顾虑，而可以一往无前刨根究底。20年之后，商博良破解象形文字时就没有这么大的阻力了，因为他毕竟还有罗塞达石碑。 戈罗特芬德首先确定了一个基本点，即楔形符号是文字而非装饰图案。接着，因为所有符号中没有一根曲线，由此推断创造这种文字并不是为了书写，而是为了在某些永久性的材料，如黏土等上镌刻留传的。今天我们知道，这种记录语言的方法看上去虽然十分费力，但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古波斯，这种文字却完全满足了政治和经济交流的需要。现在的打字员打一封公函要用复写纸留底，而古波斯的抄写员则把文件刻在一片片的软胶泥上，一份发出去，一份存底。新制的泥板放在烤炉里很快烘干了。 他接着指出，绝大多数的楔形文字的排列是尖端朝下或朝右，两条楔形相交的夹角总是向右开口。这种现象看来十分简单，但是他从中却推断出如何阅读楔形文字。他写道：“手书楔形文字时，必须确保垂直的楔形笔划的尖端朝下，斜向的笔划尖端朝右，夹角的开口也朝右。这样就可以知道楔形文字是横向书写的，而不是垂直书写的；另外，印章的圆柱形边上的形象，不能当做书写方向的依据。”同时他断定阅读楔形文字应该是从左到右，这是只有欧洲人认为是顺乎自然的事情。 然而，这些全部和具体的破译工作毫不相干，也即并不能够解开这些文字含义的问题。尚末解决的是关键性的问题，而这关键时刻恰恰表现了戈罗特芬德的天才。天才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其中有一点是天才善于化繁为简，并能把事物内在结构的规律识别出来。戈罗特芬德觉悟到的道理是惊人的简单。 他想手中的楔形文字为古代铭文，而在书写的某些形式上，铭文往往历时甚久而很少变化。在他居住的地区，有许多墓碑上刻有“安息吧”的字样。很久以来这个词就被他的祖先不断使用，而且他的子孙后代还会频繁使用。既然这样，可不可以这样设想，看得懂的新波斯铭文中的某些单词或词组，在旧波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