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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森先定位出大脑对“正常”刺激的神经化学的反应——当受试者看到色情照片或听到恐怖声音时，哪个区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们想观察情绪反应的特征。”一旦找到了大脑对特殊影像有反应的区域，就可以测量出大脑持续反应的时间，结果发现这因人而异。有些人看到恶心的照片会产生强烈的神经化学反应，又很快消失；有些人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但要花较长的时间才恢复正常。所有检测都证明这种事实：有些人大脑在某方面较活跃，有些人则较迟缓。大卫森相信，大脑恢复慢的人比恢复快速的人更容易患上精神障碍。大卫森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团队已证明，服用六周抗郁剂的人，其大脑的恢复速度有明显的改变。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2）
这项研究除了可显示情绪障碍遗传学取得的进步之外，其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推论。如果研究者可以精确定位出忧郁发生时脑部反应变化的区域，就可以开发出刺激或抑制该区域的设备。最近的研究发现，忧郁症患者的前额叶皮质血清素新陈代谢作用异常。大脑的不对称刺激可能是肇因于此，也可能是有些人的大脑在生理上不对称——例如，微血管的分布影响血流量。
大脑特定区域的反应模式在人生早期就已固定，其他区域则会改变。我们现在已发现，成人大脑的脑细胞的确会再生。当我们自忧郁症痊愈时，我们大脑的某些区域的脑细胞可能会增加，或是别的区域脑细胞数减少。未来的新技术将可刺激或抑制大脑特定区域细胞的生长。有些早期的研究发现，穿颅磁振刺激疗法——以集中的强磁力增加特定区域反应的重复性可改善忧郁症的症状。或许有可能借由外部治疗或自己的努力，学习到如何活化左脑。复原是可实现的，尤其是年轻人。我们或许可以用脑部扫描，及早发现左脑前额叶皮质的钝化，并采取预防措施——“例如采取药物治疗，”大卫森说——提早协助人们避开忧郁症的万丈深渊。
有些人左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有些人右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这与你左右手哪个较发达无关，那是大脑其他区域的工作。大多数人的左脑较活跃。右脑较活跃的人比左脑较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右脑活跃也表示这个人很容易忧郁。右脑活跃还与引起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可体松）的最低分泌量相关。虽然活化的固定模式在成年之前不会稳定，但右脑较活跃的婴儿，母亲一离开房间就会慌张；左脑较活跃的婴儿，可能会在房间里观望，没有明显的忧虑。不过婴儿的平衡性会改变。
用这种想法来和克劳关于语言的说法相比较会非常有趣。“你注意看，婴儿开始用单音说的字，是他们所指的东西，”大卫森说：“一个音符是一个物体的标签。而他们一开始几乎都是用右手指东西。婴儿对这东西有正面的经验，完全是对它感兴趣，朝着它移动。对大多数婴儿来说，刚开始使用语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这是我的直觉，还没进行过有系统的研究：左脑语言能力其实是右脑正面情绪的副产品。”
这种直觉看起来像是情绪发泄的神经解剖学原理。说话是正面的行为。说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每个人内心沟通的意志都十分强大（包括发不出声音的人，他们用手语、姿态或写字来表达）。忧郁的人不想说话，疯狂的人会不停地说话。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说话都是让人高兴的事。身陷困境令人痛苦，但是说出眼前的痛苦有助于舒缓。当我被问到，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什么是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时，我告诉他们，就是说出来——不要歇斯底里地说，而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只要家人愿意听，就说出来。对朋友说，对治疗师说。大卫森和克劳对说话之所以有益的机制应该十分清楚：很可能是某种说话方式激活了左脑某些区域，这些区域若钝化就会造成精神障碍。说话作为抒发情绪的方法，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哈姆雷特感叹地说他“一定要像荡妇一样，用话语敞开心胸。”——虽然我们演化出罹患精神障碍的可能，但我们也有用话语敞开心胸（或者，在这里可以说是敞开左脑前额叶皮质）的能力。
虽然我们尚未了解对疾病有效的疗法，但是弄清楚疾病的要素也有助于理解它直接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症状群，一个系统如何影响另一个系统。大多数疾病的解释方法——生化论、精神分析论、行为论和社会文化论——都残缺不全，很多地方还无法解释，而且即使是现在流行的综合式说法，也非常混乱和缺乏条理。为什么某些感情、某些行为与疾病相互联系，但与健康无关？“精神病学最急切要做的，”麦奎尔与脱伊西写道：“是拥抱进化论，并开始验证它所依据的资料，测试最近的解释疾病的方法。不先详细地了解物种，却要试图解释其行为，你的研究只会进入误区。”
我并不完全相信，了解忧郁症的进化论对治疗它有什么好处。但进化论对决定如何治疗很重要。我们知道扁桃体的用途不多，我们了解它对身体的作用，我们知道治疗扁桃体感染比割除扁桃体还麻烦——割除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盲肠可以割除而不必治疗。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知道肺炎需要治疗，因为若是摘除了某人的肺，他就活不成了。我们知道皮肤癌一定要割除，但青春痘不会造成全身性发炎。我们了解自己身体这些区域的机制，许多人也知道碰到机能障碍时，需要哪种和什么程度的治疗。
关于何时该治疗忧郁症，显然没有一致的说法。忧郁症应该像扁桃体一样割除，或像肺炎一样接受治疗，还是像青春痘一样可以忽略不管？忧郁症轻微或严重是重要的事情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知道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如果忧郁症在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有其功能，但在现在社会是不恰当的东西，那或许可以移除。如果忧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大脑失常，那就需要治疗。如果某些轻微忧郁症有自我调节的机制，那就应该忽略。进化论提供了统一的领域和理论，揭示了其他忧郁症研究的理论流派之间的结构关系，它让我们决定是否、何时和如何治疗这种疾病。
第十二章 希望
安琪的故事（1）
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丽。美丽，将解救全世界。
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象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
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就会有希望。
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当你走过地狱，就能发现天堂。
安琪·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家人很少拥抱她，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十三岁时遭到强暴。“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她说。童年时期，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七岁时，她父亲死于胰脏癌。直到三十八岁，“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把我吓死了。” 很小的时候，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这表示说，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医生最近对她说，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伤口就没法愈合了。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她试过上吊（用塑胶绳、鞋带、量血压的带子）——直到“我脸都发紫了”——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她的头发稀疏，因为她扯掉了头发，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那时候，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毫克的Prilosec，一天一颗；二百毫克的Seroquel，一天两颗；五毫克的Ditropan，一天四颗；二十毫克的Lescol，一天一颗；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一天六颗；二十毫克的百忧解，一天四颗；三百毫克的Neurontin，一天三颗；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一天一颗；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一天两颗。
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第一次碰到安琪。她是那里的病人，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她非常贫苦，”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天性可爱。安琪是特别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她是个热心、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