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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蒋介石，他既怕死又不愿轻易就范，逼蒋抗日也需一番艰巨的谈判。
因此，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就是围绕公众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与事变的主要公众——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蒋介石等人进行政治公关的过程，既要说服发动者，又要与蒋介石一方舌战交锋。由于周恩来始终抓住主要公众围绕中的问题来进行，终于和平解决了事变。
说服张、杨及其部下
蒋介石被抓后，张学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广大东北军、西北军将士情绪高涨，大多主张杀掉蒋介石，然后举起义旗，抗日救国。一方面南京政府兴师问罪，各地方实力派或作壁上观，或反目侧视。张学良对蒋介石兵谏不遂，欲杀不能，欲放无辞，本意又不为各方理解。周恩来的到达，使他在精神上有莫大的安慰。他们已经算作老朋友了，两个月前，两人曾在延安天主教堂共商抗战大事。
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示而来，关键在逼蒋抗日上要和张、杨及其部下取得一致。抓住这个主要问题，针对张、杨的不同情况，分别做他们的工作。到达当晚，他立即与张学良举行会谈，同时指定罗瑞卿、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会谈做准备。
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他认为，争取蒋介石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周恩来同意张学良的看法，进一步提出：这次事变震惊中外，捉蒋出其不意，但蒋介石既不是滑铁卢战败被流放的拿破仑，也不是被群众暴动推翻的尼古拉沙皇，蒋的实力仍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杀不杀蒋会导致内战和抗战两种完全不同的后果。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这样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一席话使张学良的心里透亮。他原来虽也主张和平解决，但仅仅是一个笼统的认识，并没有想得那样深远，因此他也说服不了部下为什么不杀蒋，现在他对事变的前途看得更清楚了，更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念。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3）
取得了共识，周恩来和张学良随即又商定了五项与南京谈判的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公开宣言，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同天，周恩来又去做杨虎城的工作。这比说服张学良就要困难得多。杨虎城是爱国的，坚决主张联共、反蒋、抗日。事变前，他多次与亲信干部商讨如何捉蒋。12月11日晚他下决心捉蒋时说过：“把这个摊子（指部队）这样摔了，响！值！”其破釜沉舟的气概，溢于言表。但杨虎城对捉蒋之后，又要放蒋的问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周恩来把头一天晚上同张学良的谈话内容告诉他之后，杨在思想认识上还不能完全认识。
杨虎城说：“蒋介石是个政治大流氓，阴险狡诈，中国少见。他向来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今天他的命在我们手里，他会答应得好好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明天他一回去，没准一下飞机就要变脸。放他走，一定要慎重！”
周恩来说：虎城兄的看法很有道理，蒋介石的为人我们也清楚，我也曾经想过你说的问题。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不但全国各阶层人民逼迫蒋介石抗日，就连国际上也争取他抗日。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更希望他抵制日本；反法西斯阵营也在争取他走抗日的道路。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促使他改变政策，实际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杨虎城又说：您的意见很对，但我还有点想法。蒋介石手腕多，据我所知，中国的军阀都斗不过他，谁没吃过他的亏！贵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可战可和。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那处境可就与你们不同了。
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进一步解释说：蒋介石是否会报复，并不完全取决于蒋个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徒有报复之心，也不可实现。
杨虎城终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
周恩来接着重申：“如果蒋介石要整你们，红军一定全力以赴援助你们！”
杨虎城激动地说：“我杨虎城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周先生，你们说放，我绝无二话！”
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也费了不少口舌。除委派其他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外，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和宋氏兄妹谈判，逼蒋抗日
从抗日的立场来说，张、杨两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一致的。对周恩来和平解决事变来说，他们是内部公众。内部的意见比较好统一。蒋介石方面则不那么好办了。不过，周恩来在与宋氏兄妹谈判中，抓住对方弱点，充分展示他那无与伦比的谈判公关艺术，终于逼蒋就范。
蒋介石被捕后，先是惊恐万状，以为张、杨这回准要他的脑袋。当张、杨出于好意让他搬进一个安静宜于警戒的地方时，竟误以为要拉他去枪毙，面如土色，龟缩床角，不肯挪窝。后知张、杨并无加害之意，反而装腔作势摆起了架子，以“死”相威胁，甚至还像模像样地给宋美龄写了一份遗嘱。张、杨与他谈话，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说放他回南京后再说。直到看了宋美龄给他的信，他才被震住了。原来信后附语：“南京方面戏中有戏。”蒋明白了何应钦进攻是假，要蒋某人的命是真。但蒋介石毕竟老奸巨猾，又生一计。一方面害怕何应钦进攻危及个人性命，另一方面仍想利用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这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因此他给何应钦的手令中只限停止军事冲突三天。
12月20日，宋子文来到西安。周恩来认为，从宋子文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及与蒋个人关系来说，都是一个关键人物。争取他，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很有必要。便抓住这个时机同宋子文作了一次长谈，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陈述走不走抗战道路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希望他能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事变作出努力。
12月21日，宋子文在会晤张、杨并见到蒋之后回南京。22日偕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正式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
开始，宋美龄咄咄逼人，说委员长蒙难是共产党背后策划的。周恩来知道她救蒋心切，这不过是虚张声势，外强中干，不肯放下架子罢了，便直截了当地回敬：“水结成冰，是因为天冷；弹出枪膛，是受了撞针的压迫。西安事变是蒋先生自己逼出来的。如果蒋先生树旗抗日，何来此不愉快之事？至于说我党背后策划，有什么根据？完全是不合事实的无稽之谈！”
宋美龄话锋一转：“可是，我觉得西安方面这样做未免太危险了。南京有几十万装备优良的军队，以卵击石，结果并不见得对西安好。”
周恩来不紧不慢地说：“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不过也并非全无所闻。你们南京，一方面何应钦自任司令，校场白衣挂帅，兴师问罪，另一方面夫人又制止出兵。这种戏中有戏的复杂情况，夫人一定比我更知其中原因。”
宋美龄被击中要害，脸也白了。周恩来又继续说：“如果说要打，我们已经奉陪十年了。对共产党、对红军的厉害，我想夫人不会不知道！何况如今的国内形势已非往昔；南京面对的敌手，也非一个共产党、一支红军，而是全国所有要求抗日的人民和军队。蒋先生无视这一事实，导致了今日的不幸。如果有人还不引以为戒，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哪方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
宋子文担心再争执下去不好说话，蒋介石还被扣着呢，便插话圆场，对周恩来为和平奔走表示感谢。周恩来也顺势给对方一个台阶，为下面谈判铺道：“我辛苦原是责无旁贷的，说到感激是万不敢当的。”
宋美龄又问了一个问题：“我不明白，对这样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你们怎么突然变了呢……”
周恩来看出她的用意，反问道：“你的意见是说，我们党会乘这个机会向你们要点什么，是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罢，平静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自己的信仰和目的。但我们是来求同而不是立异的，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轩辕黄帝的子孙！面对日寇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所以，在此民族危亡之刻，我们共产党除了抗日救亡，别无所求，亦不需要求！此话可以公诸天下！”
应付西安事变的公关艺术（4）
宋氏兄妹至此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我党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