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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难以承受。就在这时，突然间，人道出现了，让人欢愉无比。第一次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而不仅仅是个“病人”或什么东西。
①在医院术语上，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说法有很大差异。英国人称“见习医生”为“houseman”； 而美国人称之为“intern”；“医务主任”在英语中叫“registrar”，而在美语中叫“ resident”； 在英国，称“外科医生”为“Mr”，而不是“Dr”；英语中，病区的护士长称为“Sister”——译注。忽然间，我的死囚房里进来了一位活泼可爱、令人愉快的护士，操着兰开夏口音。兴冲冲地走进来的是个富有同情心，甚至有些喜剧个性的女人。她解开我的帆布背包，发现五十本书，却根本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用她的话说“乐坏了”。
“噢，萨克斯医生，你真奇怪！”她忍不住愉快地大笑。
我也笑了，笑声消除了紧张，赶走了病魔。
我刚安顿下来，外科的见习医师和医务主任①就来探望。他们认为我的“病史”不太清楚，因为他们只想了解“突出事件”而我想要告诉他们一切——整个过程。此外，我不敢肯定在这种情形下哪些才算是“突出事件”。
他们用仪器仔细地给我做了检查，认为只不过是股四头肌腱被撕裂罢了。但全面的检查只有在全身麻醉下才可能进行。
“为什么要全身麻醉？”我问道，“不能在脊髓麻醉下完成吗？”
我预料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了。他们说，不行，这类病例规定要用全身麻醉，而且（他们笑着说）外科医生可不希望手术的时候我这样说话或者问这问那的。
我想追问下去，但是他们的语气和动作中有种东西阻止了我。我感到孤立无援，就像在奥达医院面对桑薇护士时的感觉一样。我想：“成为病人，就该这样？好吧，我已经做了十五年医生了。现在让我尝尝做个病人的滋味。”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安情绪有些夸张了。他们的语气并非死板专横，事实上，他们挺随和愉快的，只是少了点人情味。毫无疑问，他们在这件事上无权做主，明早，我可以向手术医生提出请求。我的手术计划在九点三十分开始，那位手术医生——一位名叫斯旺的先生会顺道先来看看我，和我聊聊。
我想：“该死的，我讨厌在丧失意识和控制的情况下做手术。”此外，更重要的是，我一生都在关注研究人的意念与观察力——现在却要放弃这么好的一个观察机会吗？
我给家人和朋友打电话，让他们知道已经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如果我背运死在手术台上，希望并委托他们从我的笔记本以及其他未出版的作品中摘选出他们认为合适的内容公开出版。
电话之后，我感到这件事应该做得更正式些，所以，我用法律文式写下这一切，标上日期，并请两个护士见证我的签名。料理完了这一切——或者说安排好力所能及的一切——我很容易就睡着了，睡得很好、很沉，一直到五点多一点，我才醒来，感到异常口渴，有点发烧，膝盖不停地抽动。我只要了一点水，因为手术当天不能进食。
我焦急地等待斯旺先生的到来。六点、七点、八点……他不来了吗？我问护士长，她神情严肃，让人生畏，穿着深蓝色服装（那位快乐的护士昨晚穿了一套有条纹的制服）。
“斯旺先生想来时就会来的。”她尖刻地说道。
八点三十分，一个护士进来给我做手术前的预备注射。我说自己需要和做手术的医生谈谈脊髓麻醉请求。“没问题，”她说，“不管是全身麻醉，还是脊髓麻醉，预备注射都是一样的。”
我想说预备注射可能会使我有点神志迷糊，斯旺先生来的时候，我便无法清晰地思考了。她说不要担心，预备注射产生作用前，斯旺先生随时会到。于是，我不再坚持，接受注射。
很快，我感到口渴，并且眼花缭乱的——眼前出现了星星点点——有点做白日梦的感觉。我摇铃找来当班护士。这时已是八点四十五分——打针后，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只表——我问护士刚才给我注射了什么。她说，按常规注射了非那根和亥俄辛，用来轻度麻醉。我的内心在呻吟——我也许会失去意志，会被药物弄晕。
斯旺先生八点五十三分终于现身了。他进来时，我正死盯着手表。刚开始我以为他是个非常腼腆的人，但他轻快热忱的声音立刻改变了我的看法。
“嘿，”他大声地说，“今天感觉怎么样？”
“好些了。”我答道，声音模糊不清。
“没什么好担心的，”他继续轻快地说，“你的一条韧带撕裂了。我们把它重新连起来，恢复成连贯的整体。就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我缓缓地说——但他已走出了病房。
因为先前的注射起了作用，我感到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费了很大的劲，才摇铃叫来了护士长。
“怎么啦？”她说，“什么事叫我？”
“斯旺先生，”我努力把单词发音清楚，“他在这里没有呆多久，只是进来一下，马上就出去了。他看来特别匆忙。”
“是啊，他忙！难道我不忙吗？！”护士长傲慢地说，“斯旺医生是个大忙人，能顺便来看看，你就很幸运了。”
手术麻醉前的最后一个记忆——麻醉师一边为我静脉注射喷妥撒，一边要我大声数数。我注视着，毫无知觉，看着他将针筒插入静脉，回抽出一点血来确保注射成功，然后慢慢地推进。我没有知觉——没有任何反应。到了九点，我本能地瞟了一眼那只钟。我想抓住最后一刻的清醒，可能的话，试图集中精力保持清醒，可当我再盯着时钟看时，已看不清了。
“分钟指针，”我说，喝醉了似的，“已经停下来了？还是我没看清？”
麻醉师抬头看了一眼，说道：“是的，停下来了。肯定是被卡住了。”
接着，我就失去了意识，因为我记不起后来的事情了。
《单腿站立》第一部分第二章 成为病人（三）
我的下一个记忆，不能用“下一个”这个词，应该说是苏醒后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觉得有个人和我握手，叫我的名字。我睁开双眼发现见习医师正俯身看我。
“你感觉如何？”他问。
“我感觉如何？”我重复道，声音很沙哑，很狂躁，几乎听不出是自己的声音。“让我告诉你我的感觉！我感觉真他妈的糟糕！该死的这是怎么啦？几分钟以前我的膝盖还感觉挺好的，我现在感觉很糟，真他妈的糟糕透了！”
“那不是几分钟前，萨克斯医生，”他回答，“那是七个小时以前。你已做了手术，你知道的。”
“老天！”我吃惊地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已经做过或可能做过手术，丝毫没有感觉时间的间隔或意识到发生过什么事。
“那么，”我说着就清醒了，“手术情况怎样？”
“不错，”他淡淡地说，“没问题。”
“膝盖，”我继续道，“做过全面检查了吗？”
他犹豫了，似乎是有点犹豫。“别担心，”最后他说，“膝盖应该会好的，我们没有做太深的检查，感觉它很正常。”
他的话或是说话的声调让我不是完全放心。我再次昏睡前的最后一个想法就是觉得他们可能忽略了膝盖上某个非常严重的伤，或许，手术医生并不值得我信赖。
和实习医生的谈话，我记得很清楚，实际上记录得几乎一字不差。但除此之外，在手术后的四十八小时里，我几乎没有一点连贯的记忆。我发了高烧，出现休克；患了中毒症；而且膝盖剧痛。我每隔三小时就需要服用吗啡。我有一段时间极度狂躁产生了幻觉，但我记不清了。我感觉非常难受，又特别口渴，但是医生只允许我少少地喝几口水。我还不能排尿，只能插上导尿管。
手术后的两天几乎完全失去记忆，直到星期三的晚上才真正清醒过来，有了连贯的、逻辑的意识。我的苏醒来得比较突然，突然间，烧退了，狂躁的感觉没了，疼痛减轻了，也不用再注射止痛剂，还有那根导管，是的，那根令人讨厌的导管也被取出了，我又可以享受自由撒尿带来的快乐了。我头脑清醒，身体轻松，感觉畅快。这对一个刚刚动完手术、组织受到破坏、造成休克、高烧而且昏迷的人来说，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却是真实的。正如他们所说的，一个人死里逃生，像是获得新生，会感觉生机勃勃，精力充沛。
一阵甜蜜的晚风带着窗外四合院里小鸟的叫声和晚祷的歌声徐徐地吹进来，我高兴地做了个深呼吸，口中默默地念叨着感恩祈祷，感谢上帝让我这么快速神奇地恢复。九十六个小时以前，我还在挪威寒冷昏暗的山上，在一片黑暗和死亡的阴影下挣扎着。现在，我又回到了生命的乐土上！
我舒展四肢——做这个动作时，我拉动了石膏，提醒了我还有一个夹板绑着自己——确实，自己的一条腿还固定在夹板里！是的，夹板还在——至少一部分还在；上面到大腿骨的边缘，下面到我那只颜色健康、充满活力、还有些肿胀的脚板。想到整体已连好了，韧带也恢复了，一切都正常了，实在让人高兴。一切都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然，还要过些时间。我预计还要在医院再呆上一个多月，然后是几个月的恢复期。在夹板里的肌肉会萎缩——我经常看到因长期待在床上休息，没有锻炼，四头肌会很快萎缩——而且我不能指望伤腿立刻完全恢复正常……这些，我都能理解而且接受——欣然接受。我能从死亡或者终生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