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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工作会议结束以后，随着自然界的气温慢慢进入三伏，政治气温也愈加燥热。
毛泽东分别与方方面面的不少同志谈过话。
毛泽东说：说薄一波同志犯了路线错误，少奇同志有圈圈，都是错误的说法。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毛泽东说：借“东北一党员”的信和鞍钢检查组两件事批评薄一波，也不能成立。
毛泽东还给各大区负责同志讲过话。毛泽东说：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等等，等等。
这些，不是很清楚吗？
然而，在一种特殊情况下，清楚的也会变成胡涂，像大米干饭被搅成稀粥一样。
毛泽东完整的讲话，被切割成一句句、一条条，像一幢房子被拆成一块块砖头，像一件衣服被撕成一条条布带，这些块块、条条，又被掐头去尾，丢三落四，就闹不清哪儿是哪儿了。
比如说，“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错误的说法”，变成了“少奇有圈圈，是错误的”。
比如说，“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变成了“对呀，财经会上，就是批评‘圈圈’，毛主席支持财经会议，提出要消灭‘圈圈’”。
总之，各种传闻，各种消息，有从这里来的，有从那里来的，有从东边来的，有从西边来的，正面一枪，反面一棒，斜刺里又来一棍，这就乱了。
当然，从辩证的观点看来，乱也有乱的好处。什么说法都有，人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各取所需”，就像吃一顿“思想自助餐”。这就可以检验人们的思想，检验人们的情操，检验人们的信念，检验人们的道德，检验人们的灵魂，也检验人们的“鼻子”——识别能力。在鉴别中觉得这个对的，就跑过来了，觉得那个对的，就跑过去了。越听越觉得自己对的，就更加坚定起来；越听越胡涂的，就缩回去，退出了。无论坚持哪种意见，都能从纷纭的“众说”中找到根据，都有继续坚持干下去的充足理由，理既直，气就壮。一次再次，时间长了，“日久见人心”，是钢是铁，自会分明。这就叫历史的筛选。
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饶漱石也在坚持着。他们就会内会外发生的情况，交换了意见。
他们共同的看法是：抓住这次会的时机，以新税制为突破口，突出路线斗争问题，明批薄，暗射刘，这些都是很对的，效果也很不错，弄得周恩来都无法收场，下不来台。虽然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的脸色不大好看，但那是因为大家都在场，面对面，毛主席不得不那样做。可见，有毛主席在场的时候，不能搞得太急，太过，这是一条经验。在公开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中，有些人说点冠冕堂皇的话，可以理解，可以原谅，人，不过就那么回事。
他们认为：总的来看，这次会是初试锋芒，初显身手，成绩不错。事实证明，有利条件很多，余地很大，大有可为。结合人们自身的利益，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他们争取过来。这一点，已经得到事实的证明，以后还要坚持这样做。
他们约定：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9月就要召开，中央的意图是总结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这很好，总结经验，咱们还是抓两条路线，抓反右倾。刘少奇就怕反右。财经会上咱们是“批薄射刘”，组织工作会就来个“讨安伐刘”。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得狠狠整整他，就像对薄一波那样。
财经会议结束十天以后的一个下午，秘书报告饶漱石，高岗来电话了。
饶漱石拿起电话说，我正找你，哪儿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你哪儿去了。
高岗说，我出去办了些事，你快到我家来一趟。
饶漱石旋风般地到了高岗家。高岗告诉饶漱石：
可靠消息，中央书记处提出，我们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否可以考虑采用苏联那种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可以考虑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这可是一个大好时机！我就为这事跑，跑了好几处。罗瑞卿那里，陈云那里，我都跑了，还有几处。
最大的妨碍还是刘少奇、周恩来，主要是刘少奇。因此，我向他们讲，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应该修改。决议中说，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的代表，这不对头嘛，需要重新做结论。说刘少奇代表白区那倒可以。毛主席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咱们都是红区的。你看，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几乎都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红区的党”的干部有多少？既然要设副主席，搞部长会议，再也不能让“白区的党”的干部篡夺党了。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2）
我的来龙去脉，大家都知道，一个陕北，一个东北，再加个抗美援朝。这两个地方和抗美援朝，毛主席都是很重视的。毛主席想让我抓政治局，刘少奇去搞他的“议会”，也就是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可以当个部长会议主席。其实，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还不如林彪当。林彪现在在杭州。我得赶紧到南方去一趟。组织工作会，就由你了。
最后，高岗问：
“你找我有什么事？”
“主要就是这事，我也听到了风声。再就是你说给我推荐点干部，得快一点，我在中组部的人太少。”
“好，走以前，我给你一个名单。”
“还有，原来东北局组织部的那位还行吧？”
“没问题，他可以在会上发言，我已经同他谈过了。”高岗略加思索，又说：“今后，中组部的工作可以以他为核心。你就不一定还管那些具体事了。”
“那好。”饶漱石那双小而明亮的眼睛，眨巴几下，心领神会。
“有些我自己不好说的话，你是可以说的。——当然，场合要适当。”这句话，饶漱石也一听就懂。
其实，饶漱石在中组部整安子文，早在财经工作会议正在召开的7月中旬，就已经动手了。
那是在槐里胡同1号中组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
这之前不久，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王甫和办公室主任赵汉，曾经带几个人，到山东考察“新三反”运动和农村整党的情况。他们的工作很不顺利，有些地方组织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阻挠。王、赵二人找到山东分局的主要负责人反映，也没有结果。没办法，王、赵二人觉得工作进行不下去，就回北京了。后来安子文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这一情况。
就为这，饶漱石在部务会上向安子文发动突然袭击。整整一个上午，饶漱石声色俱厉，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指着安子文的鼻子进行斥责：
“有的问题，为什么不先向我反映，而先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你这是胆大妄为！你眼睛里没有我这个部长，我就要你认识认识我这个部长！
“王甫、赵汉是新兵，他们听到枪声，不免有些紧张。你安子文是老兵，你不该听到一点枪声就……”
说到“就”字，饶漱石又站了起来，他过于气急败坏，找不到满意的词汇，也就“就”在这里，拉倒了。
7月中旬开始，整安子文的部务会，开了好几次。王甫、赵汉的事饶漱石也提过好几次，一会儿说这件事表明安子文是“支持条条反对块块”，一会儿说王、赵离开山东是安子文指使和纵容他们“向中央局、分局提抗议”。饶漱石还指责安子文在财经会议上不发言表态，有抵触情绪，是“界限不清，嗅觉不灵”。
对于安子文未经中央授权，草拟政治局人员名单和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那件事，饶漱石一方面加以利用，在许多人中间私下传播，进行挑拨离间；另方面又利用来整安子文。安子文就名单问题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受到当面警告的处分，饶漱石仍然揪住不放。
刚来不久的部长，在部务会上没完没了地整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中组部的正常秩序被搅乱了。
饶漱石如此大整安子文，搅乱中组部，自有他的想法。刘少奇看来是肯定不行了，而高岗却锋头正健。许多人都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线上的人”，这可不好。高岗明确说过，安子文是刘少奇的亲信，正好安子文在饶漱石手下当副部长，能狠狠整一下安子文，就表明饶漱石究竟是不是刘少奇“线上的人”，也会更加博得高岗的信任。
1953年9月，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按中央的意图，开这次会，主要是总结组织工作经验，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两次会议（一）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3）
然而，身为中组部部长的饶漱石，琢磨的可不是这。
饶漱石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次会同财经工作会衔接起来，如何与那次会配合得更好。上次会逮住了薄一波，这次会要逮住安子文。逮薄一波是因为有个新税制，这次怎么逮安子文呢？得把安子文引出来，使他成为众目睽睽的靶子。
怎么“引”呢？
在会议准备过程中，安子文问饶漱石，是不是得准备一个工作报告。饶漱石说：不用了，不一定千篇一律，总是一开场就自上而下。这次可以先自下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