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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诱导吕谭平进入他的谈话思路中，对他的建议频频点头称是。然后他指出一条光明道路：“将北京联想整合进香港联想，将北京联想好的业务，有利润的业务全都装进香港联想，如此一来，可以让香港联想的股价起来，再进行融资，还银行贷款。”
“但是——”柳传志犹豫了半天，终于下决心说，“如果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整合在一起，统一指挥，这种情况下，香港的同事就不能再在公司里面占重要位置了。”
吕谭平此时终于明白了柳传志的用心，他不得不佩服柳传志的布局和他在种种问题上的“拐大弯”。他避重就轻，不从正面回答柳传志的建议。他说起自己这么多年的辛苦遭逢，说起亏损后自己在香港花两个礼拜拜访了每家银行，而且还将个人所有股票全都抵押给银行，还以个人全部财产作为担保。
柳传志并未打断他吕谭平讲述往事，他仔细倾听。并劝吕谭平留下来当董事，可以独立管开辟一块新业务，譬如投资之类。吕谭平委婉地拒绝了柳传志的提议。
到了被请出局的正式会议上，吕谭平尽管早已做好心理准备，还是忍不住掩面而泣。柳传志对吕谭平深为同情，多年来他和吕谭平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依旧记得在联想的小食堂中他如何拍掉了吕谭平筷子上的死苍蝇，他也知道吕谭平为香港联想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在大亏损后以飞机为家，从美国到欧洲飞来飞去，深入第一线指挥作战。但是，吕谭平必须出局。柳传志后来说：“吕先生在管理方法上有很大问题，既然让我负责整个公司，我对QDI的想法和他不同，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让他作出牺牲。”
柳传志与吴礼益的谈判颇为顺利，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交锋。柳传志刚说完，吴礼益便道：“这么做对，我表示支持。”吴礼益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柳传志评价他谈判很有技巧，宏观判断也很准确，在AST业务上居功至伟。但柳传志始终认为吴礼益更愿意做投机性、赚大钱的业务，不愿搞工业。吴礼益在香港联想压抑个性，毫无保留地按联想方式工作。他又兼重人情，轻人事，对下属宽纵，对联想又充满责任，即使聪明如他也感到无法左右逢源，痛苦不堪。柳传志的提议使他顺水推舟完成了退出。
吕谭平和吴礼益的出局，使柳传志获得了足够的空间；香港联想的整顿，使柳传志赢得了足够时间。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将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并为一体。
而在角落的阴影中，倪光南依旧等待着他。他布置好了所有的机关，蓄积能量引而不发，他等待他走过去，等待他陷落下去，等待他气喘吁吁有心无力。他们两个人的博弈，是一出性格的悲剧、命运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第五部分 感谢马雪征和郭为第43节 倪柳或者逆流
在联想局中，倪光南曾扮演过一个至为关键的正面角色，但是1993年开始胶结的矛盾在1995年夏天演变为一场战争，倪光南以失败者的身份灰溜溜地告别了联想。他的弱者形象容易引起同情，而他坚忍不拔和锲而不舍告状的行动，又给人以英雄的幻象。
倪光南通过组织告状，能告之处他几乎全告了。有关部门按照党纪进行调查，这些部门至少包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部、国家审计署和中国证监会。1997年，倪光南的状子抵到了朱镕基和罗干那里，朱镕基和罗干均做了批复，罗干的批复是：“采取有力措施查清有关问题并向国务院报告查处结果。”
7月，中科院配合国家审计署和监察部，组织了院监察、审计、高企等司局，配备财会人员共13人，由党组副书记亲自带队，赴香港对柳传志和香港联想进行了调查。8月22日，中国科学院做出《关于香港联想有关问题调查结果的报告》。在这份“秘密”文件中，科学院结论是：“联合调查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均系统工作中的不足和问题，调查中没有发现个人（包括港方人员）违法违纪问题。”
而在此前的8月31日，联想集团公司董事会出据了一个“机密件”《对倪光南同志反复举报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同志一事的说明意见》，其中说：“我们认为，倪光南同志的做法，出于个人目的，已超出正当行使公民权利的范围。在倪光南同志离开北京联想领导班子以后，公司的营业额和利润连续三年均超过100％的增长，也进一步说明了联想的领导班子以及柳传志同志的经营管理水平和对国家对公司的突出贡献。”
“机密件”说：“即使我们非常小心，也难免出现失误，如果再有人死盯住不放，不断从工作中挑出毛病上纲上线，那么企业的领导人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辞职，要么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和企业一起坐以待毙。”
早在1995年，柳传志曾获得一个自辩的机会，他说：“对倪光南同志告状的内容，我并不完全了解，但我相信，我所做的事情，无论动机还是效果，都是经得起检查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由于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两次采取告恶状的方式，用莫须有的罪名，甚至他自己都未弄清楚的问题对我向上告状，上纲上线，要把人置于死地。如果有了不同意见以后，他就用这种‘文化革命’的方式处理问题，我除了辞职以外，不可能再有其他道路。用这样的方法折腾联想集团，用不到两年就会彻底垮台。因此请倪光南同志离开联想是惟一的办法。”
倪光南最终离开了联想，但他持续的上告不仅让柳传志委屈、羞辱、痛苦和愤怒，也打乱了整个联想的布局。1994年倪光南的爆发使柳传志匆忙离开香港，直接引发了香港联想的大亏损，1997年的上告则使联想南北整合因“老问题没有查清”而遭到证监会的抵制。最终北京联想向香港联想注资整合推迟半年多，整合之后股市狂跌，损失惨重。
凡事有其弊必有其利。正是因为细致调查，中国科学院对“倪光南事件”有了清晰认识和判断，曾经对联想颇为反感的事情有了底，严义埙副院长也因调查柳传志，逐步了解联想和柳传志，而成为其坚定的支持者。
倪光南1997的告状先遵守组织原则，他先向曾茂朝递了状子，说柳传志在上市时逃走了1。2亿资金。
曾茂朝后来回忆说，他当时问倪光南：“这条你不是要让他掉脑袋？”
倪光南说：“我就是要将他送进监狱去。”
曾茂朝说：“联想发展到今天不容易，罪与非罪的界限国家是清楚的，他够不上犯罪。你将柳传志搞下来，联想怎么办？”
倪光南说：“联想好办，找个年轻人。”
曾茂朝说：“你来搞也不成，你没有柳传志那几下子，仅向银行借钱，你就借不来。”
曾茂朝说他曾试图通过倪夫人劝倪光南收手，倪夫人的答复是：“王宝森都能拉下来，不信他柳传志拉不下来。”
倪光南后来并不承认有过这场令闻者胆战心惊的对话。但从1997年开始，倪光南近乎偏执和疯狂的告状的确牵连了太多的人。
第五部分 感谢马雪征和郭为第44节 合并
1997年北京联想和香港联想的整合是一种创造，海外媒体形容为“联想真是个奇迹”（Legend is Legend）。奇迹般的整合为一个“大联想”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此后联想获得了黄金一般的三年，确立了自己无可动摇的地位，像一根标杆，牢牢矗立于中关村。它和后来的联想分拆都应验了《三国演义》开篇的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第一个建议柳传志整合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的人是经济学家周其仁义教授，那是1994年3月柳传志在海军医院住院的时候。1996年初，香港联想大亏损事实暴露，柳传志一面要向银行借款救火，一面谋划趁机进行南北整合。
1996年11月，联想最高层在美国开会商讨整合，柳传志宣布他将请吕谭平出局。马雪征则介绍了整合的各种技术操作。1997年1月22日他在香港联想骨干员工会议上慷慨陈词，说：“我觉得联想要发展，有必要进行整合，整合的作法就是把北京联想的业务装到上市公司，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中国联想，来开展我们的业务，这样做，第一是要彻底解决指挥中心的问题；第二是要解决发展中资金短缺的问题。”
一个礼拜后，柳传志和曾茂朝急匆匆地从香港赶回北京。李勤先他们一步，早在两天前就已回来。第二天，这些“身上都还带着浓烈的南方战场的硝烟味”的权力人物便召集联想的骨干员工开会。
柳传志说：“形势很好，挺激动，大家看到我和董事长的脸都挺红，有点像职业军人马上要打大仗以前的那种兴奋的感觉。”他要为那些骨干员工分析公司的形势，尽管那几天他“觉没睡好，思路还不是很清楚”。
柳传志说起了1984年以来的风云人物，这些风云人物包括步鑫生、万润南、禹作敏、牟其中、史玉柱、周冠五、金燕静。柳传志不希望联想那些充满雄心壮志的年轻人摔跟头，而要他们从别人摔的跟头中吸取教训。
柳传志已为联想设计了到2000年营业额达到30亿美元的目标，他甚至想到了2005年联想拥有100亿美元营业额的可能。他有一次说IBM换了郭士纳做总裁之后，股价从40多块涨到了160多块，可是比IBM规模小很多的英特尔的利润也超过了30亿美元。微软亦如此，因为它们掌握了核心技术。
“所以我们公司要狠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在后面‘吃土’，吃土就是我们赛跑的时候，跑在前面的人就说，你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