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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二）调虎离山（1）
高岗说：“把我从东北调到北京，这是‘调虎离山’！”饶漱石闻听此言，顿觉醍醐灌顶。
1953年1月初，饶漱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饶漱石是作为中共中央出席苏共十九大代表团的成员，于1952年10月初去莫斯科的。
本来，在出国之前，饶漱石就已经知道，在完成了经济恢复、镇反等民主改革的任务以后，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决定调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的领导进北京，以便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后来，一个个决定都变成了事实。
邓小平，1952年8月就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
习仲勋，9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高岗，11月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他，饶漱石，无疑是华东的第一把手。可是，关于他的工作问题，至今尚未揭锅。
前途究竟如何？是吉？是凶？是祸？是福？
饶漱石心里没着没落。
找找高岗去！饶漱石同高岗，彼此早就知道了，在中央开会时多次见过面。建国后，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接触多了一点。高岗作风泼辣，遇事敢于拍板，饶漱石是知道的。无论是在陕北还是在东北，高岗工作都不错，近几年在抗美援朝斗争中，也做出了成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饶漱石也都知道。高岗在东北地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培植了一批自己的干部，东北地区不少干部群众，谈起高岗来，总是一口一个“高主席”。这些，饶漱石也知道。高岗同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某些部门，有点疙疙瘩瘩。对这些，饶漱石似乎有所耳闻，但不知其详。还有，这个身材高大、方方验、高鼻梁、两道浓眉、留着大背头的高岗，虽然戴近视镜、脸上也有些浅色麻子，但还是一表人才，年轻气盛。关于他的风流韵事，也时有所闻。想到这里，饶漱石禁不住独自笑了。
对，找找高岗去！饶漱石相信在高岗那里，肯定会得到一些东西，而不会损失什么。
饶漱石要了车，对司机说：
“去东交民巷8号。”
东交民巷8号是高岗的住处。
坐下以后，高岗笑了笑，便开门见山：
“漱石同志，这次又见到了斯大林了。又是你们团长点你的将吧？你们团长是很器重你的！”
高岗谈笑风生，但是话里有话，气势逼人。
“我可真不知道。”一贯疑神疑鬼的饶漱石，说了这一句就停住了。他知道高岗说的是刘少奇，刘少奇是这次出席苏共十九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对自己是不薄，那年他去延安，不是让自己代理他的新四军政委职务吗？可是，高岗这气势逼人的语气，很使饶漱石为难，不同意吧，好像也说不过去；同意吧，那等于当面顶了高岗，就等于说：是刘少奇点的将，刘少奇是很器重我，又怎么样？！这显然不合适，还是同刘少奇拉开距离为妙。饶漱石只好来了这么一句：“我可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不能当面顶撞高岗。何况高岗现在势头很猛，本来就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现在又来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计划委员会”，人称“经济内阁”，好生了得！
高岗对饶漱石微妙的心理活动，有所察觉，他自己倒是更挥洒自如，得心应手了：
“漱石同志，咱们可是老相识、老朋友了。你今天来得好，你不来，我还想找你聊聊呐。去年1月，我在东北局高干会上有个讲话，《东北日报》1月21日全文发表了，题目是《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学习》杂志去年第一期全文转载了这篇讲话。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二）调虎离山（2）
“知道知道，”饶漱石连声说，“只是那天忙忙乱乱，有件什么急事，没仔细看。”
“我那篇讲话，可以说是我对这几年党内不同思想交锋的一个总结。”高岗看着饶漱石。
饶漱石不言语，洗耳恭听。
“我在讲话中主要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一个是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我说的反对党内的右倾思想，就是在这两个问题上。”
高岗还是看着饶漱石。
饶漱石仍然是洗耳恭听。
“1949年五六月份，中央有个《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电》，你一定记得。”
饶漱石点头称是：“记得，那是批评你们在资本家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
“那个文件，不是毛主席起草的，是他起草的。他批评我‘左’倾，按照他的观点，正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天津的那些报告和讲话。他的那些讲话，无非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如果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了路线错误。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要保护资本家，保护资本家就是保护生产。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还多次讲，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不采取苏联的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他希望资本家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因为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
高岗说到这里，为他的得意之笔而哈哈大笑。
“这就是说，谁反对剥削，谁就是‘左’倾。”高岗在他的得意之笔上又锦上添花，然后又是一阵大笑。
饶漱石还是洗耳恭听。他没有笑。他笑不起来。他觉得他从文件里看到过刘少奇的这些话，但经高岗一叙述，又不大像是刘少奇的话。说不大像刘少奇的话，刘少奇又确实讲过这些话。他觉得这个高岗的确非同小可，自己应当警惕一点。当然，也可以说，应当学着点。
“这是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高岗接着说，“还有农村经济的发展方向问题。”
“1949年12月，我们东北开了个农村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指出，土改后农民经济生活大部分上升，上升的比例，松江占60％~70％，吉林约2/3，黑龙江的显著上升户占54％。上升户中一小部分添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租进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缺乏劳动力或患病，或者因为缺乏生产资料，再加上有的好吃懒做，经济生活下降，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向前面的那一小部分人出卖或者出租土地；有的借粮借款。还有，有些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有些党员听了党员不应剥削雇工的党课后，解雇长工，出卖牲口。有些村干部不让上升户买车马，怕他们单干，有的认为组织起来是‘国策’，单干不合法。不少区县干部提出问题：新民主主义的农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农民应该经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富裕？怎么样才叫提高一步？除了组织起来以外，农村还要干什么？”
高岗接着说：
“我的回答是：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向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是我们农村生产的基本方向。我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但是，我着重批评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单干的思想，对旧式富农感兴趣、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的思想。我强调要加强领导，要组织起来。我还提出，现时的互助合作，在生产工具改进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我宣布了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经济政策，比如，除水利、防疫贷款以外的农贷，全部贷给那些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首先贷给变工组；各种优良品种、国家有可能给的农业扶助，一切变工组都有优先权。关于党员雇工或单干的问题，我明确地说，从原则上讲，党员是不允许剥削人的，党员要雇工，就说服他不要雇；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对这些问题，主要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解决，不是必要的时候，不采用组织手段。
“我们这次座谈会以后，就有关党员雇工的问题，向中央写了个请示报告。”
说到这里，高岗想了想，对饶漱石说：
“请你等一下，我找一份东西。”
高岗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材料，继续说：
“20多天以后，1949年1月下旬吧，中组部给我们复信，说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高岗念完这一段，问饶漱石：
“你听清了没有？”
两个人物——高岗、饶漱石其人（二）调虎离山（3）
“听清楚了。”饶漱石说。
“下面还有哩！”高岗又接着说，“我还收到他那时同安子文的谈话记录。记录是这样的，你听——
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