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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锦文手枪一拨道：“不关你的事。我们在执行公务。给我带走！”
郑定竹扬臂阻止道：“不能带走。张老先生和隔壁罗先生都是重病人。”
阎锦文冷笑着，“‘重病人’？是避难人吧！”
他眼光里的厉气直逼郑定竹。郑定竹是有备而来，将手里的两份病历卡一亮，又道：“我不懂政治，只会看病，这位张老先生患的齿槽脓肿、尿道炎，眼睛不好，还半身不遂。”
阎锦文抓过来一看，又瞟一眼张澜。此时护士长也挤身进来，扶张澜坐回椅子上。阎锦文抬眼往隔壁一睃，叮问：“隔壁那个什么病？”
郑定竹又亮出另一份病历卡，“罗先生患的是肺结核、糖尿病。喏，上面都记着。”阎锦文审看着，一时有点拿捏不定。郑定竹攫住时机直言：“就是监牢里的犯人还能保外就医，何况他们两位本就是住院的重病人；你要是带走他俩，他俩就会有生命危险，谁敢负这个责？！”
张澜气呼呼地说道：“郑医生，我哪里也不去，要杀头，当着大家的面；我不喜欢背地里被人捅刀。”郑定竹不能不被张澜的气度感染，立马回复阎锦文：“这样，我以身家性命担保！”
阎锦文犯难了。他不得不避开众人，独自来护士办公室电话请示：“……病倒是不假。我怕万一真在看守所死了，上头又要带人去台湾，那我、你局长怕都担待不起呀！……是。”
他回到205病房时，郑定竹已经写好了一份担保书交给阎锦文：“我的车子、房子、一个老婆、三个孩子，全都押上了。”阎锦文匪夷所思的目光又在郑定竹脸上盘旋了几圈，将担保书揣入衣兜。随即通知郑定竹：“205房的人，并到206房去。”
阎锦文转过身又厉色交代手下，“从现在起，一组、二组你们二十四小时轮流监视，任何人不得接触里面的人——”
两组组长着即应命：“是！”
罗隆基见此情景，不由仰头兴叹，“看来，也只有‘浴火重生’这一条路了！那就快来吧！”
其实，罗隆基在心中根本没有料到蒋介石会真对自己下毒手。早在1946年10月下旬，人们翘首企盼的所谓南京“第三方面”和谈又失败了，各民主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大都去了上海，只有充当“第三方面”发言人的罗隆基仍然坚守在南京民盟总部应付日常工作。
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谈判失败，和平无望。美国特使马歇尔于次年1月29日宣布退出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2日，中共也发表了京沪渝等地的中共人员撤离的声明。周恩来在南京新街口中国交通银行三楼会客室约见了罗隆基，对和谈失败的经验教训以及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交谈，并委托民盟代为保管京沪渝蓉昆等处的遗留财产。
当时，罗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并于1947年3月6日在《南京新民报日刊》发表紧急声明：
“兹以中国共产党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撤退在即，所有遗留在各地之房产物资、器材及交通工具，悉委托本同盟全权保管，业于3月5日签订契约，先将南京各种财产造册点数，并请林秉奇律师做证。除分函政府各有机关备查处，特登报声明如上——罗隆基3月6日。”
国共和谈失败，中共代表从南京全部撤回延安，此时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一股脑儿对着民盟发泄，说民盟是“奸盟”，说盟员是“奸匪”，说“民盟已经成了中共操纵指使的工具”。
孙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对民盟恫吓说：“民盟天天打着反对内战的旗号唱高调，实际上是在反政府，不管谁反政府，我们都按处置共产党的办法进行处置。”
为了彻底搞垮民盟，最终达到取缔解散民盟的目的，国民党当局于1947年10月初，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以“贩卖毒品”的罪名逮捕。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国民党当局已经在向民盟及其领导人下手了。罗隆基得知信息，便以民盟副主席的身份，通过合法手续，找行政院长张群进行交涉，要求放人。张群避而不见。南京当局则以最快的速度，于10月7日以“中共关中地委负责人杜斌丞，勾结匪军，密谋暴动，贩卖烟毒”等莫须有的罪名将杜斌丞枪杀。
杜斌丞之被害，民盟感到十分震惊。民盟总部除向蒋介石提出局面严重抗议外，张澜主席还以个人名义在报上公开声明，要“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
这样一来，国民党与民盟的关系越来越僵化与紧张。为了缓解这一局面，民盟以大局为重，推派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叶笃义去找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要求他出面调解一下民盟与国民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不要继续恶化。可是司徒雷登以“不便干涉中国内政”为由而推辞。
10月20日清晨，罗隆基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民盟南京总部机关已被国民党的警察特务所包围，前院后门都设有他们的岗哨，对机关工作人员直至工勤人员都要盘问检查，对出进人员还要跟踪监视，情况十分紧急。
当时，民盟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住在上海，只有罗隆基一人坐镇南京总部。他突然被监控，感到十分气愤，立即打电话向国民党政府及有关当局进行交涉，可是对方不是推脱不了解此事就是给领导人挡驾，不予正面答复。罗隆基孤立无援，行动困难，只好向在上海的张澜主席告急。张澜在寓所召集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叶笃义等人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民盟当前的局势，提出有效的对策来。讨论结果，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推举黄炎培和叶笃义赴南京，会同罗隆基再次去找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
来到南京，黄炎培决定先去拜访一向心平气和的邵力子先生探探口气，不料邵力子以一副非常失望的表情说：“事情弄到今天这步田地，一切都无能为力了，民盟还能怎么办，我看不成仁便成义。”
听话听音，从邵力子的口气来看，国民党方面对民盟的问题已经没有谈判和交涉的余地了。
就在这天，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了《民盟参加叛乱的经过》以及《军警机关取缔民盟活动的办法，限令盟员向政府登记自首》等文章，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一步步给民盟施加压力，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尽管事已至此，黄炎培仍坚持要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交涉。陈立夫传下话说：“不存在交涉，可以与你们接个头，但罗隆基除外，我们不喜欢他，更不会接见他的。”
黄炎培与陈立夫接头后，按照国民党方面定下的调子，搞了一个书面文件，那就是《民盟解散公告》，并于11月6日以张澜的名义在媒体公开发表。
从这天起，南京民盟总部加派了军警特务，对罗隆基的监视更加严厉，几乎失去了行动自由。罗隆基暴跳如雷，十分愤慨。后经张澜再次斡旋，陈立夫口头表态说：“要解除对罗隆基的监视，他必须立即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住医院，费用我们可以包。”
可谁知道，罗隆基这一入院，就被软禁了起来。而现在，上海解放在即，蒋介石居然要对自己下黑手了。
疗养院的夜晚，静谧而森冷。205病房——监控室里，郑定竹递上听装的“伽莱克”香烟，敬着监守的军警。四个轮值的军警毫不客气，拿来就抽，还没忘往左右耳朵上夹。郑定竹套着近乎，“白天的事，你们是过分了，疗养院上上下下都抱不平！”
军警似乎不把好客的郑医师当外人，也叹开苦经，“郑医生，我们是担待不起呀！真闹出个什么意外，你身家性命没了，我们脑袋也‘搬家’了！”
另一军警透着风，“听说……大头儿毛森也紧张着呐！”
“有这么严重？”郑定竹趁热打铁，“你们先抽着，等一下给你们送酒菜、夜宵来。”轮到军警套近乎了，“还是郑医生够意思！”
随后，郑定竹就以查房为由，拐进相邻的206病房。他压低嗓门向张澜与罗隆基通报了外面抓人、处决的情势，很有些焦虑，“再不想办法走，怕走不了啦！”
张澜显然判断着什么，“现在外面晓得我们被软禁在这里么？”
郑定竹摇摇头，“他们封锁得很紧。肯定有鬼！”
罗隆基从反向思维考虑着，“嗯。只有让社会上都晓得了，他们才会有所顾忌。”
张澜立马想定，“找叶笃义。”
从来不问政治，只会埋首医学、治病救人的郑定竹，自己都没有闹清楚，怎么也急着问“政治”！
郑定竹马上拨打电话。叶笃义闻知后，立即转移了住址，赶紧想法营救张、罗二人。
上海军统站。远处不绝的炮声，夹杂着楼上受刑人的呻吟、尖叫声，直给人一种揪心的迫压感。但在毛森听来却分外入耳，这是他的战绩。
他向手下交代道：“你们特别行动队现在的惟一任务是捕杀共产党、民主分子、嫌疑犯，一口气都不能歇！”
队长即刻回命：“是！”毛森特别强调，“另外，派一个分队，把虹桥疗养院给我死死围住。”副队长有点犹豫，“警备司令部阎锦文他们已经监守着。”
毛森决然道：“我要多一道保险。黄炎培给他溜了，张澜、罗隆基我们再不能有丝毫闪失！”
队长提议，“干脆我派人去解决了，保证人不知鬼不觉。”毛森扬手一止道：“要解决也绝不在疗养院里。再闹出一个‘李公朴、闻一多’风潮来，只怕老头子都兜不了。他俩的命，老头子这一两天里就会发落。”
一夜之间，虹桥疗养院几乎成了大监狱。毛森直辖的武装警察，三步一岗地将疗养院围了个密不透风。路人过客见状莫不退避三舍。
二楼的206病房里，罗隆基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