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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心里高兴极了，我想我终于有机会参加省级比赛了，那可是一些大场面，有
那么多的观众，我不知道省里的比赛电视台会不会转播，我很希望他们会转播，哪怕几
分钟也好，我希望我爹娘能看到他们的宝贝儿子在电视里打球的模样。那时，他们该会
多高兴。
这样想着我练得更刻苦了，我想我得对得起教练，对得起学校。
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因为练得太苦，所以，整天感到浑身无力，右腿的膝盖以下经常
痛的钻心，每次训练完了，我都是一瘸一拐的回到宿舍，同学们见了，也都劝我别太拼
命了。
我为了能参加省里的比赛，一直把腿痛的事儿瞒着教练，每天在他面前装着什么事
也没有的样子，可回到宿舍里我就疼得抱着右腿哭，有时候我腿疼得床都爬不上去，同
学们都还没回来，我就一个人趴在地上哭，经常是这样趴在地上哭睡了，又疼醒了，我
不知道我的右腿怎么了，怎么会疼成这样，我总以为是我训练的太狠的缘故。
终于，离比赛还有一个星期了，我们几个参赛队员开始封闭式训练，每天要在训练
场上呆十几个小时，除了吃饭，连校园里也不能去。
那时距我开始腿痛已经过了二个多月，我想我再咬咬牙坚持一段时间，比赛完了，
我一定到校医那儿去要几贴止痛膏贴贴，因为怕教练发现我腿痛，我一直没敢到校医那
儿去看。
可是，我终于坚持不到参加比赛了。
有一天，教练正在给我发球，我却腿疼的再也坚持不住摔到在地上，并且昏了过去，
教练开始以为我累坏了，把我背到校医那儿，可是校医对他说，摸着我腿疼的地方不太
对头，他让教练马上送我到县医院检察。
县医院检查完了以后，也说不能确诊，我又被送到了市里的医院，结果诊断结果一
出来，教练这个40多岁的大男人都哭了起来，他说：“东东呵东东呵，你这个孩子腿疼
成这样你为啥不早说，你为啥还要坚持训练，要知道再往下拖，你把小命儿都搭上了呵”。
这时我爹娘也来到市里的医院，一听是骨癌，我娘晕了过去，我爹也是抱着我哇哇
的哭，我两个姐姐守着我不知该怎么办好，我们一家人没了主意。
还是教练帮我们一家拿了个主意，他说，要是动手术一定要到北京去，那里的医术
高也许会救我一命。
可是，我们一打听光手术费就要几万元，我们一家人都种地哪来的这笔钱，我当时
就哭着对我爹说，“爹，这都是命，我不治了，我不想要死了还给家里拉下饥荒，咱们
回家吧”。
可我爹疯了似的对我吼，他说，“我就是豁出老命，也要救你这条小命”。
就这样我带着我爹卖血赚来的2000元钱住进了北京积水潭医院，可是要动手术这钱
还差老远。
我们学校也为我治病捐了款，教练自己拿出了1000元钱和学校里给我捐的1000多元
钱一起给我送到了医院。
我的病发展的很快，经切片化验已经属于癌症晚期，想要活下来就只有截肢，可是，
我哭得死去活来，我不想截肢，我只有十三岁，我还想打乒乓球，还想做个有出息的运
动员，可剩下一条腿我还怎么活。
可哭归哭，医院通知我们，再不截肢扩散的可能性非常大，到那时再治就可能已经
没有什么作用了。
这时，我二姐匆匆忙忙嫁人了。
她嫁给了我们村支书的儿子，他是全村出了名的憨傻男人，我小时候经常看到他被
人扒光了裤子在街上跑来跑去。
我知道刚刚满19岁的二姐是为了我，才这样匆匆的嫁掉，因为支书给二姐的一万元
钱的彩礼和一个金戒指马上就被二姐送到了医院我的病床前。
就这样我的截肢手术马上进行了，我的小腿以下都被截掉，我一下子从能跑能颠的
乒乓球运动员成了残疾人，只是，我的命被暂时被保住了。
动了手术后，由于住院费大贵，而我们的钱早已经花光，我们出院回了家，我在家
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病情好象稳定了下来。
医院要我一个月回去复查一次，因为怕癌细胞扩散到别的地方，可是，我只回去复
查了一次，便再也没有去，因为没法走。我到车站去，上下火车都要我爹背着我，我实
在不愿意让他累得直不起腰来。再者说来回一次的路费也太贵了，我们家里真的已经一
分钱都没有。生活上也多亏了嫁在本村的二姐支援，否则，我们连饭也有可能吃不上，
为了给我凑动手术的钱，家里的粮食都卖光了。
回到老家以后，教练来看了我一次，送了点钱来，看着我，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只是一个劲儿的长嘘短叹。比赛的情况他也没提，我知道他怕我伤心，可我缠着他问：
“他们打的怎么样，怎么样”？
教练一边摇头一边说：“他们打的挺好，东东，你安心养病，就别老问这些事儿了”。
教练走了，我的泪水止不住的流下来，我不知道是我干了什么，老天要这样惩罚我，
我还这么小，这往后的日子该咋过，我一点也不知道。
看着我老哭，我三姐也搂着我哭，她说：
“东东，你别发愁，以后三姐不嫁人，专门跟你做伴，你想于什么三姐帮你干什么，
三姐的这条腿就是你的，你啥时想使你就使”。
听三姐这样说，我也不再哭了，我说：“三姐，你真的跟我做伴不嫁人了”？
好歹过了年，我这腿又不成了，先是刀口长不好，老流脓血，后来整条腿便肿了，
而且，上面长了很多黑斑，我也发起了高烧，天天吃退烧药都不退。
没办法我又来到了北京，可是医院说癌症已经开始扩散，他们也无能为力，除非我
进行化疗，否则，很快将性命难保。
可是化疗一次几百块钱，我们家里已拿不出一分钱，我三姐才17岁，而且，她已经
答应我不再嫁人，我不可能再用嫁掉三姐的办法来救自己的命。
我爹已经献过很多次血了，最后几次血站都已经拒绝再收他的血，因为他间隔的时
间太短。
没办法我娘也想去卖血，可一查血她还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人家不要她的血，我娘
急的每天除了哭便是哭，直惹得我心烦。
这时我们村里一个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到医院去看我，见我根本就没有钱住院，他给
我出了个主意，让我爹和三姐把我背到人多的地方讨钱治病。
开始我吓坏了，我想那不等于出去要饭吗，那要让警察抓住了怎么办，再说北京人
不见得就那么有同情心，我要是躺在那儿，一天讨不了几个钱，那不太丢人了吗？
可是，我们那个老乡说，北京这地方大着呢，街上讨钱的乞丐什么样的都有，警察
怎么抓得过来，更何况有好多人是假装残疾骗人的，象我这样情况实在可怜，不走这条
路便没什么法子可以想。
我爹想了想，也说与其坐着等死，不如去试试看，万一遇上了好心人，能帮咱一把
呢，再说，你二姐正在家给你筹钱，说什么咱也在北京呆一段时间，如果真的能讨几个
钱，咱们吃喝不就不用愁了吗”？
我爹的话终于说动了我，人到了我这样还要什么面子，我劝自己全当是在街上晒太
阳玩儿，不去看那些过路人的脸就是了。
就这样第一天上街，我还把脸洗得特别干净，穿上我娘给我缝的白布小褂，我怕人
家嫌我脏讨厌我。
我身下的这张白纸是我自己写的，上学的时候我的大字得过老师的表扬，可我没想
到才几年的事儿我要给自己写这样的东西。
我爹和我三姐扶我上了这座天桥，这是我那个老乡替我选的点儿，他说这儿人特别
多，而且，有很多有钱人。
他说的挺对的，第一天出来，我就挣到了二十多元钱，而且，还有一张是五元的，
我高兴的不得了，我觉得北京人真好，特别是有些女孩子，虽然就几毛钱，可是，她们
对我特别同情的眼神让我不敢看她们。
不过那天我那个老乡来找我们，拿走了十元钱，他说他已经给那个地段的大哥打了
招呼，要交给他保护费，还说以后每天要交十元钱，要不这样就会有人出来赶我走。
我们虽然对老乡的这种做法挺生气的，可又没有办法，我们惹不起他也躲不起他，
只好听他的话，把钱交给他。
就这样，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快两个星期了，每天我爹和三姐把我送到这儿，他们就
走远一点，看着我，他们也是怕别人欺负我。
可是，我还是得谢谢那个老乡，他虽然经常来拿走一些钱，但是，真的没人过来欺
负我，好多人见了我都绕着走，可能，他们也觉得我肿得越来越厉害的腿太吓人了吧。
现在我也已经习惯了每天躺在这儿，有时候我一天能赚五十多元钱，甚至还有一次
一个外国人给我了一张100元的，我爹马上过来把它收好，嘴里还直说：“我儿有救了，
我儿有救了”。
要说现在的人真有心好的，那天一个大妈送给我一个盒饭，并给我留下二元钱，她
还对我说：“孩子，要不是大妈的退休工资没几个，大妈真想多给你点，让你快去医院
治去，你再这样呆下去，能行吗”？
我不知道该跟大妈说什么，只好对她笑笑，我这一笑，大妈的泪出来了，我看她一
抹眼赶紧下了天桥。
其实，我现在也是硬撑着跟阿姨你说这么多话，因为，我想也许你会帮我在报纸上
写写，我真的可能等不到有足够的钱来做化疗了，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些撑不
住了。
白天躺在这儿风吹日晒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老乡租的那个小棚屋里气都喘不
过来，我身上疼得针扎似的也不敢哼哼，就怕老乡嫌烦，赶我们走，可走了我们上哪儿
去住？
我现在盼着我二姐快点给我借到钱，无论怎么难受我也想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