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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官员则反对宋晋停止造船的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
正月二十八日（1872年 3月 7日）
致函总理衙门说：“铁厂之开，韧于少荃；轮船之造，始于季皋；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
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②陕甘总督左宗棠见到宋晋、
文煜等人停止造船的奏议后，怒不可遏，拍案而起，立即于三月二十五日（5 月2 日）上奏指出：“制造轮船，实中国
自强要著”，其目的是“师其长以制之”。他驳斥了宋晋那种认为中国所造之船不如外国兵船，因此中国不必造船的谬
论，强调制造轮船“为沿海断不容已之举，此事实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
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③四月初一日（5 月 7日），船政大臣沈葆桢
上奏力驳宋晋的非难，他指出宋晋以制造轮船为“猜嫌之举”，有碍同西方列强“和议”，那么就应该尽撤藩篱，甚至
水陆各营
①《同治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内阁学士未晋片》，《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05—106 页。
①《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文煜等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07—108 页。
②《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 1册，第 325页。
③《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10—113 页。
也必须全部解散而后可。他论述了自造轮船的“未雨绸缪”目的，比较了轮船与沙船的优劣，认为“沙船自沪达津
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建议船政局解决“费无从出”的一条出路为“间造商船未尝不可，亦不患领者之无人”
①。五月十五日（6 月 20 日），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上奏指出：“窈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
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
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
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
他不同意停止造船之说，认为“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
志”。接着，李鸿章进一步论述了船政局的经营问题，并由此而提出了“间造商船，以资华商领雇”的建议，认为“中
国殷商每不愿与官交涉，且各口岸轮船生意己被洋商占尽，华商领官船另树一帜，洋人势必挟重资以倾夺，则须华商自
立公司，自建行栈，自筹保险，本巨用繁，初办恐无利可图。若行之既久，添造与租领稍多，乃有利益”。李鸿章还认
为“船厂、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于是建议“招觅商人购买机器开采”煤、铁矿，“设法劝导，官督商办，
但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采炼得法，销路必畅，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于
富国强兵之计，殊有关系”①。
这场争论的结果是，不仅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得以续造轮船，而且沈葆桢、李鸿章的兼造商船，由华人雇领
的建议也得到清政府的采纳。总理衙门上奏称：“间造商船、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桢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
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清廷下旨曰：“依议，钦此。”②经李鸿章半年的努力，同治十一年十一月（1872年 12
月），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左宗棠对轮船招商局的设立是表示赞同的。他说：“宗棠原奏请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
所雇沙船之价给之，并听商雇，薄取其值，藉以护商捕盗，与现设之招商船局所议略同。”③由此可以说左宗棠是近代
民用企业的倡导者，特别是福州船政局的创办和经营确为轮船招商局的诞生带来了机遇。对于这种机遇，李鸿章是颇有
感触的。他说：“思同治六七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内，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置造洋船章
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饬由江海关晓谕各口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现在机会到来
了，李鸿章设想通过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而“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
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①此外，李鸿章在关于续造轮船的奏折中，提出了以官督商
办形式兴办近代机器采煤的建议，也为日后煤炭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样，在 19 世纪 70 年代，由创办近
代军事工业转向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从“求强”观转
①《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14—117 页。
①《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5册，第 119—124 页。
②《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6册，第 5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①《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 6册，第 5—6 页。
向“求富”观，已是大势所趋。用“求富”特指兴办近代民用企业以同以往笼统谈富强的观念加以区别，并明显地
界定“求强”与“求富”的内涵，是由候补同知直隶州知州薛福成提出来的。光绪元年（1875年），薛福成在代李鸿章
写给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江苏武进人）的信中说：“方今中国欲图自强，先求自富，自富之道，以矿务为一大宗。”
②此后，李鸿章正是接受了他的幕宾薛福成等人的建议，使其对洋务的认识水平大为提高，甚至超过了左宗棠等其他洋
务派官员。而左宗棠虽在西北征战多年，却并未因此而落伍于时代发展的认识水平，他的“求富”思想依然跟上了近代
化发展的历史脉膊。
左宗棠“求富”观的内涵是“阜民即所以裕国”。他着手于兴办近代民用企业的实践活动始于光绪三年（1877年）。
是年他致函在上海的胡光墉，主张设立兰州织呢局和采用机器治理河道。他说：来示新出掘井、开河机器，极为利用。
自明以来，泰西水法已著称。前年曾托幼丹制军代购，迄未见复。又兰州制造委员赖长以意新造水机，试制洋绒呈验，
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伊拟购办织呢、织
布火器全付，到兰仿制，为边方开此一利，希即留意访购，赖镇所呈之图并附览。盖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
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见通饬陕人凿井区种，以救旱荒。尊处购掘井、开河机器，并请雇数洋人，要真好手，派
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火机同一利民实政也。左宗棠把兴办民用企
业视为“利民实政”，完全是为了实现“阜民”的目的。特别是他主张以民用机器生产“为边方开此一利”，更为祖国
大西北的开发和近代化的起步立下了首功。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鉴于兰州织呢局试办一年初见成效，主张将机
器生产加以推广。他指出：陇中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新疆南北两路夙号腴区，从未经理，兵燹以
后，更难覆按。见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
购运泰西机器，延至师匠，试行内地，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纵使有成，亦
非十年以后不能睹其成效。自知衰朽余年，神识钝绌，未足语此。然目睹时艰，①舍此不图，又无以善其后，如是
则劳费虽巨，亦有所不辞耳。
左宗棠提出“阜民即所以裕国”的主张，目的是通过引进西方的民用机器来改变西北地区的落后状况。仅就织呢等
行业的情况来说，这已同洋务运动进入“求富”阶段之初，许多民用企业多有服务于军事工业的情形大不一样，表明左
宗棠兴办民用企业的“求富”思想确有独自的特色。其“求富”
观不仅仅体现在“裕国”方面，而是以“阜民”作为前提的。
对于“阜民”和“裕国”的关系，左宗棠于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85年 2月 7日）的《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
源折》中的论述颇有代表性，从中可以归纳出其基本思路及实质所在。他认为：开利之源，自以因民所利而利之为善，
盖源开而流弊自少，故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也。？？海滨之农，种蔗熬糖者十居七八。昔年中国自为贸易，衣
食粗足。外洋通商以来，岁购红白糖数十万后，民当增富。讵农日加勤，其贫犹昔。考厥缘由，证诸西艺，
②［清］薛福成：《代李伯相复盛杏荪观察书》，《薛福成选集》，第 91 页。
①《与胡雪岩》，《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五九至六○。
①《答王夔石少宗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三三。
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与外夷比，而朴拙同安，虽无利犹觉无害。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
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中国
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