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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议和大臣，前往天津议和。桂良等人在谈判中受到英、法代表的“咆哮要挟”，使他们“畏夷如虎”，以“该夷枪炮
迅利”，“若抵都门，祸恐难测”①为由急忙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因此，左宗棠对清政府内部妥协势力的指陈和提出派
劲旅赴天津同侵略者决一死战的设想，都反映出他勇于抵御外侮的坚定立场。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通过扩大
侵华战争不仅进占天津，进而劫掠京师，咸丰皇帝仓惶北逃热河行宫。在此之前，左宗棠被任命力曾国藩军务帮办，以
对付太平军。他刚刚在湖南练成楚军，便得悉“燕都夷患逼近，征调川楚勇丁赴援”的消息，深感“时事之大可忧者”，
表示：“我既挺身任事，亦不敢有所推诿，竭吾心力所能到者为之而已”。②于是，左宗棠向曾国藩请求由自己率兵北
上“勤王”。曾国藩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对其“慷慨勤王之志，敬仰无既”。但他并不愿上奏荐左北上。因为曾国藩此时
一意在皖南进剿太平军，当他接到清廷令其调兵“勤王”的命令后，上奏要求清廷在他与胡林翼两人中指派一人统兵北
上。他显然想利用奏折呈批往返需一个月来拖延北上的时间。所以曾又对左说，“此时若再陈奏，别无可说，只有自行
耳。若不能自行，而奏请阁
①《感享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9页。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囊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二六。
③ ＇清＇ 曾国藩，《禀祖父母》，《曾国藩全集》家书，第 1册，第 33 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六，页一二；卷二七，页一。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3 页。
下一行，或骆一行，是近于推诿也。“①恰巧，恭亲王奕䜣在京师办成了”抚局“。曾国藩接到的是”言抚议就绪
“，勿庸北行的”寄谕“，兴奋地说：”吾辈得以一意筹议南事，岂非至幸？“②左宗棠北上抗击侵略者的希望成了泡
影。他只能对”英夷事已于九月十二三互换和约“的结局发出”辱甚矣“③的感叹！
19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了所谓的“中外和好”局面。一方面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采取了对外妥协的外
交方针。奕诉认为：“自换约以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执条约为据。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
以信义笼络。”④随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深感“英、法两国，自换和约后，彼此均以诚信相罕。此次在上海帮
同剿贼，尤见真心和好，克尽友邦之谊”。⑤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则在对华策略上暂易武力侵略为互相“合作”政策，企
图通过公使驻京和控制中国海关等办法来对清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施加影响，并以“借师助剿”为诱饵进一步迫使清政府
加深对列强的依赖程度。
“借师助剿”问题经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数次争论，清廷于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1862年 2月 8日）决定采纳此策，
在“上谕”中称：“上海情形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业经总理衙门与英、法住京使臣商酌。？？上海为通商要
地，自宜中外同为保卫。？？其事后如有必须酬谢之说，亦可酌量定议，以资联络。”①左宗堂本来并不赞成“借师助
剿”，他在咸丰十年代曾国藩所拟《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中，既主张对外国提出的此议可“奖其效顺之忱”，
但又强调须“缓其师期”，进而申明要牢记“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的古训，且认为“此次款
议虽成，岂可一日而忘备？”②表明他对“借师助剿”是抱有警惕的。此刻，他作为浙江巡抚，只好接受清廷的谕令，
并在同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确也使用过德克碑及“常捷军”。这表明左宗棠在维护清朝的统治以镇压太平夭国方面不惜
勾结外国侵略者。然而，左宗棠却并不想去认真贯彻清政府“借师助剿”的政策，他反复阐述要对外来势力的渗透加以
防范。他认为借助于外国势力对太平军加以进剿，“虽可偶用其长，未可常恃其助也”③。“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
④。他还对“争附洋人”，“趋利如鹜，举国若狂”的境况表示不满，主张将不断迅速扩充的洋枪队“稍加裁禁，予以
限制”⑤。左宗棠在致宁绍台道史致谔的信中谈到了他本意不愿“借师助剿”，但奉旨不得不行的苦衷。他说：“我不
必借其力以为强，亦不必因自强而求逞”⑥。“我不求彼之
① ＇清＇ 曾国藩：《致左宗棠），《曾国藩全集》书信，第 3册，第 1685 —1686页。
② ＇清＇ 曾国藩：《复胡林翼》，《曾国藩全集》书信，第 1692 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14 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页一八。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至三。
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二，页五七至五八。
③《台州宁波郡县克复温郡渐就肃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册，第 68 页。
④《请以奏如虎署理浙江提督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册，第 107页。
⑤《发给勒伯勒东札凭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1册，第 124—125 页。
⑥《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大国史料选编》，第 235页。
助，彼无可居之功，尚可相妥以处，否则衅端日积，何以善其后乎？海上士大夫多不知兵，故宜妄自菲薄，所恩议
者，无非得过且过之计。“①因此，他告诫史致谔不要像李鸿章在江苏处处依赖英人戈登那样”全资其力“。他指出：”
海上用兵以来，过犹不及，言之腐心。我辈于此，争得一分是一分，了得一件是一件，不必事事仿效吴中。“②所以他
在攻取全浙后，就令史致谔”将洋兵陆续遣散“，以防止”洋将有功则益形骄慢“，”日后更多要挟“③。左宗棠在担
任浙抚和闽浙总督期间，鉴于东南沿海中外交涉事件颇多，而一旦事发，外国人常常先告状到总理衙门的情况，感到”
内地驿递迟滞，较之由甬沪轮船直达都门，迂捷自异；或有时彼国信息早到，而此间尚待查询确切，始敢咨呈，所有公
牍必落其后“④，便致函总理衙门建议应实行”欲存国体，必难尽协夷情“⑤的外交方针。也就是说在涉及中国主权和
民族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完全满足列强的侵略胃口和无理要求。左宗棠此说，恰对习惯于妥协外交的总理衙门是当
头一棒。而且他也正是以此作为自己在论及或参予对外交涉中所坚持的基本准则。
左宗棠对英人赫德攫取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从而控制中国海关大权之事非常不满，他说：“总理衙门之信督抚，
不若信赫德之专，亦殊可笑。”⑥他还就外国驻华使节的干政阴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同治五年（1866年），英国驻华
使馆参赞威妥玛在公使阿礼国的授意下，向清政府提交了《新议略论》，建议清政府“内改政治，外笃友谊”，认为中
国如试行“新法”，“各国闻之，无不欣悦”，还称这些虽“于外国有益，实际中国更有大益”，并声言清政府必须照
外国的意旨行事，否则“一国干预，诸国征之，试问将来中华天下，仍能一统自主，抑或不免分属诸邦，此不待言而可
知”。①左宗棠对这种赤裸裸的强盗逻辑感到异常愤怒，他说此次威妥玛与前不久赫德所递的论议、说帖，“悻慢之词，
殊堪发指”。他揭穿了所谓“中外和好”的骗局，指出：“西洋各国，外虽和好，内实险竞，共利则争。”左宗棠认为
威妥玛此论并不是要立即借端挑衅，而是为以后换约攫取到新的权益制造舆论。他说：“窃有虑者，各口未开以前，英
人专互市之利，所获甚饶；各口既开之后，有约、无约之国均来中国贸易，利以分而见少。？？未届换约之期，或无异
说，数年以后，彼因生计愈耗，求赢于我，将顾而之他，借端要挟，恐所不免。”②不出左宗棠所料，根据咸丰八年
（1858年）《天津条约》的规定，十年后中英双方要修订海关税则和通商条例，英国方面想通过这次修约的机会，用
“和平方式”从中国攫取更多的权益。总理衙门在修约谈判之前一年发出了“致各省将军督抚修约书”和“条说”，希
望地方军政要员对修约一事提出具体意见和办法。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临潼接到此密件后，即致函总
①《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无国史料选编》，第 236页。
②《史氏家藏左宗棠手札》，《江浙豫皖太平夭国史料选编》，第 247页。
③《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二。
④《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
⑤《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六，页一一。
⑥《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三五。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页二四至三六。
②《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 3册，第 68 —69页。
理衙门，谈了他对“请觐”、“遣使”、“铜钱、铁路”、“内地设行栈、内河驶轮船”、“贩盐挖煤”及“开拓
传教”等六个问题的看法。①“请觐”之争的关键是外国使节在面见中国皇帝时应否行三跪九叩之礼。清朝统治者一向
以天朝大国自居，把西方各国来使视为古时周边的朝贡国来对待，令其在觐见皇帝时须行三下跪、九叩首的大礼。直到
同治初年，“请觐”的礼节问题仍未解决。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