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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聂洪钧（西北军委主席）的汇报。当他们汇报到肃反的时候，毛泽东立即命令：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中央很快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五人负责审查陕北肃反案件。随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负责人听取五人小组的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
毛泽东的指示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11月底，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会上，宣布刘志丹、高岗等无罪，立即释放，同时宣布对戴季英、聂洪钧的处分决定。戴季英不服气，周恩来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
陕北革命根据地，位于西北边远地区，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周围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在蒋介石剿共的“赌桌”上，陕北不是首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赌注”。当时党中央的“左”倾路线，传达到这里，既困难，又缓慢。由于这些原因，陕北这块红色区域才得以存活下来。
陕北根据地的开创者们，能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的一套政策，都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一篇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是对为西北根据地的创立、发展做出贡献的广大党员的评价。毫无疑问，这更是陕北根据地能存在的重要原因。
生活中常有偶然的巧合。这偶然的巧合，似乎有冥冥之中的神助。其实这不过是必然通过偶然而体现罢了。
恰巧，在1935年秋天，外部反革命势力和内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夹攻这块红色土地，使之处于续断存亡的关键时节，毛泽东来了！风尘仆仆地从几万里以外赶来了！党中央来了！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党中央，从尘土、泥泞和血迹中踏过来了！我们的被“左”倾机会主义摧残得遍体鳞伤的党中央，经过遵义会议而成熟了的党中央，怀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凌云壮志，来到了陕北。
毛泽东、党中央，及时挽救了陕北这块仅存的红色根据地。
毛泽东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
朱德接着说：“陕北苏区成为我们长征退却的终点；陕北苏区又成为我们整顿部队发动抗日高潮和以后发展的出发点。”
1936年4月，刘志丹不幸牺牲了。
陕北地区的工作怎么办？中央西北局的工作怎么办？
青年时代就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毛泽东，目光所及，是整个中国，整个世界。他绝非包打天下的个人主义英雄，他坚信革命是阶级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在他心目中占据首要位置的是“千千万万”，千千万万的干部，千千万万的群众。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同毛泽东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
然而，毛泽东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局面下，全国“揭竿而起”的大大小小山头，又有多少？毛泽东承认这些山头，照顾这些山头。各个山头的干部对本山头又非常之熟悉，这一点，绝非其他山头的干部可比。但是，毛泽东承认和照顾这些山头的最终目的，还是消灭这些山头，使山头融化，全党变成一体。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陕北地区的工作，不能没有陕北的同志参加。
大家说，陕北的干部，在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按资历，就要数高岗了。
好，高岗就高岗吧。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3）
那时，高岗正在内蒙古地区工作。党中央到达陕北以后，非常重视内蒙古地区的工作，内蒙古地区是陕甘宁根据地的靠背，也就是党中央的靠背，这是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的。内蒙古地区，只能搞好。就在党中央到达陕北，把高岗从“左”倾机会主义“肃反”的“刀下”解救出来之后，就组织内蒙古地区工作委员会，以高岗为首，去了内蒙古地区。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从内蒙古地区调回了高岗，让他负责中央西北局的工作。
高岗担任中央西北局书记以后，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工作中，表现了高岗的能力与魄力。1941年6月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遭雷击，一名县长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安部门扣押了这个农民，当作反革命事件进行追查。
高岗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一情况。英明的毛泽东调查了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后，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同时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征粮数，减轻了边区农民的负担。这件事对边区乃至全党震动极大。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乘飞机飞回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又飞到延安。王明回延安后，中央让他分工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王明恶习不改，自以为从苏联回来，镀了金，有了“尚方宝剑”，成了“钦差大臣”，于是变本加厉，盛气凌人，指手划脚，连毛泽东都不在话下，高岗哪在他的眼里？王明对西北局工作的指导，无非是夸夸其谈，脱离实际。
一天，高岗对毛泽东说：
“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这是祸从天降！”
原来，当王明、康生乘飞机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张闻天、朱德等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我们不必苛求毛泽东，不必指责他这篇欢迎词有些过分。那时，王明也好，康生也好，还有其他苏联人也好，还都是同志。毛泽东历来主张团结的人越多越好，历来主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久别的同志回来了，回到自己身边了，总是令人高兴的。
然而，高岗当着毛泽东的面，针对毛泽东的“喜从天降”，来了个“祸从天降”，一字之差，针锋相对，却不能不说要有点胆量和勇气。高岗心里也想过，连有人咒骂“雷公怎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都能“海涵”，都能从中发现问题，引出积极的结果，区区一句“祸从天降”，又算什么？
事实确实如此，毛泽东听出了高岗话里的弦外之音，很快就不让王明负责指导西北局的工作，换成任弼时了。
1981年，李维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
“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的路线是正确的；第二，高岗在边区党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执行中央路线的；第三，土地革命时期陕北有两个人民领袖——刘志丹和谢子长。”
1982年，王首道在一个会议上说：
“高岗在陕北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前，一度要把他们抓起来当作右派，后来我们给他们平了反，刀下留人，高岗是很感激的。但以后，高岗极端个人主义发展，走上了反党和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事实就是事实。
历史就是历史。
其实，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那篇著名讲话中，也提到并且称赞了高岗。他说，许多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新四军到后才创立的，许多地方工作是外来干部去后才发展的。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生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接着，毛泽东同志比较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的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高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1953年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勾掉了高岗的名字，把后面这句话改为“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多了”。
自然，这种改动，也已经成为历史了。
那么，在陕北时期的高岗，是不是完完全全是一个有功劳的高岗、正面的高岗、光明的高岗、完美的高岗呢？
不，不是这样。
先看看跨越1942~1943年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高干会”。
这个会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的基础上召开的，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在作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之后召开的。
会议组成了以高岗为首的9人主席团，出席会议的有边区一级党、政、军、民、学各系统负责干部97人，军队旅以上干部52人，县团级干部117人。大会于1942年10月19日开幕，1943年1月14日结束。大会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毛泽东、贺龙、林伯渠、刘少奇、彭真等领导同志都作了报告，高岗、康生也作了报告。
这次大会，端正了边区党的路线，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的一致；大会端正了党风，明确了边区党的各项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