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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而努力奋斗了一生。没有他，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也许早就改观了。他
的学识，使我折服；而他的精神，尤其令我感动。每一兴念及此，我就心怀
激荡，一种悲喜难名的思绪起伏于我胸臆间。
张菊老尽其一生之力，做出了万古不磨的弘功伟绩，凡属我中华文化知
识界人士，都会了解梗概，无待我之列举。但如今世运推迁，年辈更替，后
来俊彦，于旧事前修，或恐晓悉未周，思索不逮；故粗陈鄙意，以表愚衷。
岂敢曰纪念菊老，亦聊助来哲之覃思而已。
世人皆知，菊生先生是藏书大家，是版本目录学泰斗，是出版事业巨擘。
此固不虚。愚窃以为，仅仅如此品目，实不足尽揭先生之历史地位与学术真
际。盖先生与一般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出版家有很大的不同，或者应
该说是有根本性质的差别。我以为，世间的事情，皆不可一概而论，比如世
俗的收藏者与出版者，为数甚多，但他们的实际目的往往只是占有和牟利。
而张菊老却是为了保护与流布——这个崇高的目的，才是他的崇高的品位的
本质决定因素。我认为，他的一生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崇高的目的，因而我
要说：他是一位罕见的大智大慧、大仁大勇的中华文化之寄托人与支柱力量。
“藏书”这个词语，本身就带着历史的尘垢：在古代的条件下，若想保
存书籍，非“藏”不可；“藏”的本义也并非不美之辞，但它确给后世传下
来一个“副义”：把保藏变成了“珍藏——秘藏”。事至于“秘”，那就成
了极少数个别人的“玩赏”物，与铜、瓷、犀、玉。。初无大别，可以等量
齐观了。
据我亲历所知，有的藏书家的“藏品”是绝不出示于学人的；有极深交
谊的求借一册书，若经蒙慨允，“条件”是“不能过夜”或“只许过一夜”
便须归璧于赵邦。。。这珍如性命的爱书精神，自然也是令人钦佩的，但是
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当然不会萌发将他的藏品公诸天下学人，广为流布，
延教播益于后人的念头了。
再说所谓“版本目录学”。世俗之见，把它看作是一种“富人的奢侈享
受”，“专门家的钻牛角尖”，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文人癖性”，好像与谁
都无关系，更是国计民生以外的“闲事”。拿这样的眼光去论事，当然永远
也不能悟及一个至极重要的道理：人的最可贵的精神状态就是斥妄求真，辨
讹返正。对于正误真妄之分都漠不关心、毫无所谓、不知深究的人，那就一
切都不必也无从谈起——而其结果必然流向崇伪信讹。版本目录学家却正是
追求“真”与“正”的最辛苦勤奋的仁人志士！
我们中华的文献之学，涵盖极富，形态不一，然以书史图籍为其大宗。
历代积累，时加裒辑，蔚为大观，亦是奇迹。然而浩劫伴之，如影随形，一
似无忌其“满”“盈”者。秦火之焚，万祀兴叹。梁武之火，所谓“文武之
道，今夕尽（烬）矣”！后世追省，痛如割心。金、元之后，尚有《永乐大
典》，而清人忌之，不谋刊布，终遭摧毁。《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
其始也未尝非一代英主之善政，然而其终也俱变为政治之牺牲品。言念及此，
曷胜痛切！——凡此讵乃中华文化之重大创伤，实亦人类智府之至极不幸。
以上数例，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
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
于是乃有涵芬楼，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
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帷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
不为之标，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
夫如是，然后可证愚之所谓菊生先生实为大智大慧、大仁大勇之豪杰志
士，实维我中华文化之寄托者，其义安在，而其言何切也。
版本目录学而能成家，必须学识渊博，此理易晓，亦世人之常识。然而
若菊生先生，如仅仅以学识渊博目之，犹是恒言，实恐未得真谛。盖仁人志
士心之所存，在于中华文化，而欲保全之，护惜之，流布之，又必须识真辨
妄，斥伪返本，纠讹刊正。而中华典册，本赖缮钞，书经三写，亥豕鲁鱼，
人人知此理而往往蒙其害，莫由尽免。及锓版刷印之术兴，复有种种窜乱删
易之弊生焉。是以同是一书，而异文歧句，不一而足，其蒙蔽学人，且甚于
古钞之笔误。故版本目录学之所由起，全力求真得正，而绝非炫博夸富之俗
见所能识其苦心。菊生先生之于群书，真如揽河而见源，登岳而知脉，原原
本本，如数家珍，无有阙遗，令人惊叹拜服。然而犹不止此。观其校记，辩
证审断，字字精当，句句简切。是以聚书、藏书，而不能校书，即不能读书，
充其量不过一古董守财奴，虽似风雅，于学于识，了不相涉矣。
假若古书难校，犹可谅也；而如通俗小说者，亦复有令人骇愕之事例①。
某氏号称学者专家，其所校之某小说，入校之版本最富，而所辨正取舍，则
一塌胡涂，莫可究诘，以致传为书苑奇闻，文家笑枋。举此为喻，则又可知
聚书、保书、选书、刊书，其终极之目的何在？曰：在于求真斥妄。其所以
为最难，亦最伟之事业，端在于此。必明斯义，而后菊生先生之特立独出，
卓然不朽，可以晓然于千古。
复次，吾愿今世学者细味先生之文品，窥其大端，不激不厉，精当简切，
略无浮文涨墨，逞才使气等等陋习，遑论造作装点，虚势假相。其文看似平
易，实则字字锤炼。复善以极少字而委曲详尽，无遗憾焉。然而简切曲尽之
间，又非平板枯寂，其情致文心，蔼然感人①。此等文品，最不易到。识浅者
往往惑于狂花乱影，装腔作势之流；若多读先生文章，当有脱胎换骨之神力。
然而虽曰文品，实则人品也。此上上人品，亦即中华文化所孕育之灵杰，而
非他也。
余譾陋不文，于学术尤无所知，然窃慕先生之为人，不自揣量，以芜辞
写我之愚见。笔不逮意，怅然不安。追念1953 年以次，先生凡四惠鳞鸿，其
一纸最详者且出病榻亲书。什袭以藏，而多经世变，今已不知在亡。
复蒙哲嗣树年先生不弃，引列于世谊之末，泫然念往，莫能自己于悲怀。
斯文虽陋，亦当存兹微悃，申我真情；或不见哂。
献辞曰：
① 如旧时上海亚东图书馆所出之古小说名著，胡适先生所倡之“新式标点”、“分段”、“整理过的本子”，
尽芟原有序跋评论，而不精于版本校勘，以致错谬百出，亦即其例也。
① 试阅先生《涉园序跋集录》中忆叙涉园诸文，可窥一斑。附带一言：涉园者，先生上世之旧园也，创自
明季万历间。其命名盖取陶元亮《归去来辞》“园日涉以成趣”之义。然台湾版《涉园序跋集录》卷尾王
云五氏跋文称“涉园，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之书斋也。揣其命名之意，殆谓涉水未深，自谦其为学之肤
浅，。。”此说不知何据？余愧未详，以俟方家解惑。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实三才天地之心，维中华文化之光。
壬申三月津沽后学周汝昌
谨书于京东之寿玉轩，时年七十有五。
我和张菊老的一段因缘补说
澳门友人陈浩星兄寄示《大成》杂志第199 期中所刊《张菊生与周汝昌
一段翰墨缘》一文，题目入眼，使我一惊，大出意外，以为当今哪复有人知
悉这一段旧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甚至担心是捕风捉影之作。读完全
文，非常感谢柳和城先生，他竟肯留心于文坛学苑的这种往事前尘，而且内
容翔实无讹，文章也写得渊静有味，洵为一篇佳构。
我与张菊生老前辈的那一段翰墨因缘，转眼已将近四十年光景了，不但
未曾淡忘，而且时常忆起；去年夏初清和之月，重游故里，还与一位采访红
学史迹的朋友谈起过。最系我怀思的，是张老的一封亲笔信和他令儿媳某夫
人的代笔书启，这是我研红五十年来所获海内外无数学人读者惠札中最珍贵
的异品。
柳先生文中已然提到，张菊老曾有亲笔书信给我，但他不曾提到还有老
人病榻读《红》，命儿媳代笔的另一封书简。如今回忆起来，试为柳先生佳
文作一小续，或亦读者所不弃者乎。
拙著《红楼梦新证》经始于四十年代后期，印行已是1953 年的9 月。因
为出版家是上海棠棣出版社，经售者是长风书店，所以书出之后，反响先由
沪滨传来。友人写信报告售书门市盛况。记得成都华西大学民族语言研究所
的首席学者闻在宥教授，那时正有事到上海去，也特意写信来，叙及尔时此
书方出，短期连印三版，传为一时之盛，所遇故交学者文家，几乎是人手一
编，以为向来罕见之异事。那时，沪上传来的“东吴万里”的鳞鸿，日有所
积，忽一日，我接到了一封信，打开看时，是带朱丝阑的笺纸，上有工楷细
字，大意是说：病榻无俚，忽得大著《新证》，展诵之下，竟日孜孜，不觉
忘倦，引起极大兴致。对雪芹原书佚稿后半部情节之推测，尤所萦怀，有几
点希望再为开示。幅末说明，本人因病痪艰于书写，命儿媳代笔。阅下款方
知就是张菊生老人了。
那时我只三十岁刚出头，学识交游，都很孤陋，但对张先生关于文史大
业的丰功伟绩还是略知一二，而且是深所景仰的，得札自然格外高兴，立即
详细拜复了一函。此事虽隔多年，印象还是很难磨灭。柳先生所见第一手资
料中，未知有无这一项鱼雁往还的痕迹？①
至于我把《新证》的第三版奉寄与张菊老，那当然是因为这一版印于1953
年年底，改正了许多前版的误字，并加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