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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逼无奈之下参加起义的沈醉，解放后辗转囚于重庆、北京，其起义将领身份的确认则是在1978年以后，此时，他已垂垂老矣。
至于徐远举、周养浩的落网，那是注定的插翅难逃。
常言道：“狡兔三窟”。当夜徐远举待沈醉一出门，便一骨碌爬起来，又将下午卢汉的副官处长朱子英送来的几张汽车“特别通行证”抓过一张，将沈醉桌上放着的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往口袋里一装，住到了其朋友——与军统一向交厚的朱子英家中。
这时，徐远举的如意算盘拨得哗哗响，他想先让沈醉将当晚的开会情况通报一声，约定第二天由沈醉将他和周养浩、总务处长成希超三人亲自送往机场，提前飞往台湾或海南岛。
很可能由于连日太疲乏，他到朱子英家中后，朱不在，朱家的佣人都认识他，便把他招待在客房中休息。他很快地睡了一夜，这一夜云南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完全不清楚。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9点多钟，他一看朱子英还没有回来，便问朱的副官，朱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位副官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他知道大事不好，连脸都没有洗就跳上停在汽车间外面的一辆小吉普车，从口袋内摸出从沈醉那里拿去的“特别通行证”，贴在汽车挡风玻璃上，又把挂于胸前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证章摘下，换上云南保安司令部的证章，朱家的司机赶出来，他把手一挥：“我自己驾车去找朱处长，一会儿就回，你们帮我收拾一下行李吧！”
当他匆匆忙忙把车开出来，准备到二十六军军部去的时候，正遇上赶来逮捕他的人。他们看见徐远举自己坐在驾驶室内，便把汽车一横，拦住了他的去路，这个双手沾满了无数革命先烈们鲜血的大刽子手，到了这时，也只好把车停下，束手就擒。
周养浩当天上午一看情况不对，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还是被清查了出来。
人间正道是沧桑。几天前，这些魔头操纵着数百人的生杀予夺之权，耀武扬威，转瞬间，已经沦落为阶下囚，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
徐远举等一干人被捕后，关押于昆明陆军监狱。1950年，“镇反”运动开始，沈、徐、周均为“九九整肃”的主凶，人民愤愤不平，纷纷向政府提出处理要求。为有利于这些战犯的改造，1950年5月，西南公安部决定将这些人转往重庆四德村拘留所，后又被转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饶有兴味的是，徐远举、沈醉、周养浩、成希超四人号称军统“四大金刚”，他们同一天在昆明落网，关押在监狱后，彼此又见面了。徐远举挖苦沈醉说：“满以为你卖友求荣，必定荣华富贵，不想你也落到这步田地。”对于周养浩，他更是挖苦讽刺，“徒有少将的牌子，没有少将的风度”。
周养浩则称他“刻薄少人性，五大三粗，不学无术”。
三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只能分隔开来。
1973年初，徐远举因突发脑溢血不治，在北京复兴医院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沈醉活到了八十年代末，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其生前撰述的有关军统的专著，引来洛阳纸贵，他本人更是成了一个“出土的”传奇人物。
暗杀名单上的国民党大佬陈仪，因弟子汤恩伯出卖了恩师，被绑架去了台湾，后被公开枪杀。白崇禧桂系本钱输光，彷徨海南，蒋介石诳骗他说，“我在军事上离不开健生老弟”，远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后，失望地说：“健生自投落网，结局堪忧。”
1949年12月9日夜，成都北较场中正楼。蒋介石围着炉火，望着墙上的耶稣受难像，目光呆痴。毛人凤手捧着电文，战战兢兢地拘立于一旁。良久，一个冰冷的声音如同冰窟里冒了出来：“讲，但讲无妨。”
“总裁，”毛人凤嗫嚅着道：“刚才接到电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四人已公开通电投共，川南的郭汝瑰也步其后尘，叛变投降了共产党。”
“娘希匹！”蒋介石一掌拍在炉案上，霍地立起：“卢汉、刘文辉这些人背叛我，现在连我的学生也背叛我。农夫和蛇的故事，那是哪个讲的？哦！是岳军。怪只怪我们太手慈心软，防患不严，尤其是对这些人不该抱有幻想。就说卢汉，明知他有投共叛国的迹象，我还对他心存幻想，不怪你们，怪我当断不断。”
毛人凤待蒋介石打住话，便试探着问道：“现在我们制裁他几个不稳的异己分子，可以震慑住那些人。”
“晚了。”蒋介石失望地叹了口气，“古人云，做事不可在人后。我们处处在人后，民盟那些捣蛋分子，个个都被共产党从香港、上海给弄走了，各地的封疆大吏降的降，跑的跑，就是上了那张制裁名单，又被制裁了几个？”
毛人凤顿时脸色惨白，惶恐地答道：“总裁，都怪卑职办事不力，有负总裁厚望、党国深恩。”
“不怪你们。”蒋介石依旧大度地一挥手，转过头反问道：“那个陈仪被处置得怎么样？”
“我们已将他转移到台湾，由军统严加看守，绝不会出任何差错。是不是把他立即制裁掉？”
“现在不用。”蒋介石陡地提高声音，双眼满含怒火，“这个陈仪也是我党国元老，关键时候贪生怕死，恋栈荣华富贵，居然策反党国高级将领公开投共。此人虽早上了那张名单，但我一直没让你们执行。为的就是交由军法审理，公开处置，以正告那些异己分子。”
陈仪何许人，怎令蒋介石如此仇视呢？这还得从汤恩伯与他的师生之谊说起。陈仪和杨杰一样，是国民党元老，跟随蒋介石征战多年，深得蒋的信任与器重，先后担任军界、政界重要职务。他官至陆军中将时，汤恩伯年少欲觅个人出路，正苦闷无助，得到父亲老友陈仪的指引和资助，从而得以赴日本进军校。汤恩伯回国后投身军旅，无所依靠。经陈仪的提拔与鼎力推荐，始得蒋介石的逐渐重用与信任。汤恩伯为此感激涕零，人前人后直呼陈为“干爸”。
解放战争后期，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不愿打内战。他决心利用自己与汤恩伯的私谊，策动他起义。于是，陈仪遂写密信给担任京沪卫戍总司令的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汤恩伯为了效忠蒋介石，不惜出卖了自己的老师。他将陈仪的信当即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愤怒无比，认为国民党的惨败都是这些不忠的官员造成的。蒋下令汤恩伯逮捕了陈仪。这时，“太子”蒋经国因为陈仪过去对他的不恭，又火上浇油地奏上了一本。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以敛收民财之时，蒋经国奉命去上海监督兑换民间白银、黄金、美钞。蒋经国为此特在上海组织了一个“青年救国团”约数千人，分头逼迫百姓兑换，并借故查究商人贩卖奢侈品，拘人、查封店铺；不肖之徒，乘机勒索，使蒋经国的金融整顿行动受到了影响。不到三个月，金圆券的币值已不能维持，人心惶惶，举国鼎沸，舆论尤其有烦言。蒋介石见搜刮民财的目的已达到，为平民愤起见，乃下令撤销蒋经国的兑换机构，并令其率领“青年救国团”赴杭州候命。
不久，蒋介石即“引退”下野。适此时美国有一批剩余物资（军火）运抵上海。一批黄埔系军官闻讯大喜，群起要求参谋总长顾祝同予以分配。顾向蒋介石请示，蒋坚拒批发。原来蒋经国意欲用这批美械来装备他的“青年救国团”。蒋介石自然不便一下就发给蒋经国，只叫顾祝同将该批军械运往浙江衢州，暂交蒋经国保管。蒋经国遂令其副团长负责执行。谁知这副团长是潜伏的共产党员，后来解放军渡过长江向浙、赣路急进，这批美械竟原封不动地转到解放军手中去了。
“青年救国团”在杭州无所事事。这批青年原本是乌合之众，良莠不齐，在杭州一带横行霸道，居民不堪其扰，纷纷向浙江省政府告状。省主席陈仪收到的人民控诉书不下数百份，正不知如何处理。适蒋经国由上海到杭州来向陈仪讨给养，说请陈伯伯多多帮忙。本来省政府的经费就吃紧，何况这“青年救国团”是私自成立的，并未向政府登记，这突如其来的数千人的给养，一时实不易筹措。陈仪对蒋经国沉痛地说，“我们既救国乏术，也不应尽情蹂躏自己的桑梓，吾人实无面目见浙江的父老。”说完，从桌上拿起盈尺的控诉书递给蒋经国，叹道：“你看里面控告“青年救国团”的罪状，较诸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
蒋经国接过来略为翻阅了一下，一言不发，转头而去。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以失败收场，正苦闷伤神，无处发泄。今番不独有求不遂，反而碰了一个大钉子。原本就恶劣的心态愈加不能自持。他气冲冲地到溪口去向其父告御状，难免添油加醋，说陈伯伯抨击“青年救国团”类似一群土匪，如此说来，经国是土匪的小头目，而爸爸就是土匪的大头目了。
蒋介石闻言，不假思索，即大发雷霆，立刻打电话给陈仪，把陈仪骂得狗血淋头。未等陈仪答腔，便把电话挂了。次日，汤恩伯便奉召到溪口，随即赶到杭州将陈仪撤职拘押，浙江省主席一职由汤部第七十五军军长周磊接替。
事有凑巧，那时有个闲散军官是陈仪和汤恩伯的小同乡，到省政府求差事，陈因无法安排，就写了一张便条，介绍给汤恩伯酌予录用。汤即捏造事实，谓便条之外，陈仪并致意汤恩伯说，大势已去，不必糜烂地方，倒不如开一缺口让共军渡江。这名闲散军官被枪决以灭口。这段骇人新闻当时曾被上海的各大报纸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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