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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于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热带岛屿上的人来说，1988年并不是一个轻易可以忘记的年头。因为那年有一件事情发生在这座岛上，激起了几百万人对生活的热望和幻想，并使这个一度作为流放地的天涯海角成为一个中心。成千上万的大陆青年像鸟群一样飞来，降落在椰子树的天空下，降落在我已经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土地上。有人提着沉甸甸的密码箱，但更多的人是背着简单的行李，有人甚至连回程的费用都没有备好。许多人把海南建省办特区视为20世纪最后的一次机会，是一趟末班车。那一年夏天，可能是海南岛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天。
作为早在九百年前就迁移过来并且已经在岛上生活了二十代的邢氏宗族的一员，我并不相信奇迹，我相信的是播什么种子开什么花，有多少耕耘就有多少收获，因为我的先人一直过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生活。因此，起初我是没有什么激动的，我还打算在通什教育学院继续《概然世界与人的选择》一书的写作。但是我的朋友、同事和周围的人却已经按捺不住寻找新的陆地、改变生活的激情，他们开始到处奔走呼号，而且不想把我落下。
就在1988年春天，我从广州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回到海口，和朋友走上繁忙嘈杂近乎混乱的街头。大街边到处是新搭起的帐篷，帐篷里冒出了袅袅的炊烟，很多一时还无法找到位置的内地人正在兴高采烈地卖烧饼。他们的皮肤比我要白一些，看得出是从阳光不足的地方来的。我们借买烧饼的机会和他们聊了起来。烧饼要么过火，要么夹生，并不好吃，但聊天还有点意思。他们当中，不少人把自己过去的生活说得很好，只是为了建设海南特区才放弃优厚的生活条件到这里来的。也有人说过去的生活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那就是不够自由，个人的才能得不到充分的发挥，像圈套一样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他可不喜欢圈套。呼啦圈运动曾经风靡一时，现在却几乎绝迹，因为最会转呼啦圈的人，腰椎全出了问题。我无法判断他们说出的话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但这些交谈的内容与我所要探讨的人在不确定世界中自由选择并穷尽生命的可能的理论相当吻合，我想，与其炮制一种理论，不如创造一种生活。于是，我对这个机会也有了跃跃欲试的兴致。在此之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主编、当时名气不小的评论家陈剑晖先生曾透露过这个意思：把我调到他的手下，因为他觉得我待在通什“有点可惜”。
然而，当我再次去找陈剑晖先生时，海口市已经被挤得水泄不通了，几乎每一个机会都有上百人去争取。《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已被晓剑等一些有名望的人占据了。我和朋友找到我现在所在的单位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看了我的材料后，认为此人可以使用。但是，那时候我似乎还没有到对这种单位感兴趣的时候。我又找了《海南开发报》的总编李挺奋，他是个诗人。并没有说得太多，他就接受了我。我成为这份当时影响力颇大的报纸的一名编辑兼记者。说实在的，起初我并没有意思要改变自己的生活，但后来的生活却不由自主地改变了我。到新单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赴东方不磨，在那里，感恩平原的尽头，人们惊奇地发现了含量极高的金矿，通往矿山的道路风尘滚滚。
当时，有人正在组织横渡琼州海峡的游泳比赛。组织这样一场比赛在今天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当时的气氛赋予它特殊的意义。主办这次活动的是北京的一个研究所。由于主办者的急功近利和浮躁情绪，活动组织得相当混乱，运动员在出发地海安吃的住的都很差，在海上也得不到必要的照应，许多人游不到全程，即使有几个人爬上了海口的沙滩，但连一杯饮料都喝不上。一个名叫青山的来自江西的青年没有渡过海峡，也没有返回海安，直到后来，人们才确定这位曾经获得全国蛙泳比赛第六名的游泳好手永远留在了海里。事后，运动员和参与这次活动的《海南开发报》的记者们愤愤不平，上书有关部门，并发表了两篇报告文学。但主办单位还是尽力推诿责任。
几乎在一夜之间，海口市的大街小巷都挂起了各种各样的招牌。许多都冠以“环球”、“世界”、“新世纪”、“国际”等级量很高的词。路上随便遇到一个人，很自然就掏出一张名片来，上面的头衔重重叠叠、密密麻麻。公司里最低的职位是业务经理。有的名片公然写着“中国最有希望的作家”、“当代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我的同事一个月内名片就印了两三次，有些头衔完全是自命的、子虚乌有的。在聚会的场合，经常可以听到别人说那人是某某将军的儿子、某某部长的女婿。人们开口就说某某要人是我的朋友，某某名流是我的哥儿们。每天都有公司在开业，项目在奠基剪彩，洽谈会接二连三。记者们从一个宴会到一个宴会，很是风光。于是有了假冒的记者。我所在的报社持记者证的总共不过二十人，但在社会上活动的不知几多。曾经有那么两次，有两个倒霉的家伙被我们当场揪住。
报社上班在农垦三所六层。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尽管他们的文凭值得考证，但是他们的工作能力是没得说的。他们是最早投奔特区的，后来投奔的人，就投奔到他们那里，一拨又一拨。一个房间里常常会住上七八个，甚至十几个人。会议室也横七竖八地躺满了陌生的人。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做着一个共同的梦想。他们当中极少有人还想着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他们等不及。在农垦三所，每天从早到晚都有人提着沉沉的皮包进进出出，皮包里装着广告合同、项目协议书和寻求合作的意向书。我还是在那里写稿编稿，在那里种豆。但不时有人问我，你要不要橡胶？要不要化肥？要不要地皮？要不要蔗糖？要不要汽车？如果能找到客户，给你百分之三十的回扣，你爬上十年格子也得不了这么多！记得有一次，广告部的一个东北人向我们编辑部的同人推销两艘刚刚退役的驱逐舰，价格相当便宜。同人们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便赶紧给各自的“朋友”打电话。广告部、信息部、经济部集中了各种很能折腾事情的人，他们每天都在挖空心思地策划各种活动，包括大型会议。会议的筹委会中，常常出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样职位的人名。几乎可以这么说，每一个人都成了商人。但海南不可能一下提供那么多的商机。曾经有一两个星期，在各种场合我都听到人们兜售三百吨橡胶。常常是这样，当你正要向对方推销二百吨化肥时，对方却抢先提出：“我有二百吨化肥你要不要？”
第一部分 一条线的牵连第7节 种豆得瓜（2）
机会似乎到处都有，但它转瞬即逝。人们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心事重重又魂不守舍，走在路上眼睛注视着远方。我的一个同事在横穿马路时被撞得头破血流，但是，直到爬起来的那一刻，他都弄不清楚是什么东西把他撞了。单位里人才济济，要找到一个忠于职守的人却很难。只要有一点利益，各种规章制度都可以通融。
作为他律的道德是以熟人社会作为生效条件的，许多人从原来的背景中析离出来，便一下子自由奔放起来，生活也没有了多少顾忌。由于是在特区，一切便可以例外，超常规地去作为。他们用身体和情感去开一些肆无忌惮的玩笑，浪漫的故事就这样发生在海口的夜色里。海口的夜晚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像星星一样闪闪烁烁。所有的墙都是隐蔽着的门，整个社会就像迷宫一样。只要你大胆敲打，就会有洞府敞开；只要你大胆造设，种豆得到的就不仅仅是豆。实际上，由于岛上大量资金的投入，当时种豆得出瓜、种瓜得出金葫芦来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这种传奇故事激励着人们的梦想，他们整天都是云里雾里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轻而易举赚来的钱也被轻而易举地花掉了，花钱的方式也都很相像。那些口袋里装了一点不多不少的钱的人，觉得自己终于有了嘲笑一些美好事物和作贱他人尊严的权力，他们身上一些不太美好的东西也有了表达的机会，别人也有机会充分地认识他们。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把自己赚来的钱小心翼翼地存起来，为自己以后的事业作资粮。当人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无法想开时，他就会把别的一切都想得很开。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除了金钱，人们都很豁达，都无所谓。常常是这样，人们可能为一点小小的利益成为朋友，朋友也可能为一点小小的利益成为仇敌。有时我被夹在其中，我很痛苦，我的身上不止一次被拳头击中，但伤透的是我的心。我活得无辜。
也就在1988年的下半年，我被委以编辑部负责人的职务，尽管工资没有增加，但工作的难度却常常使我难堪。每到发稿时，就有来自各部的同人拿着公司专访、老板特写、产品推介之类的东西要占版面。如果让这些东西都上去，我看报纸就不用办了。但是大家都是“朋友”，上这个不上那个就不好。摆不平便爷爷奶奶地骂将起来，甚至大打出手。有的精明的同事会悄悄地把我拉到我的卧室，把人民币撒在床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老弟，有钱大家花，大家高兴。我并不高兴，我想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社会改革开放过程中，总是阶段性地给人们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每当这个时候，许多人会产生幻觉，认为从此他就不必脚踏实地地生活了。什么都不想种，什么都想得的人也是有的。
我依然记得，在1988年即将过去的日子里，我正在看�