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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异端非李贽莫属。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李贽以“敢倡乱道、惑世诬名”的罪名被捕，关押在北京皇城监狱。一天，他吩咐狱卒给他剃发后，取剃刀自刭而死。临死前狱卒问他：痛否？他以指蘸血在地上写道：不痛。又问：为何自杀呢？答：七十老翁何所求？于是血尽气绝而亡。
伊渡：李贽确实是个自觉的异端。他曾经夫子自道：天下世俗之人与假道学者流都把我看作异端，我不如干脆就做异端，免得他们把异端的虚名加在我的头上！李贽之异，异在何处呢？
王跃文：李贽公然为人的“私心”正名，说自私就是人心，人必须自私然后才有心，如果没有自私就没有心了。他宣称，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举凡好货，好色，多积财宝，多买田宅为子孙谋等，均为百姓之常情。这种“私心”，即“童心”，即人生下来就存在的本心，所以纯真。他依照此番逻辑，推出了情性自然论。他说，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情性中自然涵有礼义，不需外在的礼义去约束。情性不可以一律求之。人莫不有情，莫不有性，极具个体特征，岂可一律求之？李贽更是大声疾呼：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
伊渡：宋明道学家们的言必“存天理，灭人欲”，李贽则把人从所谓的“天理”拉回到“人欲”。
王跃文：正是。李贽认为吃饭穿衣，声色财货，都来于自然，也只能听其自然。自然中已有礼义良知，何必外在求之！那些假道学、伪君子们在李贽眼里是面目可憎的：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厚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迁，心与口违。李贽看腻了假道学的嘴脸，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伊渡：骂得真痛快。
王跃文：李贽不光学说异端，他人生之旅也殊为异端。他有官弃官，有家弃家。他的弃官弃家并不是为了摆脱世俗欲望，而是为了更自由地追逐自己的欲望。他认为自己在欲望中深谙佛家游戏三昧，已经无善无恶，和光同尘了。他六十一岁出家为僧，却没有受戒，也不守戒规。他从不奉经祈祷，连读书都怕费目力，而要别人读给他听。他居然率领僧众跑到一个寡妇的卧室里化缘，又做《观音问》与士人妻女论道，这在当时是伤风败俗的丑行。他公然宣称，与其死于假道学之手，宁死于妇人之手。
伊渡：李贽真够狂的。
王跃文：所以，李贽的狂诞悖戾使那些道学家们又怕又怒。一六○一年初春，他出家为僧的芝佛院被一场来历不明的大火烧得四大皆空。据说那场火就是当地官吏缙绅指使无赖放的。一六○二年，曾是他的好友的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了一本奏书，参劾李贽耸人听闻的罪状：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庵观者。终于，万历皇帝大怒，着令锦衣卫将他捉拿入狱。他的著作也被下令焚毁，应验了他自己起的书名《焚书》。
伊渡：谈了这么久，可是纵观中国的哲学发展史，尽管多多少少有几个离经叛道者，大体上还是一部灵魂对肉体的压迫史。中国人哲学存在的前提仿佛必须是蔑视肉体。既然肉体如此低级鄙俗，成了人性善的桎梏，那么我们能将肉体放在何处？
王跃文：我们今天再提对肉体欲望的压抑与厌弃已经不合时宜，但谈论灵魂的高尚与自由又往往被看成迂阔可笑。新的疑惑又出现了。这是否可以看成历史的进步？是人性的张扬还是人性的堕落？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所要的生活到底存不存在？人类什么时候才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博士那样，对我们所能够拥有的生活心满意足，禁不住喊一声：生活呀，你停下来吧，太美好了！
伊渡：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电影《第七封印》中的主角有段台词很有意思。他说：我的肠胃就是我的世界，我的脑袋就是我的永生，我的双手就是两个呱呱叫的太阳，我的两腿就是时间的钟摆，我的一双臭脚就是我哲学的起点！天下事样样都跟打了一个饱嗝似的，只不过打嗝更痛快些。
这段俏皮得有些粗俗的台词，道出的其实正是哲学的本源。如果想说得文雅或严肃些，我们可以引用诗人保尔？瓦莱里的话：一切人体未在其中起根本作用的哲学体系都是荒谬的，不适宜的。
王跃文：尼采在《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也写道：你肉体里的理智多于你的最高智慧中的理智。
可是，人世间有多少疑惑经得起追问？人世间又有多少追问会有答案？或者，疑惑本身就是答案？也许人类的宿命就是永远只能眼泪汪汪地望着到达不了的彼岸！
伊渡：可是中国人是没有彼岸精神的，我们只有此岸，也就是现实的人生。我们只知道在世俗社会里尔虞我诈、膨胀私欲。
王跃文：是的，中国哲学史上，无论是背离肉体，还是放纵肉体，都只是在世俗层面。别说宗教，甚至严格地说来连哲学都谈不上。孔孟之道讲的都是世俗伦理，又被历代统治者取为政治伦理。极端地说，中国既无宗教，又无哲学。自汉代以来，就只有帝王及其御用学者借孔孟之名布帝王之道。
第四章执念（1）
伊渡：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你天生就应该是一个作家，仿佛这是你的宿命，不容质疑，别无选择。你的创作经历好像也能说明这一点。你不像别的作家有过学习期、成长期。你似乎没有过满脸青春痘，满腔愤激，目空一切，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的“文学青年”时代。你一开笔就已经成熟，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的成长必然受他早期经验的制约，童年是成人的父亲。你能从你的童年中找到现在作为一个作家的端倪吗？
王跃文：我的确没有过四处投稿、四处碰壁的文学青年期。我写的头篇散文发表了，写的头篇短篇小说也发表了，写的头一部长篇小说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我看不出自己身上有什么天才气象。只是一切来得很自然。我上大学时也爱好文学，可我从来是个守规矩的老好人，当时觉得应该好好读书，担心痴迷文学创作会影响读书。所以，整个大学阶段，我几乎没有文学创作前科。只为学校自办的文刊物写过一篇小说，叫《山娘娘》，不料很受同学好评。写童年故事，学的是《城南旧事》。
我的童年，既不像普希金有一个会讲故事的奶奶，也不像安徒生有一个爱读剧本的父亲。我的童年甚至没有阅读。我中学以前，除了看过几本连环画，没有接触过任何文学书籍。乡村中小学没有图书馆，农村也没有谁家里藏书，而要我自己掏钱买书更是不可想像的。没有钱。朦胧中的印象，小说应是厚厚的书本，所以中学时读到课本中鲁迅的《故乡》，说那是小说，我莫名其妙。因为我很小的时候看到哥哥曾经捧着本小说读，他说是《红岩》，厚厚的，卷了边儿。小学时，语文课本里开始有新诗，老师说它是诗歌体。可我们老师说的都是方言，我一直听作“丝瓜体”。我想到的是屋后竹篱笆上的丝瓜。我就真以为是“丝瓜体”，长长短短的句子排列下来，同丝瓜的形状差不多。我从能记事起，就知道全家人都必须把精力放在觅食上。能吃饱饭是最重要的肉体和精神需要。我说过，我少年时的梦想是能当上一个拖拉机手，与作家毫无关系。我那时也根本不知作家为何物。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学的环境里。我五六岁就捡狗粪、掏煤渣，七八岁砍柴担柴，十几岁就做田里的活儿了。做活儿的时候很孤独，胡思乱想，什么都想过，就是没想过什么文学、什么作家。看见城里人穿着棉绸裤，裤子总在颤动，我就想像如果没有风吹的时候，需不需要不停地抖着腿脚，因为我感觉棉绸裤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颤动。
伊渡：哈哈，真有意思。听说当年乡下人总是琢磨城里穿裙子的女孩儿是否穿内裤，你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吧？
王跃文：这个问题我倒没有想过，还太小了。但我的确听比我大的男孩子争论过，有个人就赌咒发誓说，他曾看见有个城里的女孩儿骑着单车，突然吹过一阵风来，撩开了她的裙子，真的是光着屁股。
伊渡：那个人应该当作家，太会虚构了。你多次说到孤独，小时很孤独吗？
王跃文：非常孤独。我家有个后院，围着土墙，上面爬满了长青藤。我小时候经常坐在院子里，望着土墙发呆。长青藤在墙上勾画出很多形象，那是我永远用不完的想像素材。土墙上尽是蜂窝，每到春夏，里面就藏着蜂。我们那里叫这种蜂为土蜂，同蜜蜂不一样。整个春夏，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捉蜂玩儿。我会不停地同蜂说话，自问自答，我一会儿是人，一会儿是蜂。我小时候真是非常孤独。
伊渡：这正是艺术家的本性，这也许就是你天生必当作家的原因呀。
王跃文：你愿意这样认为，我就认了吧。我记得小时即使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叫喊得热火朝天、不亦乐乎，可猛然间，我会意识到，冥冥之中还有一双眼睛盯着我，盯着我和我的小伙伴们。这双眼睛在观察、在窥视、在评判，这双眼睛就在空中，在我们头顶不远不近的地方，使我时刻警惕，不能忘形。其实我知道，这双眼睛就是我自己的眼睛，在我自己的内心里。这是一双冷眼，敏锐，洞察一切。
说个小秘密。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位语文老师很喜欢我，经常同我谈些文学话题。我从他的谈吐中知道，他是个失意的文学梦想者。但我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