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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三年，到了一五八年，汤显祖四度进京会试。张居正的三儿懋修也参加这次会试，又来邀请显祖了，而且一再到旅邸来拜访。张府再三垂青，礼数不可谓薄，然而显祖却“报谒不遇”，避开接触的机会。根据邹迪光的《汤义仍先生传》，张府再次罗致，“复啖以巍甲”，而汤显祖不但不应，还说了“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这样的话，标榜了自己人格的清高。这一次放榜，显祖仍旧落第，张懋修以一甲一名赐进士及第，独占鳌头，荣登状元高位。张居正的长子敬修也榜上有名，同登进士之列。
张家第二代在三年之间，一门三进士，还包括了一名榜眼，一名状元。当时人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众口紧固。有记载说，出现了匿名揭帖，是首打油诗：“状元榜眼姓俱张，未必文星照楚邦。若是相公坚不去，六郎还作探花郎。”楚邦，指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标举六郎，是因为张居正四子、五子，一个袭阴，一为武职，都已飞黄腾达，只剩老六了。
然而，当张居正在一五八二年死后，一年之间张氏便遭抄家惨祸，第二代的功名全遭剥夺，舆论也就不留情面了。《万历野获编》说：“今上庚辰（一五八）科状元张橘修为首揆江陵公子。人谓乃父手撰策问，因以进呈。后被劾削籍，人皆云然。”汤显祖在张家遭殃之时，即一五八三年阴历三月，中了进士。次月，万历皇帝就派员查抄了张家，敲骨吸髓，逼得老大张敬修上吊而死，也引得显祖感叹：“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
政治的翻云覆雨，官场的拉帮结派，斗争的倾轧陷害，人情的冷暖炎凉，给汤显祖极大的刺激与教训，使他做出了坚守一生的选择：为了保存自我人格的纯净，“不如掩门自贞”。他“掩门自贞”的方式，就是任无关紧要的闲职，先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南京詹事府主簿，继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共八年之久，闭门读书，同时从事诗文的创作。
到了一五九一年，他对官场的龌龊贪黩再也看不下去，忍无可忍，打开了虚掩的门，上了轰动一时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时政。接着就遭到贬窜，发配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也就是苏东坡贬谪海南时慨叹“青山一发是中原”之地。在这天涯海角的荒陬，显祖遇到了流放到此的张居正次子嗣修，也就是一五七七年的榜眼，十四五年前不愿意巴结的贵胄公子。同是天涯沦落人，因此“握语雷阳，风趣殊苦”，不但让显祖感到仕途险恶，甚且觉得人生如梦，世事荒诞无常。
由于朝中有人斡旋，汤显祖得以离开贬所，于一五九三年到浙江遂昌任知县。他在这个浙江山区“最称僻瘠”、连城墙都修不起的小县，一待就是六年，不得升迁。最后他抛弃了形同鸡肋的官位，在一五九八年春，不待上级批准，上了辞呈，甘冒“擅离职守”的风险，效法陶渊明，“彭泽孤舟一赋归”，回到了老家的临川，在城里构筑了玉茗堂。就在这一年，显祖四十九岁，完成了《牡丹亭》的写作。
玉茗堂前朝复暮——汤显祖与《牡丹亭》《牡丹亭》的文化启示
借着《牡丹亭》第一句〈标目〉，汤显祖提要钩玄，说明他的创作动机及旨意，更铺叙了他创作时的心境，是对现实世界的失望，对人生道路坎坷感到无奈。他坐在玉茗堂，朝朝暮暮，做什么呢？就是创作《牡丹亭》，希望通过艺术想像的投射，展现另一种的美好世界：
忙处抛人间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我在《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台北：允晨，一九九五年）书中指出：“这里展示的无奈心境是很突出的，而且正是因为无奈，才借着文学艺术的想像来排遣，来稳定他不平静的心理状态。显祖希望借着对‘情’的描绘，创造一个真挚的理想世界，以美好想像的升华取代人世真实的龌龊。他笔下的杜丽娘就是‘情之至’的化身，也是他艺术想像所能推展的极致。假如艺术想像是心理实存的投射，则想像的美好世界或许也有其超越的真实性，那么，杜丽娘的创造就不只是罗汝芳批评的‘泮涣悲歌’，而是与‘性命’意义有关，趋近于不朽的追求了。”
《牡丹亭》能够给人强烈的感染，最主要的力量，来自作者对人类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执著与讴歌，而非由于剧本辞藻华美，更不是才子佳人屡经波折而终能团圆的曲折情节。才子佳人大团圆这类情节，在明清传奇中很多，有的更为曲折离奇，花样翻新，并不令人感动。《牡丹亭》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最重要的启示是，人要追求幸福，要认识自我主体，要为了理想不惜身家性命，不畏生死的考验。
汤显祖塑造了一个光辉亮丽的杜丽娘，她百折不挠，坚定不渝，不畏艰难险阻。在她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了显祖对人性光辉的信念，看到心性之学的“赤子良知”如何绽放在春光明媚的想像世界。显祖一生所坚守的人格尊严，抵拒浊世污染的“掩门自贞”，捍卫真理、不畏 强权的抗疏行动，以及挂冠求去、归隐田园，都与杜丽娘的“情之至”一脉相通。
长期以来，妇女是最受《牡丹亭》感染的读者与观众。杜丽娘的世间处境，展现了明清妇女共同经历的心理挫折及对人生幸福的憧憬。她令明清闺阁中人感动，不但因为她吐露了内心的情怀与对幸福的憧憬，还敢于起而行，走入梦的世界，去追求梦中情人，去实现她对幸福与快乐的向往。梦醒之后，她并不甘心放弃理想，还要去“寻梦”，还把自己的生命投入理想爱情的追索，为“情”而死，而且“虽九死而未悔”，在冥界也不曾忘情，终能因情痴而冲破生死界限，还魂复生，实现了理想的幸福，与梦中情人结合。
对明清妇女来说，杜丽娘的还魂情节当然是不实际的，无法模仿。但杜丽娘的执著与百折不挠的信念，却是当时妇女内心向往的最鲜亮榜样。社会环境不容纳，道德规范不允许，但妇女的内心世界里，幸福的想像却可以翱翔，可以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样去经历美好的憧憬。“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就算此生无法得到，或许，还有来生吧？
汤显祖在塑造杜丽娘角色时，除了考虑到当时的妇女社会处境，还想到自己一生所处的时代困境。现实中有太多的压制与桎梏，有太多悲惨与不平，只有通过意识的拓展，通过想像世界里的追求，才能在梦中实现理想的幸福。这是不是缘木求鱼，这是不是自相矛盾？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的虚幻与自欺？还是在真幻之间追索一条未来的道路？汤显祖在《牡丹亭还魂记题词》中，这样说过：“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艺术的理想，使他看到了青春亮丽的未来，为了筑一条路，他写了《牡丹亭》。
《牡丹亭》的魅力“梦中之爱”亦奇亦真
杜丽娘与柳梦梅相识相爱是在梦中。这是汤显祖的艺术独创。元明爱情剧中男女主人公大都先期在某一场合一见倾心，莺莺与张生佛殿“惊艳”，王瑞兰与蒋世隆“踏伞”相爱，李千金先于“墙头马上”相识裴可俊，霍小玉因紫钗而与李益结亲，或者是现实中的有情人其实前世姻缘早定。唯独杜丽娘、柳梦梅在生前从未谋面，甚至根本未知有对方的存在。杜丽娘只是做了一场梦，梦境中出现幻想中的意中人，“将奴搂抱去牡丹亭边，芍药栏前，共成云雨之欢”。杜丽娘以梦当真、以虚作实，寻找梦中人。
唯其是梦中，杜丽娘少女的心勃然绽放，她的青春的热情与人性的欲望才能没遮拦、无掩饰地自由奔泻。在梦中她摆脱了一切礼教的束缚与人为的拘束，她的心灵与肉身是那样自由舒展，自如张开；是那样青春勃发、激情洋溢。她羞涩而欣然地接受了柳梦梅给她“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在幽闺自怜”的赞美与怜香惜玉之情，她惊喜而温柔地体味着“忍耐温存一晌眠”，与意中人儿“紧相偎，慢斯连，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逗得个日下胭脂雨上鲜”。试想，若不是在自由的梦境中，杜丽娘如何得这“天留人便，草藉花眠”，她如何能与他相识相爱，而且痛快地“幽会”——“做爱”，让“情”如此自由无拘束地热烈奔放一番，以至于使杜丽娘如此刻骨铭心呢！
汤显祖紧紧抓住杜丽娘一“梦”，发挥了一连串浪漫主义的奇思幻想。一是，让杜丽娘去“寻梦”。杜丽娘游园后，“竟夜无眠”，即去花园中寻寻觅觅，“只图旧梦重来”。梦，本是虚幻的，但是却要去“寻”，此又是一奇。奇中以见“情”之真与“情”之坚。二是，寻梦不见，杜丽娘一病憔悴，她就自行描画，“写真”留春。这又见行为之奇。三是杜丽娘一病不起，在中秋之夜情殇，临终嘱将她葬在梅树下，将春容画卷藏在太湖石下。四是柳梦梅“拾画”、“叫画”，竟引来杜丽娘香魂翩然降临，与他夜夜幽■。这是奇而又奇。五是柳梦梅遵杜丽娘吩咐，掘坟竟使杜丽娘还魂复活，令人不胜惊奇。从惊梦、寻梦到写真、情殇、拾画、叫画、回生，都是由梦中之情生发出的一连串奇幻之行。汤显祖是写“梦”的圣手，“临川四梦”《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都以“梦”的构思深化戏剧创意，其中《牡丹亭》一“梦”最为奇幻新颖。汤显祖把杜丽娘一“梦”发挥得淋漓尽致。
梦境的自由流动变幻潇洒，使梦境富有浪漫的诗意，烘托出梦中之情的浪漫浓烈。而其后生发的一连串行动也都是风雅别致之举，充满诗意。汤显祖让杜丽娘之情萌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