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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瓷器等对欧洲时尚的变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西方商品中没有这种相对应的舶来品吸引其他核心区的消费者。在鸦片输入之前，中国从欧洲及其殖民地输入的舶来品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白银。彭认为如果将白银视为一种商品，而不是现代货币，那么中国的白银需求就能同欧洲对瓷器和茶的需求一样在世界贸易进程中发挥同等的积极作用，而非货币论认定的中国对西方产品缺乏消费兴趣。
对大众消费品和耐用消费品的考察使彭慕兰认为没有理由认为欧洲的“勤劳革命”和大众对斯密型动力的参与比在中国或日本更为明确。而且，彭也检视了桑巴特所认定的奢侈消费创造了一种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的看法，认为独立店铺取代委托制作仅仅只是产生了小百货业，而不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和供雇佣的无产者。
奢侈品和资本对这些特殊商品高额利润的追逐符合布罗代尔梳理出的资本主义定义。布罗代尔认为只有在商业和贸易领域，资本才真正有利可图，尤其是在特殊商品和远距离贸易上，因此资本主义同垄断、囤积居奇联系在一起。如果资本主义如此本色，那么很难说这是欧洲所独有的非市场经济优势。关键在于这些资本如何能够有效积累，传统的看法就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力量（国家）保护了私人财产权的安全、资本与专门理财的银行或股份公司能够有效分离，当然还可延伸到西方独有的簿记制度。《大分流》利用已有研究成果说明中国和印度商业资本的生存环境和专门理财技术同十八世纪的欧洲并无不同，如中国不仅有海外贸易中的股份公司，还有漂浮的集贸市场，后者在商业竞争中能够压垮没有武力保护的欧洲人。不同的地方也许在中国并没有用国家的力量推动海外贸易，也没有在财政上向商业资本开放，而欧洲的商业资本不仅通过特许权垄断特殊商品，还能通过包税制左右国家财政，资本的收益率比较高。然而南亚展示了一种“资产组合资本家”的模式，它同欧洲向国家财政渗透并组织远程贸易的资本主义非常类似。即使欧洲当时的利息率比中国高，其资本在农业、工业、运输业等领域并没有太大的作为。资本主义既然没有在非流通领域找到理想的投资场所，那么它对欧洲工业化的促进作用显然不大，即使海外剥削增加了资本的净积累。这一时期欧洲资本仍然停留在海外贸易、武装移民上面，使奢侈品需求同新大陆的殖民地化联系在一起。推动海外殖民的力量是欧洲各国的军事竞争，但欧洲带到新大陆的病原菌和动植物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更大。中国的海外移民虽然没有得到政府武装力量的保护，但也在东南亚创造了临时定居点，同欧洲海外殖民地的区别在于它不能成为发展中的社区的核心为中国提供土地密集型产品。
汪洋之中一条船——马尔萨斯危机与新大陆
十八世纪的中国、欧洲、印度、日本等地，其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这些地区的需求超过了土地所能提供资源的最大限度。通过劳动密集增加产出满足不断增长人口需要的发展模式最终遭遇了马尔萨斯陷阱。这种汪洋危机中唯一的一条船就是欧洲日益发展的海外殖民地。彭慕兰详细地说明了十八世纪欧亚大陆两端的相对于人口增长的生态危机、斯密型解决办法的不足和欧洲突围所形成的大分流。
在前工业时代以稠密的人口、成熟的市场经济向十九世纪的发展（工业化）进发的各地区中，彭首先挡掉了印度。彭提供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印度的人口增长还没有达到生态供养的顶峰，种姓制度障碍了普遍的资源的利用，相对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依附劳动使印度的国内市场狭小，对工业发展没有实质性的需求。对印度的判断可能使彭对历史上另类发展——提高了产出的劳动密集是一种增长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创见大打折扣，他没有意识到相对而言，宽松的生态环境和一定程度上开放的市场在前工业时期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十八世纪的印度相对于豁出生存搞发展的中国、西欧和日本是一个更需要重新打量的地方。中国、西欧和日本在朝着十九世纪的发展道路上面临共同的生态压力，尽管欧洲有着落后的土地利用方式留下的闲置资源。对中国岭南的燃料消耗计量表明十八世纪中后期岭南的森林面积、人均总“燃料”、非“燃料”用木材都呈持续下滑趋势。但与欧洲这三方面最好的法国相比，岭南仍然占有优势。这种优势是通过劳动密集的农业生产和燃料收集换取的。
彭用丹麦为例来说明通过劳动密集的方法解决生态压力为何行不通。丹麦有公认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但采取了东亚的稳定生态环境的措施。丹麦人在农田耕作、节约燃料和土地整理方面使用了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把绝大部分劳动力留在了农业上。这使丹麦无法迅速转换到生态危机缓解乃至彻底突破的欧洲道路上去。
除了劳动密集外，中国、日本和欧洲的核心区还从资源与人口比相对高的外围区域输入各种土地密集产品来缓解生态压力。使用自由劳动的外围区域发展了进口替代使核心区最终不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使用依附劳动和强迫劳动的外围区域虽然确实是核心区理想的土地密集产品的供应地，但西欧与这些地区的贸易却存在技术和制度上的限制，因此在十八世纪，这些地区并没有给西欧帮上大忙。
作为马尔萨斯汪洋危机中的一条船，美洲扮演的角色使其他所有因素相形见绌。欧洲用工业品换取奴隶卖给新大陆，同时把英属北美的谷物和木材送到环加勒比海地区，然后新大陆的这些殖民地又从英国进口工业品。英国就这样以奴隶贸易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土地密集产品。墨西哥、秘鲁和巴西将贵金属运到了欧洲，而欧洲将这笔横财输出到东南亚、近东、东欧、亚洲各地，不仅扩大了它从这些外围区域的资源输入，还获得了欧洲同非洲交换奴隶的各种制造品。那么，最终英国获得了多少土地密集产品呢？以一八三○年左右为基准，新大陆大约提供了三百万至四百万英亩虚拟耕地，这只是糖、粮食和木材换来的，还不包括棉花可以折算的五十万英亩；羊毛可赚二千三百多万英亩，而当时英国的可耕地总数约为一千七百万英亩。煤在一八一五年的产量大约可折算成一千五百万英亩的森林，只及新大陆横财的一半左右。这些土地密集产品使英国和欧洲的原始工业化所吸纳的劳动大军对农业剩余的需求压迫完全解除，资本主义才能进入十九世纪利润最高的工业部门，使英国模式成为资本替代劳动和土地的发展模式的代名词。而中国、日本、印度等地区却没有这么幸运。这使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落入了万劫不复的“为什么工业革命在此地不在彼地发生”的追问，从而有了欧洲中心论的各种知识典范。
远流与近事
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认为自己只想纠正过去知识典范的不均衡现象。他提到用今之视昨的眼光来看世界经济史，一八二○年之前的全球经济史就是“东亚的奇迹”为主体，其发展模式是劳动密集、节约土地和资源的技术结合在一起使数量巨大的人口的生活水平得以保持并略有提高；一九四五年的大历史则变成了西欧和新欧洲的技术革命和人均资本、土地和资源的空前投入使人均消费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二○○○年的全球面貌则是东亚和欧洲的融合。虽然这种眼光很有启发性，但也有危险。这种危险具体地说就是没有人能够从一八二○年活到如今，连续性只是理论上的，以此反观历史很难体现历史上人们的具体生活状况。更大的危险是彭在中文版序言中越界提出的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话头。
一五○○——一八○○年可划归布罗代尔所言的“旧的生态体系”时期，说成是西方纪元的近代（现代）早期历史阶段，但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成大问题。这本书把十九世纪翻译成现代世界而不是“近代”在西方人看来也没有问题，但中国却有这个英文字相对应的两个词——近代和现代。近代中国史和现代中国史是两个概念。即使明清经济史的现有研究展示当时的中国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经济体系，甚至近代中国经济史揭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是增长型的，但是近代史身上的意识形态重负对中国人和非中国人完全不同。中国人如果能够走出近代史分期的意识形态背景，将会对本土发展模式有更深切的体认。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二○○三年版，26。00元）
返回目录开放要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高 梁 玛 雅《读书》2006年第3期
问：你最近呼吁：警惕跨国公司借改制之机吞并中国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为什么特别关注装备制造业？
高梁：装备制造业是国家战略产业，外资在中国装备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过大，而且还在扩大。所谓战略产业，是国家必须关注和支持的产业，首先是国防。科学技术和装备工业是国防的基础，对国家的战略利益关系重大。
占我国GDP40％的投资中，设备投资占40％，其中进口机器装备占三分之二，本国装备工业只提供了三分之一。高技术制造业的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在发达国家的强势竞争下，自己的骨干企业、工业体系的核心正在萎缩，并逐步被跨国公司兼并。如果说，东欧小国改革开放自由化，骨干企业基本被西欧公司并购，最后全面投入欧盟的怀抱，老百姓可以随便跨越走动，国界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