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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出去时，怎么没看到母亲脸上的笑容？还有丈夫的表情也挺怪？
晚上母亲一人陪着我，吞吞吐吐：“本来我不想跟你说，大夫也不让说怕影响你身体恢复，可我考虑还得说……这孩子可能是先天愚型儿。”我当时脑子完全还在兴奋中转不过弯儿，心里咯噔一下。母亲说：“专家说孩子从外观上和手纹上看，都像是染色体有问题的，眼睛一睁一闭……”母亲描述得特恐怖，我头嗡嗡响，仿佛一下子被母亲从天上推下地，情绪糟透了，我说妈呀，我不想知道，你为啥不多瞒我几天，让我也高兴几天是几天……
第二天找来的外院专家说无法确诊，但孩子明显和正常的婴儿不同，耳括小，靠下，拒不吃奶，严重脱水，医院说必须送儿童医院急救。孩子送走了，我在医院过了三天昏天地暗的日子，心里空空洞洞，心情坏死了，就提前回家了。幸亏侧切刀口开线化脓这又一档倒霉事，让我忙乎了半个月，每天冲啊、洗呀、烤电吃药，不然我自己在家等孩子要等疯了。
丈夫每天跑医院，说孩子在那边做各种血项化验，打点滴，已慢慢好起来，吃奶了。染色体检查需血样培养，一个月后才能出结果。当时是北大妇幼急救中心拿到外面给做的检查。一个月后妹妹帮忙去问结果，结果竟是正常（没有单子，是值班人员查的底）。
你可以想像，我听到这个结果时的激动。我在屋里喊起来：没事了！正常了！
我的心总算踏实下来，孩子从医院回来了，检查正常，我的伤口也长好了。呀，我真是幸福啊。
发现不对劲时孩子已长到４个月。我开始觉得他看人的眼神不对，你跟他说话好像没反应，我怀疑是不是看不见听不见，就反复关灯、开灯、摇铃刺激他，他有反应说明不聋不瞎，可总觉有点不对劲。我问过保健片的大夫，人家说我神经兮兮。我就开始四处翻书，孩子的手纹怎么看都觉有问题，这成了我的心病。
经朋友介绍找到一位遗传方面的专家，专家没看手，一看模样就说，“没问题，典型极了，三立体综合症”，我抱着一丝幻想把第一次检查结果正常反复强调，专家说，化验错误，绝对不可能正常。然后告诉我们到协和医院查什么项目。
一系列的检查，我的、先生的、孩子的。结果是我和先生都正常，孩子不正常。我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遍一遍问医生又去咨询专家：既然大人都正常怎么会生出不正常的孩子呢？专家告诉说，胎内病毒感染、污染、大龄等各种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不正常。专家还奇怪地问我：“你早干什么去了？你当时怎么没查染色体呀？年岁那么大生育不是闹着玩的。”我哭得捶胸顿足，要当初知道不就好了，当初大夫一月让做一次Ｂ超，记得我一个亲戚还提醒过，说这么超来超去，会不会对胎儿有影响？我问了不止一次，大夫说没事。可就缺这么一句话：查染色体！但凡提醒我这么一句，也不至于走到今天呀！
真的搞不清是不是老天故意捉弄我，不幸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了呢？也许是从一个月流血和后来的多次流血，反复提醒过我，是给过我选择机会的，可我……我真恨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麻木、无知，竟没一点科学意识，也没读过一本有关染色体方面的书；我也怨周围人的冷漠，而只有先进的保胎技术肯“帮助”我，可这个代价是，把我推向永远悔恨的日子里。
前两天，我收到一个叫什么心系新生命组委会的保健卡，我看了特别难受。这不是对我最大的讽刺吗？我怀孕特别需要社会的关心帮助时，没人理你，四处冷脸冷眼，也不知该到哪咨询，哪怕该建档时也是三言二语把你打发了；生完了造成既成事实了，要给我寄喂养方面的书了，我是下岗职工（因孩子不得不离职）吃不起那么贵重的奶粉，有什么用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不知如何教育这样的（残障）孩子，没有这方面的书和资料，听说如果４岁前能进行强化教育，有可能接近正常人。我不愿放弃。因为像我们这样的父母，最大的忧虑是孩子未来的前途，他能不能走向社会自食其力？会不会得到社会对正常人一样的尊重？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谁还能帮助他？
这是我采访经历中最感窒息的一次。因为作为母亲，而不仅仅是记者，我不能不去面对另一位母亲残酷的孕育经历，及由此带来的对母亲和整个家庭更残酷的结果和未来。所以我理解彦彦坚持采访时丈夫必须在场。
“这对我和这个家庭很重要。因为没有他的担当我承受不起。”
自始至终，男人沉默着。而熬得体重不足９０斤的彦彦在叙述中没有流过一滴眼泪，除了自责。“你为什么不去追查孩子第一次化验结果的错误？”“那又有什么用呢？”彦彦问。
社会的产床不幸是从哪儿开始的？（3）
不幸是从哪里开始的？彦彦说两年来她把自己拷问得直想跳楼，但她知道连这个权利也已被剥夺了。她说不知道这种拷问最终会不会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其实再怎么样也已没有什么意义。
我说不是这样的。这种“拷问”意义重大。对自己、社会和每一位即将做母亲的人，责任和义务应该是共同承担的。因为从母亲的子宫不正常流血的那一刻起，社会有责任帮助母亲做出知情选择，而不是推诿和敷衍。否则，不幸的母亲就不止是一个。
一个普通的母亲会不会被这样一组数字触动：
我国每年大约有２６６００个先天愚型的患儿出生，也就是说，每２０分钟，一个“傻孩子”诞生，他们占正常出生儿的１／７５０。如果把另一些有出生缺陷的畸型儿加到一起，这个数字便是每年３０万～４０万。我国先天残疾儿童约占儿童的４％～６％，而每年肉眼可见的出生缺陷儿，其比例是每１０００个婴儿中近１４个孩子有问题，那些死于母体的胎儿不在此列。
相信母亲们“对孩子健不健康的恐惧远超过对有没有孩子的忧虑。”（一位怀孕母亲说）
其实，早在１９６４年英格兰———威尔士、瑞典建立起第一个人类出生缺陷监测系统，加强对孕妇的产前诊断就一直成为各国医生努力的方向。技术的发展也提供给医生更多的手段实施孕期检查。包括用Ｂ超、Ｘ线、ＣＴ等形态影像学的检查，及对血液、染色体、血清等进行遗传、代谢或免疫功能等各种手段的检查。
我们及上一代城市母亲们对孕检并不陌生。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城市孕期女性到指定医院做常规检查、建围产档案是母亲的必需课程。我们是怎么走进课堂的呢？或者战战兢兢把自己完全交待给爱搭不理的医生，从不敢多问一句“那么专业的问题”；或者干脆马马虎虎地逃避婚检、孕检例行公事。彦彦承认从一开始自己就对孕检没有足够重视。而她恰恰是最应重视和被重视的高危人群（妊娠年龄在１６岁以下或３５岁以上的高龄初产妇、家族中有显性或隐性遗传病史）。
母亲们说，被重视，有时候是要凭运气的。果真如此，我们凭什么还会对技术和服务产生那么大盲目依赖和信任？甚至放弃自己作决定的权利？这是最值得母亲“拷问”自己的问题。另一方面，掌握技术的人如何把技术的进步真正传播和服务于每一位母亲，这是社会该认真反思的。
我悲观地想，技术最终是无法彻底解决人类的缺陷的。正如在环境和遗传进行的复合作用之下，人类目前只掌握着不足１００种遗传病———有几千种是无法被医学定义的。而服务的改善却能够补救和安慰母亲们流血的心。这是一个社会在进步中必须和能够做的。
１９９９年８月，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的“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值得每位母亲特别关注，因为它的各个干预措施将是最直接关怀母婴的。它也表明了，自７０年代一直以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服务政策，开始向以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的方向转移。
（数据资料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社会的产床云里雾里剖腹产（1）
受访人：罗淑敏
年 龄：４３岁
受教育程度：高中
婚烟状况：１９８４年结婚
健康情况：１９８４年生育头胎，做人流多次
职 业：商店营业员
个人档案
掏孩子那会儿特别难受，好像心肝都被撮出来，不是疼，是撕裂……我现在特别同情那些不能生育的女人。现在明白了，女人生育那么痛苦、流血、冒生命危险，为什么她们都不再提那段疼，是因为值得，心甘情愿经历这样的历程，去获得做母亲的资格
１０年前我生孩子时，剖腹产还没现在这么“普及”。听医生说必须剖，心里挺别扭的。丈夫说，咱跪也跪了，草也熏了，不管用还得听医生的。
因胎位不正，为了能不剖，从怀孕六七个月开始，把什么招儿都用尽了。先是看一张图，膝盖跪着，胳膊肘这么撑着，每天趴半小时。那时瘦，床上凉席把我胳膊磨得呀全是血，老伤没好又来新伤。然后趴完又拿艾草熏小脚趾。我弯不下腰，丈夫就搬一小板凳帮着熏，我被熏着熏着睡着了，他就那么熬着，说时间越长越管用。
有人告诉我，熏完得到医院让医生用大毛巾固定住。我就缝了条特大毛巾带到医院，可医生没要，我也不敢问，心想现在不用这个了。医生说孩子头朝下，调过来了。
临近生产，肚子大闹天宫似的厉害，医生一查又不正了，说：“你不能再跪，月份大，脐带容易缠脖，那样胎儿危险，只能剖。”我当时一听心里就对他特埋怨，心说你早把毛巾给我用上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