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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渡：我童年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快快长大。大人们有很多让我眼馋的事，都是小孩子不可能享有的。
王跃文：我也有这个愿望。我从大哥身上，看到了很多当大人的好处。比方说他可以抽烟。可以抽烟了，就是大人了。是大人了，在父母面前就可以有些反抗了。我老家的习惯，小孩子喝酒，大人不怎么管。做父亲的，自己喝着酒，总喜欢拿筷子往酒杯里蘸蘸，塞进儿子嘴里去。那儿子通常只有两三岁。说是父亲不让儿子学会喝酒，自己老了就没有酒喝了。烟就不同了，小男孩儿得偷着抽。偷学抽烟的孩子，被大人发现几回，打骂几回，就不再多说了。这时候，一个成年的乡下男儿就呷着烟，在村头村尾转悠了。
我还没被允许抽烟时候，被一种盒子上印着鱼儿图案的香烟蛊惑着。有人给我表姑介绍了一个对象，供销社的职工。那时，一个农村姑娘，找个吃国家粮的，应该算是前世修来的好福份了。可我表姑硬是嫌人家长得不好，满脸络腮胡子，脖子下面露着长长的胸毛。那时候并不流行浑身长毛的男人。
有天晚上，那位供销社职工提了些糖果跑到我家里，掏出那种盒子上印有鱼儿的香烟，递给我父亲。父亲抽了几口，只说这烟好。供销社职工说，这烟难得买到手，要票。他说下次想办法弄条来，送给我父亲。供销社职工走后，父亲对母亲说，这人不错。没过多久，这个供销社职工就成我表姑父了。
我猜想那人终于做了我的表姑父，多半是搭帮那鱼儿香烟。他口袋里揣着那包烟，走访了表姑的所有亲戚。亲戚们都说这年轻人很好，表姑就没话说了。但是，从来没有哪家亲戚收到过年轻人答应送的鱼儿香烟。我长大些才知道，那叫常德牌香烟。
但我抽的第一口烟，却是父亲自种的老旱烟，喇叭筒。上中学时，有个暑假，我参加生产队劳动。社员们忙过一会儿，就有男人打喊，呷烟呷烟！于是偃旗息鼓，男人们坐在田头，舔着口水卷了喇叭筒，吞云吐雾。女人们就在一旁说笑，你们男人真懒，功夫不见做多少，喊着要呷烟了。男人们说，女人又不呷烟，坐着干什么呢？做事去！女人又说，修个男身就是好，不光有烟呷，还有酒喝，喝酒还要大口大口呷菜！
我很高兴自己是个男人，回家找了块白塑料纸，拿铁丝当烙铁，烫了个烟袋。第二天，我把父亲切好的烟丝偷了一把，装进烟袋里，还摸走了灶台上的火柴。我不知男人们为什么要系腰带，也跟着样儿学了。家里没有多余的腰带，我就找了条浴巾，捆在腰间。那个烟袋，就别在腰带里。
出工时，没有人在意我捆了腰带。我只等着有人喊呷烟。终于有人喊呷烟了，我从腰间掏出了烟袋。不料男人女人们都笑开了：人没有卵子大，卵子没有香棍大，学着抽烟了！
别人再怎么说，我才不管哩！我只望着父亲。父亲也正望着我，张开大嘴，笑得只见满口白牙。我的父亲长得很黑。
我抽了平生第一口烟，辣得喉头像呛了鱼刺，咳得眼冒金花。大人们笑得更欢了。我偏要充男子汉，刚缓过气来，又抽上了。仍是咳嗽，天昏地暗。
父亲拍拍我的头说，你不是抽旱烟的料，长大了抽鱼儿牌吧！
那个暑假，我一直学着抽烟，父亲没有骂我。也许是劳动给我了做大男人的权利。可是，一到开学，我抽烟的权利就被剥夺了。
我就这么断断续续学会了抽烟，父亲后来干脆就不说我了。我开始变成真正的男人。整个大学阶段，我都抽烟。手头总很拮据，几个成瘾的同学就凑着钱买烟抽。
第一章尘梦（8）
伊渡：你大学毕业后是怎么去政府机关的？你是自主选择的吗？当时你明白自己将有什么样的人生吗？
王跃文：人的命运充满着偶然性。我当时只想当名教师，很想去县里一中或二中。但是，不知道怎么就去了县政府。后来知道，县政府需要从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挑选个笔杆子，就去县教育局看学生档案。正巧当时有两个副县长同我家有些故旧关系，父母同他们打了声招呼，我就这样去了县政府。那时候官场风气比现在好些，也不需要给谁去送礼。
母亲一直为父亲政治前途受挫而惋惜，而又觉得他的灾难都是因为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要去县政府工作，母亲就反复告诫我：紧闭嘴，慢开言。我刚进入政府机关时，的确很谨慎，工作也很卖力，很快就成了当地有名的机关秀才。传说中说我出口成章，其实我没有那个本事，只是两桩很偶然的事促成了这个说法。有回，临开大会了，我因为醉酒，浑身瘫软，无力握笔，躺在沙发里口授了县长的大会讲话。还有一回，我参加怀化地区（现已改作市）一个考察团赴安徽、福建等地参观学习，我同外县的一位同志负责撰写考察报告。我们打算在安庆去九江的船上把考察报告写好，可我偏偏晕船，上船没多久就天旋地转了。我又只好躺在船上口授。
我从县政府调到市政府，又从市政府调到省政府，都是因为自己能写几笔官样文章。我没有任何靠山或后台。像我这种情况，如果不写小说，老老实实写官样文章，多少能混个一官半职，但绝不可能有所谓大出息。坦白地说，刚参加工作时，我还是有政治抱负的，希望能做官，做个好官，有所建树。但后来见多了，知道官场并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样，就放弃这个想法了。可我仍混迹官场多年，仅仅是为着就业。
伊渡：你出来了，可仍有很多人往里面钻，有点儿像“围城”吧。但我想，这个时代，想钻进去的人还是更多些。
王跃文：人各有志。现实太强大了，官场的诱惑力也太神奇了。其实官场里还是明白人多，但是明白道理是一回事，是否能按道理行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年我刚调到长沙，有位好朋友开玩笑说，你好好干吧，看哪天能混辆轿车，混个秘书，混部手机。当时手机三万多块钱一部，够奢侈了。我当时笑笑，没说什么。我是个安守天命的人。凭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会努力；如果要靠牺牲人格为代价，我会选择放弃。也就是那年，我知道湖南某银行的分行行长因经济犯罪被判刑。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位行长贪污三十多万，放在现在已不算什么问题了。我当时想，一个农家子弟，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做到厅局级干部，已经很不错了。仅仅为着三十万块钱，弄得身陷囹圄，实在太不值得了。我还暗自下了决心，一旦有可能，就离开官场，靠自己本事挣钱去！当然，做官的有他们看重的尊荣感。不过，那也只是他们的心理需要。我甘愿做个平常人，不要那种自做多情的尊荣感。我说他们自作多情，因为很多百姓并不把当官的看成什么大不了的事。
伊渡：当年作为公务员，你真以为自己很优秀吗？换句话说，你在官场没有得到重用只是因为怀才不遇？
王跃文：说实话，平时有很多记者提过这个问题，我很讨厌。好像我真为什么怀才不遇而耿耿于怀似的。我很不愿意谈及这个话题，没有意思。应该说，官场里面有很多素质优秀的人才，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官场用人的机制却是劣胜优汰。曾经有位同事看上去很热心，总是对我说，你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学会抓主要矛盾，跟紧一把手，别的副手“不要甩起”。“不要甩起”是长沙方言，意思是不要理会。我总是含混地笑笑，不在乎他的建议。我是个“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都不想抓的人。所谓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无非就是平时多向他们表忠心，逢年过节上门拜访。我想着这些就烦，哪里愿意去做？当时我也有些天真，看着有些人温文尔雅，应该不是贪图小利的人。事实证明，我太高看他们了。那些人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却是勾心斗角。我谁也不靠拢，他们就暗自猜测，甲以为我是乙的人，乙以为我是丙的人，丙以为我是甲的人。反正谁都不把我当成自己的人，就没有任何人替我说话。我工作再刻苦，也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伊渡：你认为官场中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特殊人格才能飞黄腾达？
王跃文：我不想抽象地谈这个问题，举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