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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卓就是例子。董卓身上所发生的事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重复一次。除了武人的身份以外，还有大臣们的不信任和对抗。国策上的连续失败，州郡之间的武力冲突，社稷已经因为董卓的原因，倾覆在即。如果再因为自己的原因，乱上加乱，那可就要即刻崩溃了。
自己不愿意承担这个重任，也没有信心和勇气承担这个重任。自己现在很怀念过去在先帝和朝廷的指挥下征伐四海的日子。想起来，那是自己最快活的时候，除了打仗，自己什么都不用想。
赵岐和李玮非常专注地看着李弘，等待着他的回答。
李弘的这个答复太重要了，如果李弘因为董卓的前车之鉴而墨守陈规，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国政策略，张温和崔烈等大臣准备放弃中兴社稷之念，撤销晋阳朝廷，重新尊奉长安朝廷，把本该李弘的权力全部还给李弘，几个人到晋阳大学堂授学去，不干了。这样既能帮助李弘免去了挟持长公主和朝廷的罪名，也免去了朝廷助纣为虐之祸。因为结果很明显，将来即使李弘凭借强悍的实力稳定了社稷，大汉还是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国祚的灭绝已经不可避免。
一棵从根子开始腐烂到顶的大树，无论怎么培土施肥，怎么削减枝叶，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刨去这棵枯死的大树，重新种下树籽，从根子开始保护它，直到它长成苍天大树。当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们一样也能做成。但问题是，现在刘虞走了，能主掌权柄，能指挥李弘而又能坚定改制的太傅大人走了，现在就剩下一个谁都无法控制的李弘了。如果李弘不愿意改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李弘掌控着大汉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也只有李弘能控制，如果他不干，将来别人就算想干，也会被李弘以大汉叛逆的罪名一刀砍了。
赵岐抬头看看李玮，使了个眼色。
李玮轻轻咳嗽了一声，小声说道：“老大人所说的这三件事，是社稷中兴的根基，直接关系到社稷中兴大业能否成功。”
因为学术思想的不同，治国策略也大不一样，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决定着什么样的治国策略。比如法家以重法轻礼治国，儒家重礼则以德治国。治国策略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了国家律法的不同，具体国策的不同。比如有的先贤提倡以民为本，有的先贤提倡以君为本，有的认为富国强民要农工商并重，有的则认为要重农抑商。
从本朝来说，自高皇帝到孝文皇帝、孝景皇帝，都信奉黄老之学，本着以民为本的主旨，采取无为而治，清静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的治国策略。具体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和相权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赋税低，官府干预少，自由放任。所以这一时期国富民强，是本朝空前的盛世。
到了本朝的孝武皇帝，事情发生了变化。孝武皇帝崇尚武功，远击匈奴后，继而又要拓展疆域，征伐天下。但他的想法没有得到大臣们的支持，而国库也越来越枯竭，于是他立即开始改制变法。
孝武皇帝首先从学术思想上动手。大儒董仲舒上书，要求尊儒隆礼，推行教化。孝武皇帝随即尊崇儒学，罢黜百家，结束了黄老之学在本朝学术思想上的主导地位。然后孝武皇帝征辟大量儒士，以儒家学术为基础，以君为本，大肆修改律法国策，继而结束了本朝清静守法的时代。“以德治国”随即取代了“以法治国”。具体到朝廷来说，就是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内廷权重。皇帝独揽权柄，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约，为所欲为，皇帝的意志成为律法，实现了极端的人治。具体到财赋政策来说，就是重农抑商、增加赋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甚至征收算缗钱，重击商贾。
从春秋、战国，到秦，到本朝，凡权力斗争最残酷最激烈的时候，都和学术思想、和治国策略有关。比如战国时期的秦国商鞅变法，虽然这一时期秦国的权力斗争最血腥，但商鞅的变法却成功帮助秦国由弱转强，莫定了始皇帝统一天下的基础。反观我们的孝武皇帝，他的改制却让大汉国由盛转衰，并造就了两百年前的王莽篡国之祸，今日的社稷败亡之灾。
我们要拯救杜稷，要中兴社稷，首先就要从社稷的根本开始拯救，那就是学术思想。现在就是要尊奉古文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官学。
学术思想改变了，治国策略随即改变，那就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这个治国策略对学术上来说，就是不再独尊儒学，而是兼习法学，黄老之学和荀、孟之学等等诸子百家的学术。对律法政策来说，就是一改旧日的以德治国，而是外礼内法，隆礼重法，礼法并重。
学术思想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等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改变后，随即将“德主刑辅”改为“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以法治国才是我们最终的治国策略。皇帝和庶民一样，都要遵从大汉律法，这样才能重建盛世，中兴社稷。
以法治国的策略具体到朝廷，就是皇权和相权分开，皇室和朝廷分开。具体到财赋政策就是轻徭薄赋，农工商并重，盐铁放开，与民休养。
“老大人所说的官学、国策、官制正是保证社稷中兴的关键所在，也是大汉国祚得以延续的根基。中兴之路非常长，非常艰险，需要君臣上下齐心，群策群力，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李玮稍稍停顿了一下，语调低沉地说道，“今天社稷的危亡是改制中兴的一个契机，但也许我们会失败，也许我们都会和商鞅一样，死于非命，所以请大人务必慎重，惧重又慎重。”
李玮的解释，让李弘彻底明白了这一年来社稷动荡的根本原因，明白了先帝之所以要力保奸阉，利用皇统之争大肆打击士人的真正原因，明白了先帝在临终前送出长公主连下两道遗诏的本意。先帝要捍卫皇权，捍卫皇帝和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
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了皇权和相权的争斗，陷进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国策略的争斗，陷进了学术思想的争斗。
先帝恩宠自己，说自己拱卫了社稷，而士人要杀自己，说自己威胁了社稷。现在看来，这两种说法都对，因为自己强大的武力对他们维护各自的治国理念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先帝和士人之争表面上看是为了权力，但权力之争的背后其实是江山社稷。谁拥有了治理天下的权柄，谁就是这江山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在皇帝看来，皇帝就是社稷的统治者，其他人都是我的臣民。在士人看来，皇帝不过是个象征，忠于皇帝和忠于大汉是一样的，士人才是社稷的真正统治者。
孝武皇帝改制皇权至上，孝宣皇帝改制失败，皇权还是至上，光武皇帝变本加厉皇权天授，其实就是皇帝告诉士人，我就是大汉，大汉就是我，我就是社稷，社稷就是我。但大汉的士人们不卖这个帐，他们不断地从学术、从国策等各个方面顽强的向皇权发动挑战。
古文经学已经产生了大约两百多年，而古文经学的发展，正是王莽篡汉、社稷动荡的一段时间。古文经学发展非常快，后来今文经学为了维护皇权，和古文经学明争暗斗，到孝章皇帝的白虎观大议时，到达顶峰。此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争论迅速转化为朝堂上皇权和相权的争斗。一百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也是大汉国开始迅速走向没落的开始。
到了孝桓皇帝、孝灵皇帝朝，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变得血腥而残酷。两次党锢之祸让士人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但同时也摧毁了一部分士人对皇权的膜拜和尊奉，坚定了另外一部分士人用武力改制的决心。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的洛阳之乱，给士人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和平改制的机会，但这个绝佳的机会稍纵即逝，董卓的突然出现彻底击碎了士人们几百年的梦想。他们愤怒了，悍然反击，终于导致了这场倾覆社稷的浩劫。
今天的事实是，董卓挟持天子，占据关中之利，时间拖得越久，击败的难度就越大。袁绍、袁术、韩馥等州郡大吏因为种种原因被逼到了绝路，如今只有破后而立一途，所以他们干脆下定决心把社稷推倒重来，重建大汉江山。天下大乱，给了黄巾军东山再起的机会，铺天盖地的黄巾军横扫州郡，无人可挡。没有了强大的朝廷和统一的指挥，这场叛乱的平定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大汉崩溃的浩劫终于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我该如何选择。
“我如果答应了，算不算背叛先帝？”李弘问道。
赵岐摇摇头，“只要大汉社稷在，只要刘氏子孙世世代代为大汉的皇帝，大将军就算实现了对先帝的承诺，没有辜负先帝的重托。”
李弘犹豫良久，又问道：“天子怎么办？”
“改制没有完成，大将军就不能勤王。”赵岐断然说道，“这是大将军对朝廷的承诺，也是朝廷支持大将军主掌权柄，中兴社稷的条件。”
李弘非常吃惊地问道：“老大人，朝廷先前制定的振兴之策不是这样，太傅大人……”
“太傅大人和我们都没有对你说。”赵岐打断李弘的话说道，“因为大将军执掌兵权，和改制的事暂时没有关系。打下洛阳后，我们自然会对大将军详细解说此事。”
“我们一直尊奉当今天子，牢牢占据了大义。”李玮解释道，“但天子久在叛逆之手，威信全无，将来回朝后，肯定要禅让退位，这是大汉不成文的法规，所以……”
李弘霎时明白了。他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白痴，一个除了打仗什么都不懂的白痴。
李弘不寒而栗。
第二卷 乱世豪雄篇 第二章 如临深渊 第十二节
学术、国策、律法、改制、中兴这些事，其实都是大臣们、士人的事，自己一旦不慎，就会重蹈董卓的覆辙。想想董卓奏请天子设立古文经学博士，让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并列官学的事就知道了。所有罪名最后都是董卓的，改制不对，杀人更不对，反正都是董卓不对。如果这个改制由袁隗和大臣们来办，他们也要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